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延残喘？左宗棠做出的努力只是昙花一现？谁能救中国？

1852年，时值太平军进攻长沙，左宗棠出山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守长沙，因“功”升知县，并加同知衔。骆秉章任湖南巡抚时，他为骆的幕僚，1856年得兵部郎中职。

1860年，清政府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由运筹帷幄的书生，一跃而为决胜疆场的大将。

同年9月，他亲率楚军自长沙赴赣、皖交界地区与太平军作战，后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督率楚军攻陷金华、富阳、杭州和嘉应州，帮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军，被封为一等恪靖伯，诏赐黄马褂、双眼花翎。

1866年7月，创设福州船政局，成为洋务派人物之一。同年9月，调陕甘总督，率军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后晋太子太保衔，加一等轻车都尉、东阁大学士。

1875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讨伐和歼灭阿古柏匪帮，迫使沙俄交还伊犁，使新疆重回祖国怀抱。1881年，左宗棠由新疆抵北京，命他在军机大臣行走，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

同年9月，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中法战争中，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事务，指挥抗法军事。1885年9月5日病死于福州。综观左宗棠的一生，他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教育、科技发展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左宗棠早年受到林则徐制造坚船、利炮以促使国防近代化的思想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的影响，认识到：取胜之道，自强之策，不仅在有赳赳之勇，而且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

他还说：“查外洋之强，一则饷厚，一则令严，一则水陆器具精利。假使中国有厚饷，有精巧器械，慎择能将，申明军令行之，兵勇之强亦必不减外洋”，只有这样，“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

在“求富”、“自强”的思想下，左宗棠亲自过问主办了三项近代军事工业；1866年，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于福建省闽江口岸开设了当时最大的船舶修造厂，即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海军萌芽之始”。

从1869年至1907年共造各式轮船40只，它对海防、航运等都有一定作用；1869年创办西安机器局，仿造新式武器弹药：1873年，将西安机器局搬至兰州，命名为兰州机器局，翌年该局已能仿造西洋军器，修理改造本国枪、炮器械。这三项军事工业虽然规模大小不等，但它们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左宗棠力所能及的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左宗棠继承和发展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将其付诸实现。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等人就认识到没有大炮和轮船，不能和外国作战，因此极力主张运用粤海关的收入来造炮造船。可惜当日朝野没有响应，以致孤掌难鸣。在林则徐等人先进思想和近代西方工业化潮流的推动下，左宗棠比较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

他以东洋日本为例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指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强调必须发展近代军工。在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之下，左宗棠的所作所为的确是颇有远见的。

其次，左宗棠兴办军事工业，是符合当时国内外形势需要的。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的海上入侵，加深了中国的社会危机，左宗棠认识到兵不能强，则民不能富，“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

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在左宗棠等人的推动下，不但近代军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对采矿、运输、纺织、商业等民用工业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左宗棠办理的三个近代军事工业，在当时的战争中，特别是在抗击外来人侵、保卫祖国领土主权方面，发挥了效能。如在讨伐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的战争中，由兰州机器局制造、修理的军火不断送至前线，1876年，一次便供应清军子弹2万枚，使已经装备了相当多的洋枪洋炮的清军，在攻城夺地中“深得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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