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十八日,慈禧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远赴日本议和。行前,尽管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这位忍辱负重的老臣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
甲午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十八日,慈禧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远赴日本议和。行前,尽管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这位忍辱负重的老臣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
在马关的谈判桌上,已73岁高龄的李鸿章面对55岁的伊藤博文、52岁的陆奥宗光,恃老卖老,反复争辩,但对手却丝毫没有慈悲之心,反而以各种讹诈、恐吓、威逼的手段来对付他。
弱肉强食,谈判桌上哪有情理、朋友可言。哀求无效下,李鸿章只好继续耍弄他一贯擅长的“痞子”手段,一拖再拖。
结果,谈判拖到第三轮的时候,出事了。
李鸿章在谈判结束,乘马车返回驻地春帆楼的途中,突遭枪击。子弹击中左颚,深入左目下,李鸿章顿时血流满面,不久便不省人事。
经及时抢救,李鸿章幸运地活了过来。醒来后,见官袍上尽是血,他脱口而出,此血可以报国也!
此事使日本颇为尴尬紧张,他们担心李鸿章以此为借口,中止谈判抽身回国,那样的话,即将到手的巨利将不复存在。为了尽快签订条约,第二天,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前往李鸿章驻地探访,陆离开时对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说,令尊不幸实为大清之幸事。自今起,议和条款的商定较前更容易了,日清之战也将停止了。
为了防止再出意外,日方沿着春帆楼左侧的山腰特意修了一条专供李鸿章行走的小路,这就是印证耻辱的“李鸿章小道”。
就这样,李鸿章以一把骨头一把血为清廷省下了1亿两白银,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清廷割地赔款。
条约签订后,李鸿章成为万夫所指的罪人,清廷也对这个朽败王朝的替罪羊落井下石,不仅大加指责,而且撸掉了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权位。
多年为之奋斗的北洋大业,转眼惨败成灰,完了还要亲赴敌国接受羞辱,困居京城贤良寺的李鸿章,内心的痛苦与悲凉可想而知。
但李鸿章不是一个轻易就会垮掉的人,比起曾国藩晚年的难处欲退,李鸿章可以说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迎立,这是他的悲哀,亦是值得历史尊重的一点。
该怎么描述此时的李鸿章呢?
于国,他有图强之心;于己,他有再起之意。
因为《马关条约》激起的全民愤怒,康有为等在京举人随后发起了“公车上书”,这帮年轻、热血的知识精英联名上书光绪帝,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
因顽固派的阻挠,上书没能递到光绪帝手中,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还是拉开了大幕。
咱们今天着重要聊的就是维新变法中的李鸿章。
在这场注定无法成功的变法中,他既是一个明智之人,又是一个深谙宦海玄机的官场老鬼。他既想为朽败的王朝探出一条前行之路,同时不忘为自己的荣辱得失留下一条自保后路。
所谓中兴名臣的侧影十分地意味深长。
1895年8月,维新派在京城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变法。视《马关条约》为奇耻大辱的李鸿章对其主张表示支持,然而当他自愿捐金两千要求入会时,却因名誉扫地遭到了拒绝。
在此冷遇下,李鸿章并未对强学会心生芥蒂,得知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后,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
在李鸿章看来,此时强学会的主张仅仅是维新的风向,只要未涉及权利要害,正欲图强的朝廷不会明确反对,而自己掌握好火候向这种面上的维新变法靠拢,则有益于稀释身负的骂名。
总之,既明智,又是精致的算计。
但在这“进步”的算计之外,李鸿章很快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抓住帝派和后派的矛盾,利用维新之说中后派忌讳的东西,李鸿章暗中指示属僚,很会挑时候地奏了帝派中坚文廷式一本。
为什么奏他?
