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联手曾国藩对抗慈禧！多轮权利大博弈，谁占先机谁锁胜局？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清廷剿捻统帅、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因急功冒进被捻军诱至山东曹州高楼寨，之后陷入重围。五月十九日晚，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逃至曹州西北吴家店时，重伤坠马，最终被捻军小将张皮绠斩杀在麦田中。

僧格林沁冒进惨死跟曾国藩有一定的潜在关系。

一直以来，僧格林沁很眼红曾国藩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天国之功。在他看来，堂堂大清蒙古亲王岂能不如汉家酸弱书生？所以自统兵剿捻以来，暴虐狂妄的蒙古亲王就立下了两年内剿灭捻军的豪言壮志，妄图以此来压倒曾国藩的功勋声望。

谁料，功勋未到手，自家的人头却让捻军割了去。

在当时，僧格林沁之死是震惊清廷的一件大事。最骁勇能战的嫡系亲王竟然让捻军砍了脑袋，此一点让清廷战栗；从此失去了与曾国藩、李鸿章湘淮集团相抗衡的重要棋子，此一点让清廷忧虑。

此时，但得有另一僧格林沁这样的满蒙强人，清廷绝不会再次启用湘淮人马。

但现实却是僧格林沁一死，有实力剿灭捻军的只有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集团。

有功就有势，有势就有威。

自剿灭太平天国以来，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地方实力派就已经隐隐崛起了。虽然曾国藩有自裁湘军之举，但适度自剪羽翼的曾国藩并没有因此失去对两江地盘的控制。

这大概是历史上很微妙的一次自剪羽翼，说到底有汉满之间深深的猜忌在，清廷有所取，曾国藩必有所留。

这是事关生死的平衡。

现在好了，这种平衡因僧格林沁之死被突然打破了，对双方而言，这都意味着新的权利博弈即将开始。

站在以慈禧为首的清廷角度，最好的算计是用而不涨其威，能借机削其威，夺其地盘更好。

站在以曾国藩为首的湘淮集团，最好的算计是遵其命破其谋，守住两江地盘是底线，能借机扩大势力范围当然更好。

所以，这注定是一场深看下去必不简单的博弈。可能是表面上少有刀光剑影的缘故，关于这一段历史内部的惊心动魄，关注到的人不多，咱们今天不妨来深度地解读一番。

朝堂上的权利博弈，向来有攻有守。在当时，攻的一方是慈禧的清廷，守的一方是曾国藩、李鸿章，当然，这两位人杰很厉害，守中亦有攻。

慈禧远比我们想像的要老谋深算。她起始的一招攻势，不仅离间了曾国藩、李鸿章之间的关系，更让人惊叹的是，一开始，曾李两人甚至没看透慈禧想干什么。

1865年5月下旬，也就是僧格林沁战死后不到十天，慈禧便发下谕旨，令曾国藩北上剿捻，李鸿章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顶曾之缺。

该怎么解读慈禧这一招呢？

此时的曾国藩、李鸿章同在两江之地，一个老迈多病，一个年富力强，一个手无即刻就能征调的湘军，一个手握随时都能开拔的淮军劲旅。

论实际，该派谁北上剿捻？

当然应该是李鸿章。

但这么做就不叫攻了，只能叫就事论事，而且结果必是助长了湘淮集团的势力。可经慈禧这么一手，为难一个，提拔一个，局面马上就不一样了，曾国藩必是怨声载道，李鸿章必是暗自心喜。

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集团虽是一个整体，却也有湘淮之别，慈禧的难曾提李即是看准了这一点，此举虽说造不出两人之间的大矛盾，但让一个怨，一个喜，让彼此不和谐的效果还是有的。

据说两人在交办总督官印的时候就是这样，李鸿章难以掩饰的官瘾权欲让曾国藩心中颇为不快，而曾国藩的冷漠少言也让李鸿章感到十分地别扭。

但这还仅仅是慈禧的小算计，不是关键，关键的更深的算计还在后面。

曾国藩是结硬寨，打呆仗的稳健之人，追剿流动性很强的捻军，且是用李鸿章的淮军，若诚心实用，必须给曾国藩的“河防大计”以足够的时间和理解。对此心知肚明的慈禧却并没有这么做，她不仅没有给曾国藩足够的时间和理解，相反利用战场上的一时失利和反曾派的叫嚣，对曾国藩是一轮接一轮地责难。

