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李鸿章曾告诫后人：倘若想中国没后患，必须先灭其国

一百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西方列强四起，都对地大物博的中国虎视眈眈。

尽管晚清政府腐败落后，但是依旧有能人贤臣尽心尽力想要做出一番事业、挽大厦于将倾，李鸿章就是其中一员。

尽管历史上对于李鸿章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是仍旧不可否认李鸿章对晚清政府的贡献，以及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人物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李鸿章对其他国家的态度我们今天暂且不聊，只说说他对日本的态度。

李鸿章对日本的态度变化以甲午战争为主要分界点，战争之前，李鸿章对日本的态度经过了“联日”、“防日”、“师日”的复杂发展过程，但始终贯穿着明显的“轻日”思想。

战争之后，虽然李鸿章还保存着“师日”趋向，但“制日”的思想就成为了主流。

李鸿章看清日本为后患

十九世纪上半期，中国与日本原本还处在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但是同样闭关锁国的中国与日本相继被西方列强打开大门，这让清政府对日本产生了同病相怜之感。

韩小林在《论李鸿章的日本观》中写道：“臣伏查日本，古倭奴国，在东洋诸岛国夙称强大，距苏浙闽界均不过数日程。元世祖以后与中国不通朝贡”。

李鸿章经过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素，开始主张对日本诱以小惠，想要与日本一起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

此时的李鸿章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和先进，不仅与日本生出唇亡齿寒的感觉，也同样看到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的变化。

李鸿章看到日本在西方广泛的购置机器和船舶，开始大范围地仿制西方诸国的枪炮和铁路，还遣派大量的人员前往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工艺，以强大自己的国家。

反观晚清政府，近年来与西方列国没有邦交，两方知之甚少。鉴于眼下的实际情况，李鸿章不但想要遣使往西方诸国，更要笼络近在肘腋的日本。

可即使此时李鸿章“联日”的态度明显，但是仍旧对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论李鸿章的日本观》中明确地记载着李鸿章曾说过：“中国暂未便派员久驻，日本近在肘腋，勇为中土之患”。

除此之外，在给奕䜣的信函中也明确地写到，他认为今天的日本也会成为来日的寇匪，原本日本就与中国相邻，唯有中国自强不息、国力强盛，这样日本才能永远的臣服、依附于中国，一同抵御西方列强。

可如果一旦中国国力衰弱，那么日本也会加入到瓜分中国的队伍中去。

在遭受到了西方列强攻击的晚清政府，不仅正视了西方列强的迅速崛起，如李鸿章这样的外交人员也同样开始正视了日本也在悄然崛起的事实。

由此带来的威胁，让晚清政府的官员们穷则思变，李鸿章在同治九年上奏的《尊议日本通商事宜片》中就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联日”观，想要以此稳定敌友未分的日本。

李鸿章的这一观点在数年之后顺利实现，在双方的积极促进之下，中日第一次携手共御西方列强，可李鸿章这“联日”的观点终究是昙花一现而已。

甲午战前李鸿章的“防日”

就这样，在甲午战争之前，把日本看做一衣带水的邻邦兄弟的晚清与其开始了短暂的联合时期。可是，日本本土国土面积小、资源匮乏，很快就生出了狼子野心。

1870年前后，为了缓解自己国家的危机，日本不顾合作情谊，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那之后，日本前后入侵了中国的台湾地区和琉球地区。日本这一系列不顾道义的军事行动，无疑引来了晚清政府的关注。

此时，国内的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起这个弹丸小国，对其近几年的发展和与中国的关系做了深刻的分析。此前就对日本身怀警惕之心的李鸿章面对日本与日俱增的威胁，快速地转变了对日的态度。

那昙花一现的“联日”观点飞灰湮灭，取而代之的是“防日”的观点。据《论李鸿章的日本观》中记载：此时，晚清政府开始出现了“海防”与“塞防”争论。

而外交重臣李鸿章则极力主张全力进行“海防”，且把防备日本放在“海防”的首要位置。李鸿章把日本对中国的威胁看在眼中，面对变法后日益强大的日本，那时的李鸿章满是忧心忡忡。

他曾在与同僚的书函中明确地表示：日本“事事取法英美，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积弱至此而强邻日本，我将何术以处之。”

并且明确了清政府海防的大方向“海防一事，仅备日本，非为西洋而设”。凡此种种，无一不表明李鸿章对日本这一后患的担忧。

此时，眼见着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一点一点的变强，李鸿章也开始渐渐地关注让日本变强的西方先进工业机械。

伴随着日本的日益做强，此时的李鸿章由此前的“防日”为基础，渐渐地也生出了“制日”的想法。

尽管此时，清政府中的一些主战派官员开始萌生了“东征日本”的呼声，但是对国家情况了如指掌的李鸿章却一力主张用外交手段代替战争手段解决日本问题。

当时的李鸿章无疑是明智的，他深深地明白只有自身强大才是立足于国际社会的最大资本。对日的战争根本无法从本质上给中国带来国际地位，只有变法图强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李鸿章一面警惕着这卧榻之策的强敌，营造安稳发展的环境，为国家壮大争取时间，一面在国内大力推行改革变法，给自己的国家争取到更为有利的国际社会地位。

