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一致反对如何把实事干成？李鸿章办成的两件事，包涵太多智慧

现实永远是一个点，历史永远是一条线。

因此，现实总是势利的，历史总是残酷的。

在现实中，世人总习惯向成功献媚，用光鲜覆盖不堪；而对待历史，尤其是对待不光彩的历史，恰恰相反，世人又总习惯用反面的东西来抹杀正面的东西。

就拿咱们今天要聊的李鸿章来说吧，在他还没代表清廷签署那些卖国条约的时候，他是成功的，世人看到的也多是他光鲜耀眼、励精图治的一面。可一旦把他放入历史中，只要少许偏激，他之前的光鲜耀眼、励精图治顷刻间就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丧权辱国者形象。

这么说，其实很容易让我们认识到一点，不管是历史人物还是现实人物，他的正面往往是涂脂抹粉的，恰恰是侧面，往往代表着一种被掩盖或者被抹杀的真实，一种让我们清醒或者有所悟的真实。

所以，我们要学习从侧面审视现实，凝视历史。

说起李鸿章的侧面，在整个晚清，在与时俱进、革新图强这一点上，包括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这些名臣在内，大概没有人比他更清醒，更富有实干的胆魄和精神。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李鸿章的革新图强、奋力实干，其艰辛曲折的过程或许对我们做事能有所启发。

纵观李鸿章的革新图强、奋力实干，有两件事具有标志性意义，一件是架设电报，另一件则是修筑铁路。

愚昧的的阻力有时候是难以想象的。

在当时，普通老百姓将这两样东西视为邪恶的洪水猛兽，在他们看来，这两样东西必定会震动山川神灵，破坏庐墓风水。而读圣贤书的知识精英，则将这两样东西定义成洋人淫技，把这样的东西引入天朝就是以夷乱夏，谁这么干，谁就是罪大恶极的汉奸、二鬼子。

左宗棠有魄力、有见地吧。可当洋人到他的辖区架设电报线，群情惊骇，斥其为“坏我祖宗风水”时，他也不敢顶风而上，而是自己掏腰包，将洋人的器具电线统统买下，然后收入府库。

这么干后，老百姓马上欢呼，左大帅英明。

沈葆桢也算是励精图治的人杰吧。宁愿不做封疆大吏，也要去开办福州船政局。但涉及这两样东西，尤其是铁路，他是提都不敢提。原因很简单，无非是畏惧民情惊骇，清流攻击。

再说恭亲王奕訢，这算当时的当政者吧。可在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向他极陈铁路利害，请修清江至京师的干线时，恭亲王的回复却是这样的，天下无人敢出来主持这事，就是两宫太后也不能定此等大计。

最高当权者都不能拍板定夺，这又是为什么呢？

说来这就是天朝的悲哀了。在天朝，最高当权者最看重的不是所请之事是否于国有利，而是是否有损政治平衡。凡有损政治平衡的事，再于国有利也是白搭。

就说当时的慈禧吧，她为什么不能定此大计，不是她没有权力，而是她不愿打破新政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平衡。

唯有这两派势力不相上下，互相争斗牵制，她的权位才牢固。

所以这两样东西在她那里只能是两根肉骨头，她只会把它们扔到朝堂下，让两派争抢撕咬，绝不可能轻易表态支持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新政派。

有这样从下到上的阻力，客观地讲，李鸿章当时想干成这两件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事，几乎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但正因为如此，他的煞费苦心才让人感慨，让人佩服。

为了干成这两件事，李鸿章在谋划之时，没有盲动，也没有莽动，而是先易后难，曲线而为。

在当时，比较而言，架设电报肯定比铁路要容易一些，所以李鸿章先下手的是电报，而且这一手下的还相当高明。

明明是奔着架设电报去的，但李鸿章却有意在这个时候提出了想修铁路的计划。得知李鸿章要拾洋人遗唾，朝中保守派果然不干了，立马把注意力、火力点全对准了修铁路一事。

可就在保守派猛烈攻击铁路不可修的时候，李鸿章却悄无声息地来了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直隶辖区，李鸿章先斩后奏，以增加海防为目的，快速地从大沽口经北塘达天津，架出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

待各方反应过来，这条长度近百里的电报线已经能够用事实说话了。

抓住这个前提，李鸿章上书朝廷，压根不和清流守旧派做虚无缥缈的争论，而是先摆事实，接着再引申出谁人也否定的道理。

用兵之道，贵在神速。列强各国均设立电报，瞬息之间，互相问答。而我们还日行六百里加急呢。但自大沽口到天津的这条电报线架成后，号令各营，顷刻响应。如遇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话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泄漏之虑。

