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华横溢但急于求成的人，如何成功？曾国藩点拨郭嵩焘，一针见血

晚清，湖南人杰辈出。这中间有历经磨难，终创盖世功名的，如曾国藩、左宗棠；也有枭雄异常，距大功成仅半步之遥而英年早逝的，如胡林翼；还有才情绝伦，几经沉浮却逃不过郁郁而终的，如郭嵩焘。

曾国藩比郭嵩焘大七岁，两人是故交，亦算是经史子集上的知己。想当年，曾国藩之所以能下定决心，墨绖从戎，功劳有一份还要算到郭嵩焘头上。

此话怎讲呢？

圣贤书下常相轻，这是文人的通病。其他如巡抚大员之类的来催劝曾国藩出山，多少都带有于己有利的功利心，说难听点，恭维之下皆有忽悠的成分。但郭嵩焘以纯文人知己的身份来”激将“就不同了，在曾国藩看来，相轻者说自己能行，那多半自己是真的行。

这是曾国藩入世的智慧，行动前，总要用相轻者的忠言将自己佐证一番。

这一段轶事是郭嵩焘有益于曾国藩。其实，曾国藩有益于郭嵩焘的更经典，只因为郭嵩焘最终没能在历史中真正发出闪亮的光彩，所以有几个对后世诸人特别有价值的瞬间便被埋没掉了。

道光二十五年，郭嵩焘赴京会试，再次名落孙山，此前他已经至少三次铩羽而归了。事不过三，屡战屡败，按理说，早已高中进士的曾国藩如要安慰老友，此时应多说”坚定终成“的勉励之语，结果恰恰相反，曾国藩说出的却是警省重辞。

他特意给郭嵩焘写了个《送郭筠仙南归序》，其中有两句话很扎眼——一句在首，曾国藩说”凡物之骤为之而遽（匆忙之意）成焉者，其器小也“；一句在尾，曾国藩说”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诚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谓扞格者，以蕲至于纯熟，则几矣。“

曾国藩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

你郭嵩焘屡次不中，无关运气，而是你性情修养不够纯熟，老想着一蹴而就的好事。这样下去，如不及时警省，哪怕你禀赋再高，最后也会落个”不如荑稗“的结局。

好事多磨，关键要磨对地方，磨错了，就怕会越磨越钝。

可以说，曾国藩这一席话很不客气，也相当地够朋友。

不知是否是曾国藩这一席话起到了鞭策作用，让郭嵩焘有了静对之气。两年后，道光二十七年，他第五次参加会试，终于榜上有名。

正式步入仕途后，有几年，郭嵩焘为曾国藩创办湘军出谋划策，颇受好评，不主事而敲高级边鼓，看上去很出彩。

由此积下一些名声后，咸丰六年，郭嵩焘的好时运来了，他离湘入京，先入翰林院，后入南书房，成了咸丰的眼前红人。

此时的左宗棠尚是不入流的幕僚师爷，因辱骂朝廷大员樊燮，被扣上“劣幕”的帽子差点被处死。关键时刻，正是郭嵩焘用炮制出的一句名言，甚是漂亮地救下了左宗棠。

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湖南一日不可无左宗棠。

然而，为老友赢得命运转机后没多久，他自己的仕途却遭遇了急转而下。

咸丰出于器重，想让郭嵩焘在地方军务上有所建树，以为他日大用，便让他赴天津随僧格林沁帮办军务。

开始主事，这本是一桩天大的好事。不料，没过多久，郭嵩焘的身上便显露出了曾国藩所言的毛病，凡事贪图急促而成，眼里只有事，存不下人。

总而言之，事干了不少，却也把能得罪的人得罪完了，尤其是始终和僧格林沁尿不到一个壶里，遭到了后者的嫉恨、打压、弹劾。

最终，郭嵩焘受到降两级调用的处分，从此成为南书房里的闲人。

为此，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抱怨说：“久与诸贵人周旋，语言进退，动辄生咎。 言下之意，不是我有什么问题，而是官场太庸俗、太残酷。

整个湘系集团在创大业的早中期还是很抱团，很能互相搭梯子的。

同治元年八月，创建淮军已在上海基本站稳脚跟的江苏巡抚李鸿章给提携他的恩师曾国藩去信征求意见。

征求什么意见呢？

李鸿章很欣赏郭嵩焘的人品才干，想帮他一把，请他到上海来帮忙。李鸿章给郭嵩焘预留的职位很够意思，江苏布政使。

然后，让李鸿章没想到的是，曾国藩对此却大不以为然，他在给李鸿章的回信中阻止说：”筠仙性情笃挚，不患其不任事，而患其过于任事，急于求效，宜令其专任苏松粮储道，不署他缺，并不管军务饷务。使其权轻而不遭疑忌，事简而可精谋虑，至要至要。“

