毛岸青：留学苏联能歌善舞，可惜早年颠沛落下疾病，37岁才结婚

细看历史长河，动荡年代，往往豪杰多出。其中不难发现，欲为豪杰，必先承其重，因此有“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之说。

我们的眼睛倾向看到的，是结果，是天降大任后豪杰的伟业和美好生活，然而历史中的每一个个体，每一簇星火，是切切实实过完的一生，是由无数个难过、开心、欣喜、战战兢兢、自豪的瞬间组成的。

一、古来贤俊多坎坷

1923年，湖南省长沙市，一个男孩出生了，看着他，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眼里都是希冀，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取名为毛岸青。此时，为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国民革命正在轰轰烈烈进行，全国掀起群众性革命高潮。

毛岸青5岁时，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后，前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

之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忙得脚不点地，而杨开慧则留在长沙板仓，一边照顾好孩子，一边坚持地下革命工作。

地下革命工作危险丛生，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起“清党”“分共”，无数共产党人失去了生命。1930年10月，杨开慧在工作中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当时毛岸青在舅父母和外祖母家，逃过一难，虽然哥哥毛岸英也被捕，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决定“放长线，钓大鱼”，利用孩子们找出更多共产党员的踪迹，所以哥哥被允许保释。毛岸青和毛岸英得以一起在舅父母、外祖母家生活。

此时，长沙依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下，人人自危。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得知杨开慧被捕，立即写信给毛岸英舅舅，这封信转手好几次才得以送达。

信中指出，孩子们在长沙并不安全，随时可能被拿来作为要挟毛泽东的筹码，也可能被反动派斩草除根，因此，希望大家合力将孩子尽快送到上海，上海已经安排了接应孩子的人。

当晚，一家人便紧急商议如何能让孩子安全抵达上海，局势紧张，需当断则断。最终，全家决定由舅妈李崇德带着两个孩子到上海。

只带了简单的行李，毛岸英改名为杨永福，毛岸青改名为杨永寿，最小的弟弟毛岸龙改名为杨永泰，三人都称呼舅妈为妈妈。

临行前，舅妈李崇德看着三个即将远行的孩子，心中百味杂陈。她将三个孩子带到杨开慧的墓前，让孩子们郑重行礼道别，告诉他们，他们的母亲为了国家、为了革命、为了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斗争和牺牲，他们的母亲有多了不起，可是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国难当头，孩子们也需早早成长起来才能生存，时代需要正直勇敢的年轻人，他们就是未来的希望。

1931年春节前，四人由长沙前往上海。交通不便利，李崇德便领着三个孩子不断步行；坐船的钱不够，只能买到最底层的统舱，便在角落里铺上铺盖，蜷缩着睡；冬日寒风凌冽，滴水成冰，三个孩子却吭也不吭声，防止引来警察和特务。

终于到了上海，毛泽民见到孩子们便忍不住眼泪，不住抚摸他们的头。将孩子送到，李崇德便要回长沙，孩子们却拉着李崇德哭着说：“妈妈，我不去呀！我要跟你回去呀！”

那时毛岸青只有8岁，哥哥毛岸英只比毛岸青大一岁，而毛岸龙才不到5岁。

8岁，放到今天，只是上一二年级的时候，8岁的孩子还只在妈妈怀里打转，可是毛岸青和哥哥弟弟们已经受足了生离死别之苦。

三个孩子在毛泽民的安排下进入了大同幼稚园。大同幼稚园是董健吾受党的任务建立起来，收养在上海的烈士遗孤和党的领导人子女的幼儿园，在大同幼稚园，孩子们受到了爱护和良好的教育。

然而，1931年夏天，负责经营大同幼稚园的同志们暴露了，有的被捕，有的不得不远走躲避逮捕。董健吾不得已暂时远走躲避，三个孩子过了一段流浪的生活。

“我除了没偷东西，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别的都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睡马路呀，给人拖地板呀，从垃圾箱里找破烂呀，全干了。”毛岸英后来回忆起来，这样说。

