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为何强闯苏联大使馆，之后不顾社会各界反对，杀害李大钊？

1927年4月6日早上，正在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中办公的李大钊忽然听到一声枪响，一群警察和宪兵就气势汹汹地匆匆闯入到他的房间，将他及其妻儿尽数抓捕起来。

抓走李大钊的人正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手下吴郁文，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他在狱中对李大钊无所不用其极，将其折磨的皮开肉绽。

很快，李大钊被捕的消息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张作霖竟然不顾军警不能进入苏联使馆的规定，强行将李大钊逮捕。

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展开营救，并对张作霖的行为提出强烈的抗议。可丧心病狂的张作霖此时却完全不顾众人反对的呼声，亲手将李大钊送上了刑场。

行刑当天，在狱中经受22天折磨的李大钊从容地走向绞刑架，在忍受了敌人将近40分钟的折磨之后，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伟大的一生。

那么张作霖为何闯入苏联大使馆也要抓捕李大钊？又为何要不顾社会各界的反对，残忍杀害李大钊呢？

张作霖不顾劝阻强抓李大钊，李大钊英勇就义

1936年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没有任何征兆开始疯狂地轰炸天津的大沽口，无数民众在日本人的炮火中丧生。

这件事在国内迅速发酵，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但是日本不仅丝毫没有悔改之心，还以《辛丑条约》的名义，要求国民军队立刻撤防，并且在两天内完成答复。

愤怒至极的10多万民众站满北京街头，高声呼喊着“还我国土”“打倒日本”的口号。但此时负责维持现场秩序的段祺瑞不仅丝毫没有理会群众们的呼声，还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

一时间，北京街头尸横遍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血流成河，李大钊和儿子李葆华没想到国民政府竟会如此心狠手辣，他们满身是血的站在队伍前面，不顾危险地疏散这数十万的群众。这就是有名的“三·一八惨案”。

在此危急时刻，苏联的同志找到身处险境的李大钊，对他说道：“现在局势紧张，外面到处都是抓你的人，我建议你们可以先全部迁到我们的苏联大使馆中，那里将会为你们安置藏身的地方。”

因为当时苏联使馆是不允许中国的军警进入的，因此李大钊在和组织商议之后，就带着所有的资料和文件，将共产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全部迁入到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

张作霖的手下将北平城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发现李大钊的身影。但是很快，一个人的出现成为了他们的突破口。这个人是在街上发传单的时候被抓捕的共产党员李渤海。

吴郁文等人抓到李渤海之后，软硬兼施，又是严刑拷打，又是威逼利诱，终于将中共地下党的名单和李大钊的藏身之处扒了出来。

喜出望外的他们急忙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张作霖。张作霖略一思索，立刻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逮捕他。

此时还在苏联大使馆的李大钊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第二天一早他像往常一样，起床后就坐在办公室中开始办公。

大女儿在坐在屋外间的长椅上看报纸，妻子赵纫兰则是带着小女儿在校园中散步，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

但是伴随着一声尖锐的枪响，这片宁静祥和的场面被彻底打破。作为一名敏锐的革命工作者，他很快就意识到这阵枪声是冲着自己来的。

他一边安慰着因为害怕窜到自己怀中的女儿，一边查看外面的情况。此时吴郁文已经带着一大批的警察和宪兵冲了进来。

不得不说，李大钊同志为中国的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期间尽管敌人对他百般威逼利诱，李大钊一句“大丈夫生于世间，就算只能身着粗布御寒，吃粗粮，哪怕要断头流血也应该保留一个志士的气节！”，噎得敌人哑口无言。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的爱国志士得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都心急如焚，纷纷展开救援，中央党组织也充分调动各界力量，试图挽救李大钊先生。不少人都对张作霖发出谴责并严令其释放李大钊先生。

外界反对的呼声越来越高，张作霖却丝毫没有理会。眼见从李大钊口中得不到任何关于共产党的消息，忍无可忍的张作霖决定新仇旧恨一起算。

行刑当天，李大钊稍稍整理仪容，从容走上刑场，在东北军阀将近40分钟惨无人道的折磨中，李大钊结束了自己为革命、为国家鞠躬尽瘁的一生，时年不到38岁。

“策反”冯玉祥，成为心头恨

在此之前，张作霖和李大钊并没有什么接触，他们之间有怎样的新仇旧恨，能够使张作霖不顾社会各界的反对，坚持致李大钊于死地呢？

这和张作霖的政治理念有关，从张作霖的立场而言，他并不是反对共产党，而是反对一切和苏联有关联的人物和党派。

在张作霖眼中，所有和苏联有关系的人都是自己的“对立面”，就算是孙中山，也是被张作霖视为仇敌的。李大钊作为一名和苏联关系最近的革命共产国际成员，自然是张作霖十分不喜欢的。

