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惨曾国藩的天津教案，泥坑是如何被捣出来的

自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后，在如何对待西方这个问题上，清廷内部也分成了两派。“洋务派”主张积极与洋人合作，学习先进技术以富国强兵；“理学派”则敌视西方诸国，主张重新理学，以传统的力量重拾天朝上国的荣光。

现实的压力、数百年的自我封闭以及两次惨败于洋夷的耻辱，让这两派在皇朝各有拥趸。朝堂中枢以及东南督抚大多倾向洋务派，而理学派仇洋、主张对洋强硬的观念则在朝廷中下层以及民间吸引了大量支持者。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因谣传教会诱拐、残杀婴儿做“药引”加上官府处置不当，天津民众与在津洋人发生激烈冲突。民众火烧望海楼教堂，打死法国领事丰大业，虐杀教堂传教士和修女等共计二十三人（另有中国教民、雇员三十余人）。

“天津教案”发生后，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清廷发出照会，提出严惩凶手、处决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等官员、赔偿白银、天津驻军等多项条件。

由于洋务派和理学派的争斗，教案从一开始就沦为了斗争的工具。在还未调查清楚事实时，军机处内部就为如何处理教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洋务派的宝鋆、沈桂芬力主满足洋人条件，以尽快结束教案。而理学派的李鸿藻则反对天津民众“行恶”的说法，强调“民心不可失”。难以统一意见的军机处，只得先向直隶总督曾国藩发出廷寄，令其前往天津处理教案并要求他“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

曾国藩在五月二十九日回奏称，自己正患“眩晕之症”尚未痊愈，请朝廷允许自己休养一阵再赴天津。曾国藩是不是真有病不确定，但是他不想去是可以确定的。因为既要满足洋人，又要应对朝野内外汹涌的仇洋情绪，近乎于不可能。搞不好他自己就要深陷其中，甚至万劫不复。

但是军机处并不好忽悠，李鸿藻等人抓住曾国藩回奏中的“十愈其八”，于六月初五再次发出廷寄。称曾国藩的病即便没有痊愈也养得差不多了，责令他立刻前往天津处理教案。

预感到不妙的曾国藩只得给两个儿子写下“遗嘱”后，于六月初十抵达天津开始处理教案，在此过程中朝廷对于教案的争执也变得更加激烈。

御史贾瑚上奏称近期京师也有迷拐幼儿的传闻，要求步军统领衙门严查（贾瑚实际是想借此给天津教案定性）。六月十九日，两宫太后不得不召集在值军机大臣（此时奕䜣正在家中养病、文祥因母丧回沈阳守制）商议如何处理教案。

宝鋆仍然认为天津地方民众无端杀死传教士、修女等行为，是无事生非、借机抢劫。李鸿藻则坚称无风不起浪，应该依贾瑚所奏下诏督办并严查，并且他认为民心不可失、民气不能泄，对于教案应与西方诸国强硬交涉。

因双方激烈争执无法统一意见，两宫太后只得宣布待曾国藩调查完毕后再议。

六月二十三日，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达军机处。曾国藩确认迷拐、挖心挖眼做药引之说均系谣言，他建议朝廷下诏“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并将张光藻、刘杰等官员交刑部议罪。

二十五日，两宫太后召王公大臣、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十九名官员至乾清宫西暖阁廷议，不过这次廷议“洋务派”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曾国藩也被推进了“泥坑”里。

惇亲王奕誴首先出场“定调子”，他称曾国藩的处理不妥，虽然他是顾虑朝廷苦衷 -- “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民心不可失。紧接着醇亲王奕譞开始上纲上线。

他认为过去朝廷缺乏准备、对洋软弱，屡遭败绩不说还被洋人羞辱。随即他就开始攻击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和军机大臣宝鋆，称他们之前答复洋人照会时说的“天津举事者及大清仇人”，不但软弱有失国体，还有“从洋”之嫌。

