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梁启超的伯乐，书法作品拍卖达上百万，画作却十分罕见

清末民初，昆明出了一位对全省教育事业有重大贡献的人。他任过提学使、经正书院院长等职；他爱国忧民，急公好义；他精于书法，擅长诗文，有 “滇南一大手笔”之称。

陈荣昌，（1860～1935）字小圃，号虚斋，晚号困叟、遁农、明夷子，昆明人。光绪八年（1882年）壬午科乡试解元（举人第一名），翌年赴京参加会试，联捷进士，点翰林，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后又加侍讲衔，曾任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贵州学政、贵州和山东提学使、云南学务处总参议、学务公所议长等职，辛亥革命后任云南国学专修馆馆长。

陈荣昌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画家。袁嘉谷先生称赞他“无一不学，无一不精，尤以钱南园为宗，颜鲁公之后，南园一人而已；南园之后，公一人而已”。陈荣昌先生书学颜鲁公，力追钱南园，晚年又致力米氏及龙门十九诸体，自成一家，墨迹当时即被视为至宝，至今，昆明昆明古迹、园林中还保留有他的匾联、碑铭，其遗墨甚多。绘画方面，他尤长于画马，他的门生顾视高有七言古风《题陈虚斋师画马》，首二句云：“吾滇画马两大手，南园而后曰困叟”。

陈荣昌先生在经正书院讲授书法后，求书者与日俱增，起先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没有料到多次挑灯夜战，仍供不应求。他写到腰酸背痛时忍不住叹息道:"昔程子以善书为戒，善书者乃为人作役，吾固不善书而亦为人作役，奈何！"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一位叫陆耀庭的人办起一个慈善机构体仁堂，为知识界人士遗下的孤儿寡母募捐，他登门拜访陈荣昌，请求他卖字济贫。陈看了陆撰写的《义助儒嫠薪米启》后深为感动，说道:"兔死还能引起狐悲，何况我们还是人，而且同是读书人，岂能不同情他们衣食无着的妻室儿女。"当即就答应 "竭力相助"。此后，凡求书者都由体仁堂出面登记，并收取润笔费充作捐款。这一办法实行了多年，受他救济的人为数不少。看今日有的书法家也是不给钱不动手，然而，一是为个人腰包，一是与人为善，其人品岂可同日而语也！

陈荣昌不仅具有伯乐之慧眼，而且举才荐贤无私无畏。近代大学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和云南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状元袁嘉谷都受到过他的推荐，只是过去人们常把这两个功劳记到了别人的头上。

1895年，梁启超参加乙未科会试，曾被认为是由当时的考官李文田首先推荐的，其实是由当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陈荣昌首荐，陈荣昌是分阅十八房考生试卷的房官。陈荣昌首先批阅了梁启超的试卷后，随即提笔向李文田建议录取该生。

李文田看后也大加赞赏批道：“海内之通才也!”可惜主考官徐桐思想陈腐，认为该生离经叛道，反以“祖庇同乡”的罪名压制李文田。李无奈又把试卷批还给陈荣昌，写道：“还君明珠双泪垂。”两次相互矛盾的批语，令陈荣昌大惑不解，于是写信问道：“贵考官果爱才若命耶？不宜得明珠而抛还也；果弃才如遗耶？不宜为之垂泪也!”他不管李文田如何想，硬荐强保又把梁启超的试卷呈报给李。只可惜在主考官徐桐的顽固坚持下，才致使一代英才梁启超名落孙山。

有的说法称，袁嘉谷能成为状元全凭总督魏光寿推荐之力，其实这样的说法忘记了“一传手”陈荣昌。魏光寿原是举荐陈荣昌应试，陈荣昌也知道此项考试非比寻常，乃“二百余年未有之旷典”，但是他都以赡养老母为由谢绝了。此时淡泊名利的陈荣昌对后起之秀却尽心提携，他把品学兼优的袁嘉谷推荐出来应试，袁也不负师望。于是云南才赶上了“末班车”破天荒地出了一位状元。

陈先生为官清廉，不积私财。辛亥革命以后，陈荣昌先生谢绝仕途，致力于文教事业，家境清贫，晚年经济拮据，常靠卖文卖字为生。过着清贫生活。1935年农历九月二十日病逝，享年76岁。报丧后因家无锱铢之储，竟无以为殓。省政府主席龙云获知后资助滇币2000元，始克成殓，门人私谥曰“文贞”。

值得一提的是，陈荣昌先生在书法方面卓有成就，他的书法主要学习颜鲁公，后学米芾，遍临诸体，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楷书，有颜鲁公的笔意，其书法作品经常拍卖到上百万，但世间却罕有他的画作出现，笔者多年前有幸得到一幅陈先生得绢本真迹《鸣雀》，虽然此画有一定残破，但不失为传世之佳品，现陈列于笔者家中真迹墙上作为闲暇时思物抒情的珍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