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名誉扫地背后藏着什么？奕䜣假坏，慈禧很毒

同治九年（1870年）夏，天津大热大旱，人心骚动异常，一个谣言，一个愤怒的出口就能将整座城市点燃。

结果就来了这么一个可怕的谣言。

因为大旱带来的大疫，洋人育婴堂在这年夏天因疫病死掉了三四十名收养来的孤儿，大概是埋的比较草率，这些夭折的孤儿不久就被野狗从坟中叼了出来。

有人在坟场看到了这些被掏吃一空的夭折孤儿，加之这年春天城中又屡有幼儿失踪的事，于是一个可怕而荒谬的谣言迅猛地传播开来——洋人开办育婴堂是幌子，实际上他们为的是取幼儿的心肝、眼珠做药引子。

当时的百姓原本就痛恨这些横行在“天朝”的洋鬼子，所以谣言一起，他们便有了涌向洋教堂找洋人复仇的愤怒和冲动。恰在这时，一个叫武兰珍的鸡鸣狗盗之徒在拐骗幼儿时被抓了个现行，为了活命，他顺势便将手里的迷药栽赃到了望海楼洋教堂身上。

就这样，谣言在谎言的作证下成了“真相”。

很快，望海楼洋教堂被愤怒的人群包围了，这里有血性的汉子，也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地痞混子。

愤怒的人群要求押武兰珍来与望海楼教堂对质，天津知县照办了。当发现武兰珍所言为诬陷造谣后，老百姓的愤怒虽还在，但出口其实已经堵住了。

谁知，嚣张跋扈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却并不买账，在这位即将惨死的洋鬼子看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应该派兵镇压才对。为此，他找到了崇厚，要求对方即可派兵镇压。

崇厚不从，丰大业竟用开枪恐吓的方式表达了他的不满。

说来这洋鬼子也该死。从崇厚官邸回来的路上，这洋鬼子刚好又遇到了天津知县刘杰。可能是一贯趾高气扬惯了，见到刘杰后，这洋鬼子是又训又骂又辱，刘杰只反驳了一句，这洋鬼子居然拔枪就打，若不是他的侄子抢上前去挡了这一枪，刘杰可能当场就挂掉了。

这一幕被周围的百姓看见了，一句“洋鬼子开枪杀人了！”天津城的愤怒随即被彻底点燃了。

一场针对洋鬼子的仇杀下来，除了丰大业和他的随行秘书西蒙被砸成了肉酱，另有十名修女、两名神父、两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两名法国侨民、三名俄国侨民以及三十名中国信徒死于非命。

此外就是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以及英美两国的四座教堂等建筑统统被焚毁了。

这就是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必须承认，在这场针对洋鬼子的仇杀中，有民间的愤怒，也有地痞混子的罪恶。那三名俄国侨民就是死于地痞混子的罪恶，他们只是游客，跟教堂全无关系，被杀只因为三名地痞混子想趁乱杀人越货。

消息传到京城，清廷震惊万分。

就在清廷思量对策时，法国公使当面警告总理各国事务的恭亲王奕䜣，法兰西帝国的舰队正在待发，随时准备越过重洋，进抵天津。

事态很严重，该怎么办呢？

主战派叫嚣，应趁机把天朝的洋人赶尽杀绝；主和派认为，此事必须委曲求全，尽力化干戈为玉帛。

但慈禧与恭亲王想的更多，更深。

以下这一幕，也算是晚清历史中很耐人寻味的。

当奕䜣把洋人的态度禀报给慈禧时，慈禧沉思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说，此事得派压得住台面又顾全大局的重臣前往处理，洋人要宽，舆情要顾。

听到这话，奕䜣说，太后圣明。

这时，慈禧问，你看派谁去为好？

奕䜣答，曾国藩适宜。

慈禧点了点头，以示不谋而合。

后世解读这“君臣”二人的不谋而合，有一种看法，慈禧谋的是帝王术，奕䜣谋的是一片苦心。

要把这其中的意味聊透，最好还是从曾国藩接到上谕的反应说起。

接到办理天津教案的上谕时，曾国藩刚从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两江地盘调来直隶不久。此时的曾国藩五十九岁，肝病严重，右眼基本失明。虽然身体已经朽坏了，但他剿灭太平天国的威望盛名还在，他一手打造的湘系势力在江南实际上也还存在。

地盘在两江，势力在两江，人却在直隶，这是慈禧治下的一种平衡。但很显然，这种平衡并不能让慈禧彻底放心，虽然曾国藩振臂一呼，北上自立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了，但他的统帅之实还在。

统帅之实在，湘系势力就在；湘系势力在，两江地盘铁板一块的事实就在。

怎么才能打破两江铁板一块的事实呢？

要么是曾国藩死了，要么是曾国藩的威望盛名不存在了。

所以，曾国藩裁军后面临的挑战远远没有结束，而他接到的这封上谕就是他逃不过乃至赢不了的挑战。

慈禧在上谕中要求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要“持平办理”，要“顺舆情而维大局”。简单说就是让洋人满意的同时还不能失了民心。