相对的张光藻、刘杰不过是对洋强硬，何罪之有？而导致事态激化的天津提督陈国瑞不但无罪，还是诛杀洋妖的功臣、忠勇可用。被扣帽子的宝鋆和董恂虽然张口争辩，但已不再敢说是天津民众“行恶滋事”了。

注：民众开始向望海楼教堂聚集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防事态激化下令将连接东郊的浮桥收起阻止民众过河。但陈国瑞后又下令放下浮桥，任民众过河围攻教堂。

这个时候理学派的另一悍将倭仁也站出来表示张光藻、刘杰都是好官，不宜加罪。大学士瑞麟、朱凤标等清流官员也纷纷附和倭仁。气氛被带动起来后，两宫太后也不得不表明态度。

首先两宫承认洋人是大清的世仇，也算是变相认同了奕誴、奕譞、倭仁的观点 – 民心可用，诛杀洋人功大于过。但是两宫又表示现在皇帝太小，除非你们有办法一举消灭洋人，不然还是得从长计议。

球踢出来了，大家也就安静了，不过翁同龢给出了“办法”。他说此事天下注目需要慎重，朝廷不宜早下论断，这说得没错。但是紧接着他又表示对于教案应该“多问问曾国藩”，在场的老江湖们应该都明白他的真实意思。

至此廷议结束，最后的结果是朝廷没有直接答复曾国藩，军机处发出廷寄要求曾国藩尽快结案。朝廷不表态就是朝廷的态度，明知前面是泥坑的曾国藩也不得不往里跳了。很快曾国藩与西方诸国就教案达成以下协议：

曾国藩在被迫背锅的同时，怕是没想到朝廷又玩了另一个“花头”。

军机处在向各省驻京提塘“发抄”时，对曾国藩奏折内容做了缩减。查证谣言、为天津民众辩解等内容都被删除了，导致发往各省的邸报中曾国藩的奏折看上去更像是在替洋人开脱。

注：“发抄”是清代官方文件的一种文书复制程序。其主要目的是将朝廷可对外公开的政务以及处理过程整理并公布，以便各地官员民众了解朝廷动向。

朝廷为什么这么做？

廷议已经表明此时的朝廷没有能力与列强开战，自然也就无法拒绝洋人的条件。而不澄清教案背后的真相虽然可以保持民众对“世仇”的憎恨，也会让民众憎恨、厌恶面对“世仇”侵害而不作为的朝廷。

所以需要“献祭”曾国藩，以求“两全”-- 让洋人满意和让民众发泄。于是在各地官员和民众眼中，昔日的中兴功臣“跪”了洋人，成了“卖国奸贼”。

就此讨伐曾国藩的奏折、书信纷纷飞向朝廷，曾国藩湖南老家的宅子也被乡亲们砸了，他题写的“湖南会馆”匾额被国子监学生砸碎。朝野内外的湖南籍官员、名人要么以曾国藩为湘人之耻、要么表示与曾国藩这个“汉奸”划清界限，相当于开除了曾的“湘籍”。

与此同时朝廷答应洋人的条件也就没那么大的阻力了 -- 不是朝廷向洋人妥协，朝廷也是被“奸贼”坑害了。

这并不是猜测，因为后续接手天津教案的李鸿章（曾国藩因“刺马案”被调任两江总督），最终的处理结果和曾国藩的方案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仅处决人数改为16人）。

朝廷的这种处理，让天津教案实际成为了日后所有教案的模板。朝廷不但无意去消弭冲突和隔阂，甚至默许、纵容乃至支持民众与教会冲突，但最终在处理教案时又会满足洋人的种种要求。

这在导致教案此起彼伏的同时，又让民众对教会、洋人的怨恨更深，进而爆发更大的冲突，实际上朝廷也要承受更大的伤害，例如庚子之乱。而朝廷唯一可以自慰的只是那短时间内可为朝廷吊命的“民心为我所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