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清律例》入手，深度分析清朝赈灾期间对耕牛的保护制度

耕牛对于古代农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牲畜，因为古代的技术不发达，耕地播种往往要依靠耕牛。所谓“有田无牛犹之有舟无楫，不能济也”。特别是当发生了灾害后，耕牛就更加重要了。所以，这时政府不仅会严禁宰杀耕牛，还会实施借贷耕牛制度，以此来帮助百姓躲过灾害难关，使农业生产尽快得以恢复。那么，在救灾期间，清代是如何实行耕牛保护制度的呢？

中国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耕牛保护制度了，比如西周时期就曾规定，诸侯不准无缘无故杀牛。而到了清代更是明文规定，禁止宰杀耕牛，因为耕牛是开垦田地，播种粮食的必需牲畜，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而世间可以吃的食物何其多，又何必宰杀耕牛呢？

不仅如此，清朝的《大清律例》中还规定，所有宰杀耕牛、私自开圈店或是贩卖耕牛的人都要受到一定的刑罚。第一次犯法的人，戴枷两个月，杖刑一百；再犯，发配到附近充军。即使杀的是自己的耕牛，也会按照盗窃耕牛的罪行来判。如果宰杀别人的耕牛，那受到的刑罚就更重了。

而在传统的荒政中，历代政府都将禁止宰杀耕牛作为救灾的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所以在灾荒期间，禁宰耕牛的制度就会执行得更加严格，具体的举措一般有以下这三方面第一，严厉打击私自宰杀耕牛的人或知情不报的人。在清代的诸多赈灾案件中，特别强调要严惩私自宰杀耕牛的人，邻居发现了也要及时禀报，若是有知情不报的人，也一起治罪。

在康熙三十年的时候，湖北省隔壁的陕西曾受灾，因大量的灾民途径襄阳等地去他乡寻找食物，从而导致湖北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这时，湖广总督俞森提出，在这个非常时期，必须严禁宰杀耕牛，如果发现有私自宰杀耕牛的人，邻居要上报保甲，保甲再上报县衙，立刻派人捉拿，治他重罪，并再罚十头牛，送给那些没有牛的贫民。

如果邻居或保甲知情不报的话，也要一起受罚，绝不姑息。而诸如此类事例在后来的乾隆、道光、光绪等年间都曾发生过。

第二，对私自宰杀耕牛的行为要细密防范。清代时曾经有人提倡，在饥荒年间禁止宰杀耕牛的同时，还要禁止屠户不得夜杀。因为所有偷盗耕牛来卖的人在一天内的不同时段，价格也不相同，其中夜间的价格最低，因此很多人会选择夜间杀牛。此外，还要规定屠户不能住在偏僻的村落，如果住在偏僻的村落，罪名和私自宰杀耕牛一样，坐十家。这些规定非常细致周到，目的就是希望“宰杀者或可熄迹矣”。

而且，为了保护耕牛不被私卖或流逝，在发生灾害期间，政府会严禁百姓买卖耕牛。在乾隆八年发生的直隶灾害中，因为缺少水和草，很难养活耕牛，所以很多百姓纷纷贩卖耕牛，有人甚至趁机由此牟取暴利。

所以，直隶政府便发布了禁止农民卖牛的告示，宣称要想借籽种，必须出示牛具，如果只有田地而没有耕牛的话，不准借籽种。对于挟带银钱，在村落以低价收买耕牛，再谋取暴利的牛贩子，则要分别把他们拿下，再治以重罪，并且把贩卖的所有耕牛都送入官府。

第三，强化地方官员督查的职责。清朝律法对于那些失察私自宰杀耕牛的地方官，也专门制定了相应的惩处条规。雍正七年时，制定了各级官员对私宰耕牛的人不实力严查的话，也将受到惩罚。

乾隆十三年，规定凡是失察私宰耕牛的地方官，按照失察耕 牛的匹数，进行量刑。乾隆三十年，又更加细分了相关处分，对于失察的地方官，根据失察耕牛的数量，进行相应的罚俸。而在灾荒期间，之所以难以铲除私宰耕牛的行为，大多和地方官忙于公事，没有留意有关系，所以，地方官应该要加强督查。

对于私宰耕牛的行为，应该“亟行出示严禁，并于因公下乡之时谆切劝诫”。也要及时督查乡保等，如果有违法的人，应该按照律法惩治，不能宽纵。此外，除了严加禁止以外，还要多劝导百姓不卖和不杀耕牛。

在发生饥荒的时候，要想禁止百姓私卖宰杀耕牛可不容易，“贫民遇灾，口食尚且难顾，虽有耕牛，无力喂养，往往鬻于私宰之人”。而在灾后的农业生产中，不仅要严禁宰杀耕牛，政府还要采取多种措施来鼓励灾民保护耕牛，并向灾民借贷耕牛，以确保农业生产能够顺利进行。