曾国藩何以对知己老友如此不”地道“？

还是那句话，曾国藩对郭嵩焘急于求成的老毛病不放心。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有才华但急于求成之人的致命伤，贪图事大嚼不烂是其一，时时事事都捋起袖子大干特干的架势，容易得罪人是其二。

说白了，郭嵩焘就是典型的能力不实在，才华讨人嫌。

有曾国藩的这封信在，果然，郭嵩焘到了上海后，李鸿章只给了他粮道的职位，免去了布政使。

甚有意味的是曾国藩在给李鸿章去阻止信的当天，郭嵩焘正在曾国藩的安庆两江总督官邸。很显然，郭嵩焘这是上海赴任前，到曾国藩这里歇脚取经来了。

此时距离曾国藩给郭嵩焘写下那两句警省重辞已经过去十七年了，由那封悄无声息的阻止信便知，在曾国藩看来，郭嵩焘的秉性并没有修为到纯熟的地步。

深入了解曾国藩，很多时候他是个很耿直的挚友。这一回，他虽然没有向郭嵩焘露底，但还是用心良苦地跟他彻谈了很久。

比起十七年前，这一回彻谈到最后，曾国藩给郭嵩焘开出个很直白的大药方。

他送了郭嵩焘一副对联——

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宜；

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

题款更直白：”云仙贤弟亲家性近急遽，纂联奉赠。“

百年后再读曾国藩这两句质朴良言，有才华但无沉静圆润之气的人真该好好地去品读一番，才华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记住，做事成好人不易，世事从容更难。

之所以不易又难？皆因为一个贪字，要么贪便宜，要么贪多。

人的命运有时候很有些曲线轮回的味道。就像十七年前一样，接过这副对联后，接下来的几年，郭嵩焘似乎接受了曾国藩的劝诫，他在江苏任上，不仅发挥出了筹兵筹饷的才干，还参与主持了苏松减赋的大事。

因为干的风生水起，可圈可点，第二年，清廷以绩优，诰命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到广东巡抚任上没多久，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先是和两任两广总督毛鸿宾、瑞麟搞不好关系，接着又和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大闹矛盾。

说到他和左宗棠的这一段矛盾，还是晚清官场上的一场公案。在郭嵩焘本人以及局外人看来，郭嵩焘对左宗棠是有救命大恩的，不苛求左宗棠一定要大报其恩，但左宗棠至少不能做恩将仇报事。

但左宗棠却不是这么理解的，在左宗棠那里，恩情是恩情，事情是事情，你郭嵩焘如果不够格，我不仅不买账，而且还要用手段拉你下台。

如果说曾国藩给郭嵩焘上的是正能量一课的话，那左宗棠给他上的则是残酷一课。

啥是万难承认的图便宜？

自己有始终正视不了的问题毛病，却指望熟人旧交情能让自己一手，帮自己一把。

不帮、不让就是忘恩负义。

殊不知，这回不买单，下回一定跑不了。

郭嵩焘没能明白这一点，所以在被迫辞职回家后，他先是愤愤不平，大发牢骚，进而又给曾国藩写信，让曾国藩出来为他主持公道。

然而，曾国藩不仅不为他抱不平，反而要他自省，曾国藩说：”（汝）每遇褊急之时，有所作为，恒患发之太骤。“

一句话，你的毛病比左宗棠”忘恩负义“大。

郭嵩焘不服气，转而开始四处写信，揭露左宗棠不容他、不帮他、恩将仇报的劣迹，号召天下人共弃之，文祥、李鸿章、沈葆桢等人都收到了他如此这般的控诉状。

可结果却是遭遇冷场，无人出来为他帮腔。

因为备受打击，郭嵩焘从此隐居不出，直到光绪三年，方奉命出使英国。

几经沉浮，按说这一回出使国外，郭嵩焘应该能有些沉静圆润之气了吧。

全然没有。

没多久，他与副使刘锡鸿便产生了巨大矛盾，一番明争暗斗后，他又一次败下阵来，最终托病归国。

回到湖南老家，郭嵩焘心灰意冷，誓不再出，转而以修志读礼解庄为乐，似已彻底摒弃了”褊急“的毛病。

可听说左宗棠逝世的消息后，他却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公负我，我不负公。“

由此打开追忆的阀门，郭嵩焘抒发出的还是一肚子的牢骚，曾国藩、左宗棠不过际遇好罢了，论平生学问文章，郭某人乃是安邦治国之才，只可惜际遇不及二人——

由此可见，郁郁而终的郭嵩焘一生不改”褊急“之病，始终没能服下曾国藩开出的那方良药。

其实服下曾国藩那方良药很简单，水向低处流，人才能向高处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