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雀艺术史论｜《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

长期以来，笔者对梁启超的认识停留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标签上，貌似在戊戌年之后，这位人物就从中国历史上不再重要。但在备考的过程中，梁启超的学术成果逐渐呈现在我的眼前，仅仅是“对新史学的提倡”，以民众的史学代替君王的史学俨然是一次思想革命。关注梁启超能够在他身上看见中国学术在近代过程中的转型经历。

据作者序言，《清代学术概论》的书写缘由，本是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为的序言，无奈梁氏用力书写，一时竟胸臆阐发，只能单独成为一本小册。《清代学术概论》是对清代近300年来以儒学为核心的学术史展开的梳理，详细地介绍各时期的学术代表及其流派。但不容小识的是，梁任公在论述中体现出的近代史学意识，特别是将清儒史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启蒙——鼎盛——变异——衰亡，酷似佛学所论事物的“生、住、异、灭”。这种分期论是近代西学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观念，在美术史上是典型的“有机生物论”。

梁启超将清儒分为古今两大类型，所谓“古”是“古文学”，而“今”是“今文学”。古今儒学之争是传统学术界几千年以来的一大公案。早期儒学的传播是依靠地方上的儒学团体展开讲学，代代传承的。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就进入官学系统，被社会机制承认。因为学者所用的是秦篆一类的书籍，能被时人读懂，称为今文。但西汉末，崇古思潮又加之传统经纬学说，又一批号称是“古代遗文”、以战国甚至更早的文字写就的“儒学经典”出现，一部分学者以此治学。当时学者刘歆支持古文学，在新莽时期曾被引入官学。东汉初被废。但汉末，古文学大兴，出现古今文之争。最后古文学逐渐获得崇高地位，今文学逐渐失传，从此不彰，而清儒是重视“今文学”的。

梁启超将清代的学术发展分为四期。早期为启蒙期，以明末清初的学者群体为代表：治经如顾炎武、治史如黄宗羲、治天文如梅文鼎，这批学者对明代流行的空疏讲谈，特别是王阳明心学谈性之说予以批驳，注重将学问落实在经世上。为儒学溯本正源，寻找纯正的儒学义理。学者重视实际的文献，开始对所传的经典进行整理，由此催生出考据学的流行。清中期的清儒出现两个重要的系统，一个是吴地以惠栋为核心的经学学派，这个学派崇古崇汉，凡是认为汉代的就是好的。另一个是皖地以戴震为核心的学派，这个学派被梁启超称赞，认为它有现代的科学精神，讲究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些学者的精神，特别是学术信念奠定了一个基调。清中期学术出现繁荣（住），朴学以经学为核心经，再有经史考证（经学、小学、音韵学、典章制度），甚至也出现金石学、金文学、水地学（地理学）、音韵学、辑佚学等学问。

但梁启超将鸦片战争后（进入异）的清儒划分为“新今文学”，并且以康有为为中心。这些学者不再是书斋内的研究者，而是讲究义理经世。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改变了传统学术。清儒的学术是不涉及政治问题的，也讲究“述而不作”。但康有为是积极入世的、直接关系政治问题。《大同书》则纯然是自己的作品，去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在这个层面上，康有为成了“启蒙”的人物，康南海也的确做到一些启蒙。传统的旧学术被改造了。

梁启超提倡“复古”，并且以此来形容清代学术的一个总体状况。清儒为寻找真正的纯正的学问，先后放弃明儒、宋儒，直接来到汉儒。在汉代的儒学经典上进行研究。每一次的复古实则是求真精神在驱动。更重要的是，复古思潮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展开的活动，也是在这种复古的外衣下，实现思想解放。梁启超明确意识到，复古不是崇古信古；而是怀疑求真。因此，复古也与创造同义。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全然不是纯学术的，任公还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但这种主张不再是维新思想了，他本人已经成为了共和者。自己更向往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状况，百家争鸣，这点与“康圣人”截然不同。有趣的是，梁启超只是将清学论至在异变时期，并没有指出新生的学问是何。必经梁启超自己也是呼唤、思索。实际上，大清亡了，也没亡。今人与古人无异。

梁启超（1873-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