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国之本，洋务运动创办的新式教育事业

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洋务派首先感到的是急需翻译人才。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谈判中，奕䜣等人深切体会到了中国缺乏本国翻译人才，全凭外国翻译官传达，难保没有“偏祖捏架”的弊端。

所以，奕䜣在1861年3月上的《统计全局折》中提出了设立外国语学校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

1862年3月，酝酿了一年多的外国语学校正式成立，命名为“同文馆”，通称京师同文馆。

同文馆附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设英文班，不久增设法文班和俄文班，招收满族学生入馆学习，除学习外文外，还要学习汉文。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洋务派逐渐认识到仅学习外国语言文字是不够的，“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实用”。

1866年底，洋务派筹备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30岁以下汉文初通并科甲正途出身的人员入馆学习，以便集中精力专攻西学。奕沂等人还拟定了章程6条，奏称：“外人之疑议虽多，当局之权衡宜定”，希望早日批准施行。不料这一主张引起了轩然大波。

顽固派官僚对洋务派设立同文馆并延聘外人担任教习一事早已十分不满，此次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更令其无法容忍。

1867年3月，御史张盛藻首先上奏反对，他说：“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工具之理乎？”

随后，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奏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博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他指出，世道衰微，礼崩乐坏，唯有依靠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如果科甲正途人员“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在倭仁的煽动之下，一时间“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至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掀起了一股反对学习西学的逆流。3月6日，奕沂等人上奏力斥倭仁之非，指出：设立天文算学馆的目的，“无非欲图自强”，而不是“空讲孤虚，侈谈术数”。

倭仁“以道学鸣高”，无非作危言耸听之论。“此论出而学士大夫从而和之者必众…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气沮。”

他们指责倭仁等是“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们说，如果倭仁等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是绝对不能令人相信的。

经过激烈辩论，洋务派和顽固派各有得失：倭仁不得不表示撤销原议，但其消极影响已经造成，结果天文算学馆的报名者寥寥无几，特别是正途出身人员更少，勉强录取了30名，第二年就淘汰了20名，最后毕业的只有5名。

这场争论是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一场典型交锋，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问题。

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以后陆续设立的以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为主的学校还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以及台西学堂、湖北自强学堂等。

为适应建设近代化工业的需要，洋务派还举办了以学习外国科学技术的各类学堂。最早建立的是1867年随着福州船政局的筹建而设立的求是堂艺局，又称船政学堂。

分为前后学堂两部分，前学堂是造船学校，主要培养修造船的技术人员；后学堂是航海学校，主要培养驾驶人员和高级轮机人员。

洋务派设立这一学堂的目的是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人才，尽快摆脱依赖外国人的局面。先后主持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和沈葆桢都认为“船政根本在学堂”，“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如果将来洋匠回来，“中国匠徒仍复茫然…究于中国何益？”

求是堂艺局培养了中国第一批造船驾驶科技人才，为中国造船、航海业和海军的近代化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洋务派设立的以学习造船和航海专业为主的技术学校还有广东实、以宝由讯由我术为主的天津电报学堂盒、上海电报以及以学习测绘、采矿等技术为主的各类学堂。

洋务派还开办为建设新式海陆军服务的各类军事学校，如1874年设上海的操炮学堂、180年建立的天津水师学堂、185年建立的天津武备学堂，以及广东黄埔鱼雷学堂、江南水师学堂、湖北自强学堂等。

截至19年，洋务派共建立各类新式学堂20余所。

1872年起，清政府开始向外派遣留学生。这年3月12日，第一批赴美学习的幼童30人离开上海。之后清政府又相继派遣了3批。

1873年起，福州船政局也酝酿向外派遣留学生，第一届出洋学生共35人，1877年3月13日启程。之后又派出了第二届、第三届，分赴欧洲英法诸国学习。总计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共向外派遣留学生200余人。

洋务派举办的教育事业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型的科技、翻译和军事人才。如福州船政局在1873年第一期合同期满后，解聘了大批洋人，大部分技术工作由船政学堂毕业的中国技术人员担任。之后又在留欧学生魏瀚、郑清濂等人的组织领导下不断实现了技术上的进步。再如新式海军的高级军官大多是留学归来的专门人才。

参加中日甲午黄海海战的北洋水师12艘舰船的管带，全部是新式学堂毕业生，其中6人是船政学堂赴欧留学生，2人是第一批幼童留美学生。另外，清政府的许多外交官是同文馆或广方言馆的毕业生。电报学堂等专业性很强的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则直接促进了同一行业的发展。

洋务派举办的教育事业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译书是京师同文馆的重要活动之一，1888年以前共翻译西书22种，涉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部分社会科学领域，印成后免费赠送京内外官员，扩大了西学的影响。

许多留学生归国后，直接把西学介绍给国人。属于第一批留欧学生的严复，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为变法维新提供了理论依据，扩大了人们的眼界。

洋务派举办的新式学堂还直接引进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建立了不同于封建科举制的新的教育体制，如分年排课、按班级授课，以及试、升级等制度，一直为后人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