让洋人满意必失民心，不失民心必得罪洋人，天底下最烫手的山芋莫过于此！

接过这极烫手的山芋将意味着什么？曾国藩甚至认为此次津门之行自己很有可能会身败名裂而死，所以在临行前，他备下了棺木，并给儿子留下了遗嘱。曾国藩在遗嘱中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

完了，曾国藩又说“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发出疑问，难道曾国藩不能推了这“跳火坑”的差事吗？在当时，曾国藩若以重病为由，的确可以推掉。但国家危难，事又发生在直隶辖区，他这个直隶总督若执意推掉，不仅有损他一世威名，更无法向世人交代。

所以说，这火坑既是天意，也是慈禧借天意的算计，曾国藩想绕过去根本不可能，他能做的唯有尽力而为，尽量避免引火烧身。

下面咱们就来看看曾国藩是怎么尽力而为的？

一到天津，基于对教案概况的了解，曾国藩第一时间张贴了一篇《谕天津市民示》。通过这篇告示，曾国藩告诫天津士民，好义刚强之气要引入正道，对教堂传闻要查访确实，不能以愤报愤，以乱招乱。

除了这一贯的“打脱牙和血吞”的正道君子忍辱精神，曾国藩还苦口婆心地奉劝天津士民，与洋人十载讲和，得来不易，万不能一朝激变，荼毒百姓。

但在群情激愤下，这样的君子正道，这样的忍辱和戎，天津士民似乎并不怎么买账，相反觉得他这是在指责士民，献媚洋人。

换是左宗棠的话，恐怕不会这么软；换是李鸿章的话，恐怕不会这么正。

但这就是曾国藩。

随着调查的深入，曾国藩逐步了解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与此同时，法国公使所提的四点要求也摆到了他的面前——第一、原样修复望海楼教堂；第二、礼葬领事丰大业；第三、所有凶手立即正法，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三祸首必须在十日内斩杀以表诚意；第四、赔偿经济损失五十万两白银。

在忍辱和戎的主张下，是非曲直曾国藩可以不去深究，修教堂、办葬礼、赔银子亦可以勉强同意，但斩杀三名朝廷要员，这一条曾国藩无论如何无法同意，也不能同意。

权衡之后，曾国藩给出了里外兼顾的最终态度——

对法国人，另三条好商量，杀人一条，就地正法的凶手可以认定为二十名，三名朝廷要员只能问责发配军台效力。

对国内舆情，天津士民的积愤要安抚，是非曲直的公道话要讲，三名发配军台的朝廷要员权当为国忍辱负重，要发抚慰银两，事态平息后要重新启用。

客观地讲，从顾全大局的角度看，曾国藩的这番处理也算是无可挑剔了。

当时的法国因为普法战争迫在眉睫，无力东顾下，他们其实已打定了见好就收的算盘。遗憾的是，曾国藩对此却并不知情，这就给后来接手的李鸿章留下了大蛋糕。

而清廷的态度呢，如果说一开始慈禧是借天意算计为难曾国藩的话，那当曾国藩将整个事件的调查处理报告递上来的时候，慈禧的险恶用心就显露无疑了。

她干了什么呢？

慈禧以朝廷的名义将曾国藩的调查处理报告公布与众了，而且是用断章取义的方式。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关于曾国藩为天津士民辩解的内容统统被删除了，公布出来的尽是与法国人和戎的内容。

天下士民看到如此“媚外”的东西，岂能不愤怒！岂能不骂曾国藩为“卖国贼”！

曾国藩这一世威名毁得可以说是有口难辩，郁闷之极！

纵观整个事件，慈禧的真正用意其实正在这里，她最终要的就是借这事让曾国藩彻底污掉，从此再无号令的威名。

让这一用意更鲜明的还有其后。当曾国藩被彻底污掉后，慈禧随即调来了“善耍痞子腔”的李鸿章来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风水轮流转，剿太平天国时，运气在曾国藩那里，到了这曾下李上的时候，好运气就尽在李鸿章那里了。耍一些痞子腔调，玩一些圆滑手段，搞一出用其他死囚替死的偷梁换柱，再抓住法国人无力东顾的正当时软磨硬泡，将处死的人数由二十人降到十六人——等这些做完，李鸿章俨然成了国之栋梁，民之英雄。

其实不过是污水都泼到了曾国藩身上，李鸿章再来，不退则荣！

搞污搞臭一个人不算狠，同时树起一个光辉人物压着才算高明！

再说恭亲王奕䜣，之所以说恭亲王在此事中谋的是一片苦心，有人认为这其中的手脚是他做的，不为险恶，只为曾国藩能沾污自保。

看透这一切，再来读曾国藩身败名裂时，世人送他的那副对子，味道就浓了——

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

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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