当时毛岸青与毛岸英在上海外白渡桥，桥面陡，拉黄包车十分费力，两兄弟就帮着推黄包车，推上去就给一点钱。

然而，颠沛流离中，最小的弟弟毛岸龙却不见了。

二、金鳞岂是池中物

后来毛岸青和毛岸英便上街卖报。有一天晚上拿出挣的钱，却发现毛岸青手中有很多假币，一天的活白干了，加上本钱，还赔了很多。回想起来，便认定是外国水手给的假币。

当时的上海，外国人作威作福，耀武扬威，不把中国百姓当人看，每日上街，毛岸青看到的都是受苦受难的中国老百姓，不仅悲从心来，愤而跑到街上，在墙上写下了“打倒洋人”四个字，但毛岸青刚写完就被印度巡捕看到了，印度巡捕用力掌掴了毛岸青，毛岸青直接跌倒在地，头痛欲裂，之后便是一顿暴打。

等毛岸英赶来，将毛岸青背回家，请来医生，医治已经晚了，从此岸青落下了时不时便头痛和神志不清的毛病。

《觉醒年代》中的陈延年和陈乔年不愿接受父亲陈独秀的生活费，而对于毛岸青与毛岸英来说，流落在外，同样无依无靠。

这两对兄弟却都抱着远大的志向，不在凌辱中丧失自尊，不在痛苦中迷失自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即使干着体力活，他们也会尽力学习，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到了1936年，毛岸青和毛岸英流浪五年后，生活终于迎来了转折。地下组织找到了二人，将二人转送往莫斯科，在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上学，这是共产国际专门为共产主义运动者设立的学校。

此时，二人依然用化名。老天不负有心人，在学校毛岸青努力学习，补足曾经落下的知识，在1945年考入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

在莫斯科上学时，毛岸青依然牵挂着祖国，完成学业后，更是迫不及待想要回国。1946年，哥哥毛岸英回了国，更是让毛岸青迫不及待，次年春，毛岸青如愿回国。

即将回国时，毛岸青便和毛泽东通信，规划自己回国后的事宜。因毛岸青从小漂泊在外，青年时期更是在苏联度过，对农村不熟悉，他便主动说自己希望到农村锻炼，为土改做一份贡献。

毛岸青俄语比汉语的读写流利，也更习惯苏联的生活饮食习惯，刚到农村，不会用筷子，说话不流利，不习惯吃酸菜和冻豆腐，但是却一声不吭，自己慢慢适应。

不熟悉珠算的算法，就每天跟工作队的同志们联系，常常练着练着就忘了吃饭，晚上回去也勤加练习，最后成了工作队里用算盘统计最快最好的人。

闲下来的时候，毛岸青就用自己的才艺调动队伍里的气氛。毛岸青能歌善舞，在苏联也学过很多乐器，尤其擅长吹长笛。毛岸青在1948年加入了克山中学文艺队，参与慰问演出，和队员们欢快地唱歌跳舞，教同志们苏联的歌曲。

真正要下地干活的时候，毛岸青二话没有就和农民干同样的活，一起春播。春寒料峭，毛岸青就不断给大家讲故事，唠嗑，只要是毛岸青在的队伍，气氛必定其乐融融。

从1947年5月到1948年5月，毛岸青参与了一年时间的土改，当土改顺利结束，克山的黑土地焕发着生机，农民的脸上都是喜悦，一年中，毛岸青都是以“杨永寿”的名字与队员同吃同住，从未说过自己是领袖的孩子。

土改后，毛岸青便一心扑在研究工作上，在中宣部从事翻译工作，先后参加翻译了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书。

天妒英才，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因抗美援朝而牺牲，毛岸青没有了一直以来榜样一样的哥哥。