更关键的，架设这样一条电报线，所耗银两并不多。即便由天津达上海，只要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需费不过十余万两，而且一年半就能告成。

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有利社稷江山的“坚船利炮”！

事前没来得及反对，事后又被强有力的事实堵了嘴，这一回，清流保守派彻底哑火了。于是乎，津浦电报线顺利开工，而且速度惊人，五个月就建成了。

接着就是济宁至烟台的、烟台至威海的、天津至北京的多条电报线——

干实事有时候就是这样，巧妙且有魄力地干出事实，那就是最有力的雄辩。

但修筑铁路就难了。

如果说架设电报，我们看到的是李鸿章干实事的巧劲与魄力的话，那修筑铁路让咱们看到的则是李鸿章干实事的谋断和耐心。

在李鸿章修铁路前，洋人曾在天朝修过两条试验展示性质的小铁路，一条在北京永宁门外，只有半公里，另一条在上海，十几公里。

两条铁路的命运都一样，全让清廷买来，拆了。上海那一条更是拆毁后，用船运到台湾，沉进了太平洋里。

李鸿章为官，有一点晚清少有人能及，他是既大力做事，又极懂保全自己。在谋划修筑铁路一事上，这一点他体现的很鲜明。

为架设电报，声东击西，虚晃一枪的时候，他露头提修铁路，到了真干的时候，他反是隐到了幕后。

如此争议大事，让部下出来扔大石头试探，有两个好处。一来，可以看清动静，二来有利于保护整体势力，毕竟只要他李鸿章稳如泰山，部下惹出再大的非议，有他兜着也无大碍。

在铁路一事上，率先扔大石头的是李鸿章老部下，新任福建巡抚丁日昌。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光绪二年，丁日昌以新官上任为契机，上书朝廷，奏请在台湾试修铁路，以安内攘外。

此时新政派与保守派围绕洋务的争斗已没有先前那么激烈，但即便如此，慈禧为了政治平衡，依旧没有站队支持，她还是把肉骨头扔到了堂下。

给出的官样说法是，此事不反对，想修可以，费用自筹。

等于是名义支持，事实不支持。

结果，李鸿章想在台湾试建铁路的计划就这么凉了。

然而，通过扔这块大石头，李鸿章也不是毫无收获，至少他试探出了保守派以及慈禧的态度。

把两方的态度摸清楚后，李鸿章故技重施，又一次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自己辖区，李鸿章对外宣称，为了运输开滦煤矿的煤炭，他计划修建一条快速马路。

等这条所谓的快速马路修出来，世人才意识到这哪里是什么快速马路，分明是洋人的铁路。

于是坏风水，对先帝不敬的反对声凶猛而起。

李鸿章的应对很绝，他说，不要急着反对，把机车卸了，换上骡子拉车，这不就是一条铁轨快速马路嘛。

就这样，晚清的一道奇景出现了，在李鸿章修筑的这条铁路上，整日里，骡子拉着运煤列车在吃力地奔跑。

很荒诞吧？

但荒诞之下，却是李鸿章对新观念的坚守。

眼见愚昧的阻力依旧强大，李鸿章意识到对朝廷上下进行观念教育以及利害呼吁很有必要。于是，以刘铭传督办台湾军务为契机，他再次借部下之手上了一份大谈铁路的奏章。

在这份奏章中，李鸿章一口气提出了修筑铁路的九大好处，可谓是真知灼见的很。

遗憾的是，此番努力依旧没能换来朝廷的事实支持。

但随着中法战争的爆发以及惨痛收场，李鸿章在其中敏锐地发现了机会，醇亲王等朝中关键人物的观念似乎被战争改变了。

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李鸿章先在醇亲王那里赢得了支持，在确保慈禧不会反感的情况下，跟着就做了一件很让人惊愕的事。

光绪十四年，他居然为慈禧和光绪专门建成了一条世界罕见的袖珍宫廷铁路。这条铁路全长一万五千多米，有六节车厢，其中一节豪华车厢是专门为慈禧和光绪准备的，陈设奢华，如同巧夺天工的移动小行宫。

之所以要这么做，那是因为李鸿章深知，只要慈禧和光绪能登上这列处心积虑的小火车，那就是一个象征，一个鲜明的信号！

结果如李鸿章所愿。

在慈禧和光绪登车一游，感觉甚好后，清廷随即发布了第一个明确表态支持兴办铁路的上谕。

还值得一说的是，李鸿章修建这条奢华宫廷铁路，利用洋人想参与的心理，只花了6000两银子。

一件艰难险阻之事，最终6000两银子打开了局面，不得不说，这里有太多值得我们去体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