其实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能说是革命理念不和。真正让张作霖盯上李大钊并将其杀害的主要原因，是冯玉祥“倒戈”一事。

当时苏联为了将共产国际的思想传到中国，达到友好睦邻的目的，便在中国到处“收买”各处军阀。

东北各方面的军阀自然是首当其冲的，但是张作霖认为共产国际的思想会彻底颠覆中国政府，因此一直不接受苏联，反而和日本走的更近。东北军阀众人中，只有冯玉祥买了苏联的账。

随后，他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并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国民军”，邀请孙中山北上，还亲自挑选出一批学生赴苏联留学。

冯玉祥的这一系列行为都使得张作霖十分不满，张作霖认为冯玉祥这些行为是对国家的“背叛”。

在各方东北军阀的压迫下，冯玉祥只好赶赴张家口担任西北边防督办。也就是在这期间，冯玉祥才和李大钊有了更加密切的来往。

1925年2月底，李大钊在徐谦的陪同下，乘坐火车亲自来到张家口寻找冯玉祥，他此次前来主要是为了为了劝说冯玉祥，转变阵营，投身革命。

在李大钊的劝说下，冯玉祥专门派参谋长刘翼等人前往北平，和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展开会谈。

在李大钊的努力下，苏联政府无偿援助了冯玉祥大批的武器弹药，还为其派遣了军事顾问和教官，使得冯玉祥西北军的实力大涨。

因为这些事情，冯玉祥对李大钊十分的感激，于是明显出现了转向革命的倾向。在共产党人到国民军中活动时，冯玉祥还曾公开表示：“不管什么人，只要进入到我们的军队中，我们就要爱护他们、鼓励他们。”

冯玉祥的这些行为都被外界批评为“北赤”，这引起了东北各方势力的不满。当时北洋政府在国际上也算是合法政府，代表守旧势力的奉军对于这股“赤化”势力的影响不得不重视起来。

与此同时，奉系军阀占领京汉铁路这个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之后，李大钊曾带领京汉铁路的工人进行大罢工运动，这可将张作霖气得不轻，直接将李大钊画在了自己心中的“黑名单上”。

随后在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的联合压迫下，冯玉祥不得不宣布下野，前往苏联进行“考察”。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之后，国民军和北伐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在南口不幸战败。接下来就有了李大钊三邀冯玉祥回国主持军事，收拾残局，并带军参与北伐战争的事情。

早在李大钊为了冯玉祥和苏联之间的事情来回奔走的时候，冯玉祥就曾表示“李大钊先生有远见、有学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因此这时他对于李大钊的邀请自然是十分上心。

冯玉祥回来后，当即响应李大钊的号召，参与到北伐战争中。在此期间，苏联再次为冯玉祥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光是枪支弹药，就足够装备10多万国民军，更不必说其他的武器装备。

之前曾向蒋介石示好却被拒绝的张作霖此时是恼羞成怒，他认为冯玉祥之所以会倒向国民党，都是因为李大钊从中“撺掇”。此时在张作霖心中，李大钊就是颠覆民国合法政府的罪魁祸首。更何况李大钊还是和苏联关系走得最近的革命志士，张作霖心中便生出了杀害李大钊的想法。

尽管在审讯过程中，李大钊只透露出一丝半点关于国民党的消息，但是彼时国民党在张作霖眼中，也算“赤党”，因此出于反动目的的张作霖无论如何也要“处决”李大钊。

出于自保，有意与蒋介石联盟

1927年北伐战争之后，北伐政府逐渐出现疲态，这让张作霖心中感到十分恐慌，因此便有意想要向蒋介石靠拢。而他向蒋介石靠拢的手段就是杀害共产党人。

但是此时蒋介石的一声命令让他看到了希望。当时正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破裂，蒋介石派人拼命的追捕共产党人士，他同样不喜欢更偏向于共产党的李大钊。

因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惨案之后，张作霖心中打定主意，表面上听取蒋介石的意见，在杀害李大钊之后，如果有社会各界人士“怪罪”下来，蒋介石也难逃责任。

这样双方就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以后奉系军阀有了什么麻烦，在去向蒋介石寻求帮助的时候，蒋介石就不好推辞，也可以为自己留一条退路。

而如果放过李大钊将会是截然不同的局面，李大钊已经在北方地区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无论是在共产党方面还是共产国际方面都能说得上话，一旦东北军战败，自己必定会被问责，届时将小命不保。

权衡利弊之下，张作霖最终在蒋介石的“推波助澜”下，将李大钊推向了刑场。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李大钊牺牲了，可是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向李大钊一样的爱国志士，在革命这条路上砥砺前行。他们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革命精神将在这千万个李大钊身上长存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