比如在乾隆三十六年的时候，山东一带发生水灾，乾隆下令发放牛具，并且不须再归还。不过相比之下，更多的还是借贷耕牛，在清代的很多救荒书中，都强调借贷耕牛是救灾的一个重要程序。因此，在中央的控制下，官府出资借贷耕牛已经成为了救灾的重要环节。

第一，借贷耕牛的方式。借贷耕牛的方式有很多，直接借给耕牛就是其中之一。比如在乾隆八年的时候，河南淮宁等地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又因为很多耕牛被伤，导致没有牛具开垦。于是户部便批准河南巡抚让各府县借出牛具，以此安抚灾民。借贷耕牛还有一种方式是政府借给灾民银两，让他去买牛和养牛。

在乾隆八年的直隶旱灾中，直隶总督高斌就曾提出了具体的借贷耕牛的方法，就是指缺乏耕牛的人可以选择雇牛，每亩地借雇25文。有多余牛力的人家，可以帮助外出的贫民耕地，也按亩借种，他本人回来后，可以酌情给利润。有些有牛却没有田地的人可能会把牛卖了，高斌便提出在八月和九月借给他5钱银子，供他饲养耕牛，如此“彼此相资，民所乐从”。

第二，牛只借贷的征还。农民借贷牛只，可以用钱谷来抵还，至于抵还的时间，一般是“耕种到秋，应照数还官”。不过，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因为借贷牛只而应该归还的钱粮可以得到豁免。还有因为皇帝出巡等原因而借贷的牛具银两也可以得到豁免。而除了豁免征还以外，清廷也会对借出的牛具银两给予缓征，缓征的时间一般是三年或五年。

第三，耕牛的筹集。借贷耕牛所需的牛只，一般由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负责筹集。在乾隆十一年的时候，直隶省庆云县极为贫穷，灾害过后，已经很少耕牛了，于是署直隶河道总督刘于义奏准拨款三千两，到张家口采买耕牛，并送交庆云县的平民百姓。

《户部准例》中规定了一部分省份因为水灾导致耕牛流失的补偿标准，比如陕西每只耕牛给二两银子，甘肃省则每户给五钱银子等等。当然，如果要动用地方财政去采买耕牛的话，必须先报中央批准。而除了官府拨银之外，清廷也鼓励地方官通过捐输等方式来筹集耕牛。

此外，官府在灾后保护耕牛方面也因地制宜地制定了一些办法，从而丰富了借贷耕牛的内容，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设立当牛局。当牛局是救灾时的一个临时机构，官府先出资设局收买灾民的耕牛，等要耕种的时候，再让牛主赎回去。

虽然严禁私宰耕牛，但有些灾民在无奈之下，依然会做出私自宰杀耕牛的行为，这就令官府的救灾工作更加难办，“为上者苟不预为筹及，则将来灾複既去，而元气遂不能复，此其为患亦正不小也”。而设立当牛局的目的就是在为灾后恢复做充分准备。

清朝时期做得最好的是道光年间江苏省设立的当牛局。道光三年的时候，江苏遭遇了严重的水灾，当时江苏的按察使林则徐便设立了当牛局，效果显著。不过作为救灾的临时机构，当牛局的公务极其繁多，极大地考验了州县的救灾管理能力，“设局兴办，必须先有收养之所，而经理照管喂养一切费用，亦非易易”。不过当牛局确实在救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此，在不少的赈灾案中都得到了推广。直到民国时期，当牛局依然被认为是救灾良策而得到实行。

耕牛在传统农业生产中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清代政府才会在救灾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保护耕牛的制度。不仅严禁私宰耕牛，还实行了借贷耕牛制度，而清代借贷耕牛的政策也较为灵活，在借贷方式、借贷征还的时间和方式上都能做到结合实际情况而为。

同时清廷也鼓励地方官员在保护耕牛方面因地制宜，随时制置。“善为政者不狃于目前，而必兼顾夫事后”。此外，当牛局的设置不仅充分体现了地方官员在救灾过程中的积极面对，也反映出了清代临时救灾机构的运行过程和效果。

不过，借贷耕牛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的困境，比如说胥吏和土豪相互勾结，导致借贷耕牛这个惠民政策变成了累民政策。除此之外，也有人质疑当牛局在运行过程中，办法不够完善，有事倍功半的嫌疑。“始则篷厂结成邨落，继即刍茭堆如冈阜，当牛一千头，招牧五百口，就此以薪以蒸，以雌以雄，便无刻不滋事，局员昼夜约束，非一人之耳目所能周，故承乏是役者咸恨”。

到了晚清时期，也有人建议效仿西法，用机器来代替耕牛，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减少滥杀耕牛的现象。而这个观点也反映出了传统的农耕技术正受到近代科技的影响，逐渐开始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