原因很简单,甲午战败后,此人对李鸿章的抨击最猛烈。
慈禧见到这份适时出现的弹章时,正担忧帝派借维新变法做大,于是立即勒令光绪帝将文廷式革职并永不叙用。
不知不觉间,这一刻的李鸿章又成了维新变法中的投机者、阴谋家。
随着康有为等维新派弄出的动静越来越大,年轻且缺乏经验的光绪帝终于被打动了。光绪帝想破格召见任用康有为,但为顽固派所阻,最后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
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荣禄、李鸿章等中枢重臣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
在长达数小时的约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
而李鸿章在这几个小时里只问了一个问题,“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
这是李鸿章的谨慎,亦是在高明地敲打提醒康有为,别太天真,别太莽撞,宦海比你想的深,潜浪比你想的凶。
康有为本是一妄人,这样的话,他自然听不懂,也不屑听。
由此一来,被维新派视为能披荆斩浪,实为宦海一弱舟的戊戌变法便在天真、鲁莽的操纵下开始了。
1898年6月,在康有为等人的怂恿推动下,光绪帝先下诏明定国事,后颁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
对这场仅持续百日的戊戌变法,有些地方李鸿章是赞赏的,比如废科举,但更多地却是为康有为等人深深地担忧。
为了让康有为等人能躲过那些他们难以意识到的明枪暗箭,李鸿章没少向他们提供暗中支持。
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给了他一个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后途中遇见了李鸿章,李鸿章脸色大变地拉住他,然后便将荣禄弹劾、刚毅反对授官之事告知了他,意在要康有为务必多加留神注意。
而当荣禄控诉康有为是非法乱制,慈禧要李鸿章直陈变法害处时,李鸿章只以“太后圣明”搪塞支应,从未正面说康有为一个不字。
在这期间,历经沧桑、多受屈辱的李鸿章对康有为是真心实意地暗中维护,尤其当听闻有人要刺杀康有为时,李鸿章更是连忙派人给康送话,叮嘱他一定要“养壮士,住深屋,简出游而避之”。
后来,康有为“奉命”出逃,李鸿章也未怕对己不利,很难得的派人沿途保护了康有为。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对待康有为,一方面是出于公心,一方面是出于私心。不得不承认,在晚清,每临大事,最不躲,又最会自保的就是李鸿章,这一点其实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人生大道往往就属于这种人。
既不做志士,也不做懦夫,只做向前的聪明人。
整个戊戌变法期间,另一件事也能反映李鸿章这种既做事又自保的风格。
改官制是戊戌变法的核心内容,在“立宪”行不通的情况下,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便强势提出了裁并闲职冗员的革新要求。面对此项要求,反对派抵触,懦弱派冷观,但李鸿章却罕见地站了出来,只是他站的十分聪明圆滑。
他先是用自己的威望拉来了其他大学士联名,之后才上了一折一片。在这份折片中,李鸿章先承认裁并官职是当务之急,跟着却主张一切事宜不能冒昧从事,对裁并各员应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
如此老道的建言,各派果然都没有反对意见,顺利通行。
遗憾地是,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太缺乏李鸿章这种既做事又善自保的智慧,所以最终激怒了慈禧,导致了戊戌政变,六君子被杀,新法尽废。
但就在这个时候,李鸿章在慈禧面前上演了极其精彩的一幕。
因为李鸿章的很多想法和维新派很接近,变法期间又有诸多蛛丝马迹可寻,一心想彻底打倒李鸿章的那波人便选在这个时候跳了出来,他们上弹章欲把李鸿章也打成康党、维新派。
慈禧将这些弹章拿到李鸿章面前,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
怎么解释?
结果,李鸿章很罕见地答道,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
后世之人多评价这是李鸿章极其坚挺,极有大智慧的一句庙堂答话,胆魄、情商俱佳。
因深知自己处在失势低谷中,李鸿章上来根本不哀求苦辩,而是直接接下责难,一句“臣实为康党”当场就让自己的腰杆挺了起来。但挺起腰杆的李鸿章却没有嚣张抗上,而是紧紧抓住了慈禧关心的最要害。
对所谓变法,慈禧最关心的不是“法”能不能变,而是她的权利绝不能受到挑战,更不能有所失。李鸿章一句“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很直率地就将自己从致命的漩涡中拉了出来,深宫争斗与我无关,我亦无心参与,我关心的只是江山社稷的图强之道。
如此期望变法有错吗?
如果你说朝廷旧法能富强,那就治我的罪!
如此化解凶险,说出这话时的李鸿章很高大上。
事实上也是,慈禧听到这样的话,只能默然以对,原先的想兴师问罪已成了黯然惭愧。
要讲述的这个历史片段到此还没有结束。此事之后,李鸿章奉慈禧之命宴请正在京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慈禧的意思是想让伊藤博文协助捉拿逃亡日本的康有为。
但李鸿章没有交办慈禧交给他的任务,而是与伊藤博文进行了一场很有苦心的对话。
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中堂创行新法,时间不短而成效不大,皆因没有帮手,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帮手用。
这话引起了李鸿章的共鸣,他说,洵如君言,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
也就是说,李鸿章认为有光绪的来日重用在,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只是现在能力、阅历还不够,需要历练才干。
这又一次印证了李鸿章既有公心又有私心的谋事之道。
不仅看前路,也看后路。
只是历史有时候是难以预料的,他虽然有心给自己留后路,但历史留给他的时间却不多了。
当然,他更无法料到,光绪会死在慈禧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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