自1865年5月下旬接到北上剿捻的谕令，到1866年年底阶段性剿捻失利，曾国藩受到廷寄责备七次，御史弹劾五次，心力憔悴、衰病难持下，曾国藩只好告假休息。

细细品来，不难嗅出其中隐含的味道。从一开始，慈禧对曾国藩勉为其难，其实早有削弱曾氏威望的用心。

然而，曾国藩也不是好惹的，告假之时，他就放出话来，绝不回任两江，请朝廷允许自己开缺回籍。

这是曾国藩内心自信下的软叫板，软对抗，赌的就是朝廷绝不敢对自己做顺水推舟、绝情绝义之事。

毕竟湘系两江之地还有庞大的湘系势力在。

面对曾国藩的软叫板，慈禧的反应如何呢？

暂不理会，继续推进她早已谋划好的计策。借曾国藩剿捻失利，慈禧颁下谕旨，由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继续北上剿捻，两江总督由漕运总督吴棠署理，李宗羲、丁日昌递署漕督、苏抚。

接到这样的谕旨，曾国藩、李鸿章，尤其是李鸿章如梦方醒，当初的提拔哪里是提拔，分明是拿自己和曾国藩当棋子下，先挪走曾国藩，再削弱其威望，转而再以重用之后临危授命为名，将自己调离两江。

那吴棠是什么人？早年慈禧扶柩还乡，北上选秀，因错送三百两银子，将错就错成慈禧落难大恩人的当朝红人。由他署理江督，慈禧是既为嫡系恩宠之人谋了肥差，又借此从曾、李手中夺回了两江的地方实权。

不得不承认，慈禧是耍弄权谋的高手，瞧这棋下的，走一步，埋一步，不落子连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人都没能在第一时间看透。

很显然，考验曾国藩、李鸿章的时候到了。又或者说，共同利益下，曾国藩、李鸿章抛弃心中小不快，联手反击的时候到了。

反击是从师徒两人私下密谋开始的。

曾国藩这人，一生标榜一个“诚”字，而李鸿章呢，一生得意一个“挺”字，在师徒两人合作传承的那些年里，遇大事，两人其实都是以诚为表，以挺为实。

李鸿章频繁给曾国藩去信，言明两江大事应由恩师定夺的前提后，李鸿章给曾国藩提了两个建议，要么让他哥李瀚章来暂时署理江督，先看住地盘；要么干脆坚持曾李互调。

唯有如此，才能不受制约，满盘俱活。

完了，李鸿章还一再提醒恩师，这个时候不能一味隐忍，更不能太讲诚字。

涉及两江利害根本，这番道理，曾国藩自然明白。

于是乎，曾国藩以他在朝中的威望率先开火了，他明确提出反对此项任命，当然他没有把枪口直接对准吴棠，而是说李宗羲、丁日昌“才略稍短”、“资格太浅”。

其实就是指桑责槐。

恩师开了道之后，李鸿章紧随其后，一方面他摆出了立刻北上剿捻的姿态，另一方面他直击要害上书朝廷，要自己北上剿捻没问题，但必须保证军需兵饷。而剿捻所需军需兵饷，全靠两江之地，不是威望担当之人，根本不能担此重任。

这就是在掐朝廷脖子，李鸿章的话外音——不让曾国藩回任两江，剿捻成败没法保证。

慈禧看到这样的表态，知道曾国藩、李鸿章这是“挺”起来了，只好颁下谕旨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李鸿章以钦差大臣身份专办剿匪事宜。

见朝廷服了软，李鸿章紧跟着再上奏折，一方面他要为此前的强势施压缓解下气氛，另一方面他要为曾国藩名正言顺地回任两江总督铺好路。

毕竟曾国藩此前有绝不回任的叫板之言。

缓解气氛的方式很简单，一个劲地谢恩表忠心即可；为曾国藩回任铺路亦不难，拿出曾国藩一贯标榜的诚字，完了再得出曾国藩回任两江是事关“通计天下大势”的结论，这事也就算架好了台阶。

因为有曾国藩之前的“河防大计”在，李鸿章经过近两年的打拼，终于在1868年秋天将捻军剿灭了。

然而，眼见剿捻即将事成，不甘地方失势的慈禧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谋划，重点还是瓦解曾国藩、李鸿章在两江的势力，此外，抑制李鸿章的淮军也是一件不能不考虑的大事。

