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基督教教徒数量的增长，东汉时期谶纬与经学之间的矛盾

显著增长的基督徒数量

罗德尼·斯塔克在《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中用人口增长模型模拟和计算了基督徒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四世纪中期的人口增长趋势。

也就是假设公元40年基督徒的人数为1000，而每10年增长40%，到公元300年，基督徒的实际人数为6299832人。虽然客观上讲，这种简单的人口模型是无法正确反映真实历史社会中的信仰传播和人口增长的，例如教会总会遭受突如其来的宗教逼迫或是瘟疫的打击。

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一宗教人口模型不仅符合现代宗教传播理论的增长数据，其中的大致节点同历史文献中所显示的基督教人口也出入不大。例如在公元二十几中期，模型显示当时的基督徒人口数量约在40000余人，这一数据和威尔肯斯对于当时基督徒人数的研究基本相符。所以在君士坦丁召开尼西亚会议前，基督徒的数量至少也在一千万以上，到了公元350年，则会超过三千万人。

当然，随着数量的增多，这种增长率势必下滑。“归信的曲线是渐进的，在一定时期以后，归信的递增势头就减弱了。”但君士坦丁的青年时期所面对的正是基督教徒迅猛增长的时期，哪怕经历了戴克里先和加勒里乌斯的宗教压迫，基督教的迅速崛起依然是一种浩大的趋势。君士坦丁最终对于基督教信仰的选择和召开尼西亚会议确定帝国意识形态的决定同当时可预见的基督徒人数的迅速增长和其社群同罗马社会本身的融合密不可分。

此外，阿道夫·哈纳克的《基督教会在前三个世纪的使命与扩张》一书中，极为详尽地展现了早期基督教会在各个地区直至公元325年的扩张和人口数据。在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后，教会很快就遍布了整个罗马帝国所在的世界，约公元190年，德尔图良惊呼，“现在，几乎每个城镇都有基督徒。”

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各个行省都出现了基督教的教会，教会间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到了奥利金时期，他承认在部分地区基督徒还处于相当少的地步，但保持着大量而稳定的增长，并推断会取代所有宗教成为无可匹敌的统治者。在二世纪末到三世纪初，基督徒数量显著增长，还在各地建立了家庭教堂和城镇教堂。

虽然在许多地方，以当下的文献无法证明在尼西亚议会以前就有相当数量的基督教社区存在，但尼西亚会议的参与者名单本身就是一件可靠的证据。其包含的省份包括：埃及、底比斯、利比亚、塔波利斯、巴勒斯坦、阿拉伯、亚该亚、色雷斯、赫勒斯滂、亚细亚、卡里亚、利西亚、吕底亚、佛里吉亚、潘菲利亚、加拉提亚、皮西迪亚，本都、卡帕多西亚和亚美尼亚等地。哈纳克还详细论述和估计了腓尼基、安提阿、埃及、小亚细亚、潘诺尼亚、罗马和高卢等地区的基督教徒数量。信徒增长的数据和模型都证明了325年的基督教已经做好了接管整个帝国公共宗教领域的准备。

谶纬与经学之间的矛盾

东汉初年儒家思想内部反而分裂和冲突主要就是两个矛盾，一个是谶纬神学同经学学术思想的矛盾，另一个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间的矛盾。最主要的是第二章所提到的谶纬思想同儒家意识形态的结合，及其同传统儒家经学思想的矛盾。

正如前文所说，谶纬思想本身自西汉末年开始盛行，是当时人们使用阴阳家学说同儒家思想相结合以解释客观世界的工具。直至东汉初年被光武帝宣布作为官方裁决的原则信条，其思想内容同经学体系一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没有解决。光武帝对其越是维护和崇奉，儒家经学思想们反对的浪潮也就越激烈。

当然，谶纬思想能够被纳入儒家意识形态体系之中，成为符合当时人们解释客观世界和儒学经典的工具与尺度，也并非没有儒家内部的支持者的，在东汉初期有例如班彪、贾逵、王梁等人。他们寄希望于利用谶纬思想巩固和维护儒家思想与东汉政权的统治，以图谶和神化的儒家经典来获得整个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认同与支持，使不太平的天下迅速安定下来。

班彪在《王命论》中宣扬刘氏的统治继承了唐尧之火德，是上天注定的。还举例高祖斩白蛇、赤帝之符等祥瑞以证明天命与汉祚永昌：“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皇帝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

但比起少数运用和融合谶纬思想的儒士来说，更多儒士都对于谶纬思想持一种反对和批判的态度。如大儒桓谭、尹敏、郑兴、陈元、杜林等人。例如“依经守义”的郑兴，他还因为在光武帝征求关于图谶的意见时明确表示“不为谶”而被斥责，最后尽管他“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而“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但即便是得到了专制皇权的支持，谏言反对谶纬学说的大儒也是层出不穷。同样是因为儒家思想历经西汉后期和两汉之际，经义之学拥有了强大的教化影响力和士族化的大量儒生支持。东汉立国也对于正统经学尽力推崇。

“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边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这两种思想的激烈冲突在桓谭被贬，光武封禅之后也没得到消解。儒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巩固和完善需要进一步的调整经学同谶纬思想的结合与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