李鸿章看似“软弱”，实则用心良苦。

战后李鸿章对日转态度

但是，敌人永远不会给你休养生息的时间，1894年至1895年，中日在战场上展开了直接的较量。清朝这个庞然大物的天国上朝梦碎，被一个弹丸小国击得粉碎。

中日甲午战争以晚清政府失败告终，一时之间割地赔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协议，虽内心极度不甘不愿，但是为了开展战后恢复，让面目疮痍的中华大地再现生机，只能含泪成为“历史的罪人”。

但是，尽管战败，李鸿章依旧头脑清晰、气度十足。在1985年前往马关谈判时，李鸿章就十分坦然地向伊藤博文承认了甲午战争为中国带来的利和弊，他说：“此次战争中，有两处好的结果。

一是日本利用欧洲式海陆军组织成功，证明黄色人种绝不亚于白皙人种;二为因此次战争中国侥幸从长睡迷梦觉醒，此实为日本促中国自奋，助中国将来之进步，其利可谓宏大，故中国人中虽有怨恨日本者众多，我反而多感谢日本，且如上述中日两国为东亚两大帝国，日本拥有不逊于欧洲各国之学术智识。”

此言虽多是自嘲的外交辞令，但是在自里行间更能看出清朝当权者对自己开始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对当代的世界各国势力和世界格局开始了新的认识。

李鸿章一边接受着战败给国家带来的沉重负担，一边想着办法怎样快速恢复国力，还不忘总结战争中的得失厉害，更主要的是时刻谨记“制日”的思想。

此时的李鸿章再也没有了之前“轻日”的思想，虽然此时仍是“制日”观点为主，也开始萌发了“师日”之心。

于是，满朝上下也渐渐地开始有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日本，更多的人寄希望于改革来挽救日益陈旧腐败的晚清政府现状。

一时之间改革变法成为了时代的潮流，或社会人士自发，或政府统一行为，有太多的人开始了向西方学习先进工业、机械、知识……作为朝廷股肱之臣的李鸿章也不例外，但是作为外加重臣，他远比别人想得要远一些。

因此，无论怎么向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学习，“制日”的思想始终贯彻，因为在他心中日本始终的自己卧榻之策的祸患。

思想转变急切陷入被动

尽管李鸿章的思路正确，看法清晰明确，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想要急切恢复国家实力的李鸿章仍旧操之过急，把自己陷入了被动的境地。

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为了让清政府有更为稳妥和长久的缓冲恢复时间，李鸿章为中国找来了强大的“外援”——俄国。

这时的李鸿章企图用拉拢俄国给清政府一个保护伞，让刚刚战败的清政府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于是，在1896年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

谁承想，这一下竟是引狼入室，这个强有力的“外援”不仅没有达到制约日本、保护中国的目的，反而成了日后东北一系列危机的导火索。当然，这是后话，在这里我们略过不提。

这次战争的失利，对于李鸿章来说可谓是冲击巨大，这样如梦初醒的状态让李鸿章急吼吼地为自己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俗话说得好“大事要静，急事要缓，事缓则圆”，老祖宗诚不欺我。在这样急吼吼的情况之下，李鸿章难免出现了纰漏。

李鸿章没有静下心来把自己的不足找一找，从自身出发寻找问题的根结，先急吼吼地把俄国拉入圈内，这无疑就被列强所利用。

如同之前拉上日本共同抵御列强一般，此时的李鸿章把战后的一切事务的办理都指望着列强从中调停。可想而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面对积贫积弱又地大物博的中国，西方列强怎能不两眼放光。

在对日方面，李鸿章虽然认清了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后患这一事实，但是还没有认识到日本对中国侵略的野心。希望还如之前一样，通过外交手段恢复两国安宁，以为自己赢得自强变法的时间。

但是，剧本并没有按照李鸿章的安排走下去。这就使得，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注定即使他永远在积极地为国家奔走，但是历史依旧成为一个失意的政治家。

在签订了《马关条约》不久，与列强周旋之间再一次迎来了人生最后的失意和黑暗的时刻。联俄制日的外加方针彻底失败之后，晚清政府不但没有如愿迎来恢复的时机，又再一次签订了《辛丑条约》。

凡此种种，李鸿章的错误知道方针和并没有彻底转变的思想都导致了对日外交和战争的失败。

李鸿章想要晚清政府自强求富的思想至此七零八落，再无重拾旧河山的孤勇之气，而李鸿章的在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被摧毁之后，精气神也渐渐地消失，李鸿章联俄制日的方针彻底的失败了。

只留下对日本的防备之心和“制日”的观点仍旧深深地刻在每一个后人的心中。

结语

此后种种也无一不表明了李鸿章当年的想法的正确性，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之心从没有放弃过。

只要一有机会，日本对于地大物博的中国邻居从不会手下留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为中华大地带来的灾难就是血淋淋的事实。

虽然，英雄的中华儿女最终战胜了无耻的侵略者，但是我们仍要时刻谨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

如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都要谨记，时刻加强自身的能力才是硬道理。

参考文献

[1]张章,论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对日外交思想社会科学Ⅱ辑；哲学与人文科学·中国近现代史；社会科学Ⅰ辑·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哈尔滨学院学报》,2018年.03期116_119

[2]韩小林,论李鸿章的日本观哲学与人文科学·中国近现代史；社会科学Ⅱ辑；《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06期102_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