对付曾国藩，慈禧用的还是借事为谋的办法。先以恩宠调曾国藩入京陛见，再以天津教案为由将曾国藩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

调虎离山的同时，再用跟湘淮无渊源的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并密授其上任之后要暗中狠查曾国藩私吞太平天国圣库的罪证，以便将来兴师问罪。

从种种迹象看，只要时机成熟，慈禧似有彻底拿下曾国藩的意图。但对李鸿章，因李鸿章年富力强，正当用，慈禧的心思是重用李鸿章的同时，不能让他的淮军做大，进而拥兵自重。

因为这样的考虑，慈禧对李鸿章的算计便从“褒扬”开始了。

剿捻凯旋后，被授予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头衔的李鸿章获得了进京陛见的礼遇。在京期间，李鸿章第一次拜谒了慈禧太后、同治皇帝，还会见了恭亲王奕䜣等一众当朝权贵，此外还被赐在紫禁城骑马加仪。

一时间，李鸿章可谓是极尽风光。

但在这风光背后，一支冷箭却冷飕飕地射来了——李鸿章接到了一份新谕旨。

新谕旨命令李鸿章，因剿捻进入京津附近的淮军立即撤回黄河以南，而他本人则被任命成了湖广总督。

按理李鸿章本应接任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不说，单说这即刻撤走京津附近的淮军一条，就够李鸿章脊背发凉的了，这是先扬后抑，打压自己，裁撤淮军的信号呀。

究竟该学曾国藩当初的自裁湘军以自保呢，还是该再一次挺起抗命，保存实力呢？

抉择之时，李鸿章没有妄动，而是先在京城探足了口风。当他探知朝廷对淮军的撤留也是两难，并无必撤决心时，李鸿章心中有数了。

裁撤湘军，在曾国藩那里，淮军可做后保，在朝廷那里，淮军可做后用，因此可为，也必须为。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朝廷之所以难下决心，那是因为裁撤淮军之后无后用之军，而从湘淮集团的整理利益看，撤了淮军，那就失了后保之师。

将这两点加起来，此事当作何算计呢？

利用朝廷的难为，进而不为。

果然，慈禧随后下了道有撤意但无决心的谕旨，令曾国藩议定裁军事宜，李鸿章保留部分淮军备用。

这等于是给曾国藩、李鸿章踢了个自我掂量的皮球。

结果，在捍卫湘淮集团底线这一问题上，曾国藩、李鸿章比慈禧想像的要顽强、厉害的多。

经过与曾国藩密商后，李鸿章代表湘淮集团说话了。

首先他明确提出，曾国藩与他本人意见一致，淮军必须保留。原因有二：一、中原及东南各省被诸逆扰攘多年，没有军威弹压，必生祸乱；二，养军钱粮事小，朝廷长治久安事大。

如此亮明观点后，接下来的李鸿章更厉害。

既然不能裁军，那朝廷关心的撤军又该如何说呢？李鸿章的做法是咱一块块跟你巧争妙取。

第一块，驻扎在黄河以北，靠近京津，朝廷命令要撤的这部分淮军，不能撤。为什么不能撤？这支部队纪律素严，曾国藩直隶练兵尚未定议，北路不宜太空，等曾国藩履任有期，再察酌调遣为宜。

第二块，山东济宁居南北要冲，驻扎此地的淮军人马本就不多，留下来与地方官协防为好，朝廷请放心，这部分淮军将随时听候山东抚臣的调遣。

第三块，江淮一带的淮军，因防务更加重要，所以更不能撤。况且为钳制地方，新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必须要带够自己的部队。而带去这些部队，李鸿章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淘弱留强，为日后的裁军做准备。

这一套姿态很硬，又有理有据的组合拳打出去，慈禧甚感无奈，只能坐视。

如此一来，经过剿捻之后的淮军，精锐不仅没有减少，防区相反却从江苏一省扩大到了湖北、直隶、山东四省。

这是湘淮集团，尤其是李鸿章所代表的地方派的胜利。

在进取这一点上，他似乎比曾国藩更会用势，更会用各方矛盾，也更敢在关键时候践行一个“挺”字。

曾国藩当然也不弱，天津教案受辱后，两江重地随即就爆发了马新贻被刺大案。

谁干的？

没有定论。

但这个定论是很明了的——两江重地不是谁想染指，就能染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