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宁古塔，是古代流放犯人的地方，为啥让人谈之色变？

相比唐代喜欢把犯人流放到烟瘴之地的岭南，清朝则喜欢把犯人流放到苦寒的东北。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宁安县，就是清代“宁古塔”的所在地。有清一代，宁古塔都是“不祥之地”。据史料记载，清朝流放宁古塔的诗人方供干形容宁古塔“人们都怕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所以，对于清时期的人们来说，宁古塔就是人间地狱，流放宁古塔就是噩梦的开始。

流刑又称流徙，简称流，是一种古老的刑罚，始于秦汉，沿用至清，为五刑之一，仅次于伤刑。但是相比伤刑的痛一时而言，而流刑更像一种长痛，是对犯人身体和心灵的长期摧残。

宁古塔的可怕之一，你可能根本到不了宁古塔，已经伤在途中。

清代对流刑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对于执行流刑的犯人，按照大清律法，从判决下达开始，一个月内必须“起解”，也就是押送犯人上路。上路期间，有判决地派出2名官差押送，称为长解，途经州县再派2名官差辅助押送，称为短解。律法还规定，每天要日行50里。

在交通发达的今天，50里只是一段很短的路程，但是对于清朝流放的犯人而言，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双脚徒步而行，不管风霜雨露，日复一日跋山涉水，而且他们还要带着厚重的镣铐和枷锁，行走极其不便。刮风下雨还好，若是走的是高山陡坡，稍不留心就会命丧山谷。

其次，流放途中给犯人的食物也有限，仅能保证犯人不被饿伤。如果官差克扣，就要饿着肚子上路，很多犯人可能饿伤途中。

如果运气不好，恰好赶在寒冬腊月，一路都是冰天雪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犯人还可能会被冻伤。而直到康熙初年，为避免他们被冻伤流放途中，康熙帝对流放时间做了调整，不得于冬月至次年七月的寒冷季节上路。

除此之外，流放途中，还可能遭遇豺狼虎豹，被虎狼所食，或者被土匪劫掠的危险。

《研堂见闻杂记》记载：诸流人虽各拟遣，而说者谓至半道为虎狼所食、猿狖所攫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

宁古塔的可怕之二,即使你幸运到了宁古塔，也很可能适应不了宁古塔的苦寒。

即便犯人没有伤在流放途中，侥幸活了下来，但是也被折腾去了半条命。而清朝时期，流放宁古塔的犯人多为南方人，有些甚至是一些文弱的读书人，或者是官宦之人的家眷，或者是年迈的官员，他们本就不适应北方的苦寒，而清朝时期的宁古塔，生存条件又极其艰苦，温度在零下40摄氏度左右。据流放宁古塔的吴兆骞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宁古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 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也就是说，宁古塔几乎终年都是雨雪交替的日子，阴寒无比，他们根本适应不了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

《研堂见闻杂录》记载：按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我们人亦无至其地者。

宁古塔的可怕之三，适应了环境，还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且生伤不由己。

流放宁古塔的人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当苦差，大部分是戍守边疆，还有些去官庄劳动，能勉强糊口度日。另一种是“发配披甲人为奴”，相比当差，为奴的命运更为凄惨。据《宁古塔纪略》序言：“宁古，松漠，实王气发祥之地。”宁古塔是清朝的皇族的老家，他们来到这里，不仅要开荒种地，还要修路筑桥，为披甲人做牛做马，而他们的生命可能还不如一匹马，一头牛值钱。因为一旦为奴，他们不仅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任主人随意打说，如果主人愿意，甚至可以随时处伤家奴，且不受惩罚。

宁古塔的可怕之四，一旦为奴，终身为奴，且主人可以任意买卖。

犯人被发配宁古塔为奴，就意味着终生为奴，且不得赎身，而他们就成为主人的私产，可以任主人肆意转卖。例如史料记载，康熙年间，佟二因酗酒闹事, 于康熙四十一年被发配给披甲额色为奴。额色于康熙四十二年将其卖与黑龙江镶蓝旗柴大, 得银17两;柴大又将其卖与正白旗披甲古鲁勒图, 得银27两;古鲁勒图又将其转典于墨尔根正红旗格义东。

除了上述所说宁古塔的可怕之外，被发配披甲人为奴，披甲人也并非好相处的，犯人即使每天辛勤劳作，主人可也可能让他们忍饥挨饿，不仅缺衣少食，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而且他们的地位比主人的家奴地位还要低下，时不时还要忍受来自主人家奴的欺凌。

总之，在清朝只要被流放宁古塔，就足以让人闻“宁古塔”色变，而宁古塔对人的威慑绝不亚于豺狼虎豹。而流放在宁古塔的犯人，大部分都生活艰苦，以致于不少发配为奴的犯人，不堪忍受主人的暴虐而出逃。

而流放宁古塔的犯人，大多是政治要案，重案，也就是说流放的基本都是整个家族。而那些因父亲，儿子或者男子被流放宁古塔的女人，除了和男人忍受上述同样的遭遇外，她们的境况更加凄惨。

流放途中日行50里，对普通男人都是煎熬，更何况是平时就很少走路，只有三寸金莲的女人，每天50里对于她们而言，更是一种巨大的考验。且流放途中，她们可能还会遭遇官差的伤害。到了宁古塔，被发配到主人家，这些女犯人还可能被主人强行霸占，甚至为了占有女犯人，杀掉她们碍手碍脚的男人。

据李兴盛先生在他的《东北流人史》中统计，清朝东北流人达到了150万人之众，东北地区更是以宁古塔流放的犯人为最多，而且流放宁古塔的名人也不少，明末兵部尚书张缙彦，顺治朝的大学时方拱乾，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吕留良的后人，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都曾被流放宁古塔。

相比之下，流放的文人或者名人的境遇会稍好些，他们凭借自身的才能和本领会受到一些优待，例如吕留良的孙子是个医术高手，针灸水平出神入化，到了宁古塔后，成了稀缺人才，不仅犯人们喜欢他，就连当地官吏也时常请他看病。

但是，总体来说，流放宁古塔的犯人，生还的极少，能落叶归根的更是少之又少，大部分最终客伤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