之后几年，被印度巡捕打伤，落下的困扰毛岸青的病根反复发作，毛岸青放下工作，遵从组织安排，先前往苏联治疗，后在大连疗养。

可能一生坎坷，老天终于肯给毛岸青一点怜悯，在疗养期间，他遇到了陪伴自己一生的伴侣——邵华。

三、此心安处是吾乡

1958年，毛岸青被接到大连市南山宾馆，由于治疗需要使用激素，毛岸青身体一下浮肿起来，面容憔悴，但与以前相同的是他那或忧郁或活力迸发的眼神。

两年后，毛岸英的岳母张文秋也到了大连疗养，带着正在北京大学上学的邵华顺便看望毛岸青。

邵华原名张少华，姐姐思齐与毛岸英结婚，常常随姐姐姐夫见到毛泽东，听着他们谈天说地，不由心生羡慕，便央求家里人送她去上学，自己勤奋读书，终于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但邵华却从未见过姐姐姐夫口中的弟弟“毛岸青”。

当年邵华的父母结婚时，毛泽东便到场祝贺，祝词却不同于他人，是希望二人早日生女儿，最好是刚好能对上和自己家里的儿子，结下亲家。

没想到当年戏语成真，姐姐思齐嫁给了毛岸英，但是毛岸英却在抗美援朝时牺牲。此次张文秋带着二女儿，也是有“相亲”的心思。

因为是冬日，毛岸青与邵华见面时，刚好下了大雪，雪后阳光洒在地面上，好看得紧。毛岸青见到张文秋便赶紧问好，看到邵华更是眼前一亮——邵华耳畔两条麻花辫，阳光映在眼睛里，双眸似水，眼睛像雪水冲刷过的青天一样。

“岸青大哥，你好！”

“啊，你是邵华妹妹吧，你好，你好！”

二人亲切地握手，张文秋也未想到，他们会一见钟情，从此相伴余生，相扶走过风雨。

见面之后，便是一起吃饭、一起在舞会上跳舞，等邵华回到学校，便是一起鸿雁传书，以信件寄托情感。“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鸿雁传书，传的是相通的灵魂和相同的思想。

对毛岸青来说，邵华开朗的性格就像冬日的暖阳一样，他自幼无人同他玩耍，只有大哥和记忆中的弟弟，以及身边不断来了又走的大人，邵华却是一个小太阳，无论他人是否阴郁，她的光亮总是无尽的。

毛岸青4岁与父亲相别，7岁与母亲分离，此后坎坷困苦，终于到了发挥才能的年纪，却病倒了。

然而，自与父亲相聚，他便一直记得父亲的叮嘱：恋爱自由，要打破不平等的门第观念，在选择与自己共度一生的人时，要有共同理想，志同道合。

互通书信时，毛岸青和邵华聊人生、聊理想、聊革命、聊马哲……二人的心逐渐靠在了一起，终于在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二人完婚。此时，毛岸青已经37岁，终于找到可以共度一生的伴侣。

婚后，二人也是互相成就，互相照顾。毛岸青喜欢读俄文，邵华就跟着学会了俄文，因此毛岸青找不到合适的话而蹦出几句俄语的时候，邵华总是能知道他的意思；邵华喜欢到处走走看看，毛岸青就陪着她到海边和公园里游玩；毛岸青健忘，生活自理能力差，邵华虽然年纪比毛岸青小，却生活上无微不至照顾他……

1970年，二人的孩子出生了，毛泽东给孩子取名毛新宇，意为一片新天地。

曾经毛岸青流浪他乡，无所依靠，然而现在二人相互依偎，有了孩子，有了安稳的生活。

苏轼身处逆境时，曾写下“此心安处是吾乡”，对于毛岸青来说，我更愿称之为“何处皆为心安处”，因此“何处皆可称吾乡”，在上海，他与哥哥相互支撑，建立起来不大的一块心安处；到了农村，他可以抛下曾经建立的一切生活习惯，努力投身土改，和队员们真诚相对；在医院，他尊重所有人，不以自己的身份或者病痛作为理所当然的特权。

对于毛岸青和邵华来说，他们在刚好的时代和年纪遇到了彼此，即使此时37岁的毛岸青已经是那个年代的“大龄”男青年，可是最终二人可以走到一起，理想、知识甚至灵魂，牵绊住他们的一生。古来贤俊多坎坷，然而贤俊当知天公必将重抖擞，努力生活，坎坷并不一定就持续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