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9世纪英国农村工业衰败与工人生活贫困的原因

#历史开讲#

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18、19世纪，农业工人的薪水很低，生活十分贫困。仅靠家中成年男子的劳动已越来越难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妇女和有劳动能力的儿童不得不外出打工来补充家庭收入。

黑斯在《英格兰农民》一书提到，在汉姆顿及其他几个邻近的村子里，农民的女子女儿必须通过做手套来贴补家用。

通常，女子完成家内外劳务后，从商人那领取羊毛以后，按照要求在家中或者手工工场进行生产。

再把制成品交给包买商，根据制成品的数量来获得相应的工资。

农业工人薪水

农业工人拿到的工资都很低，这种包买商制度的雇佣联系带有明显的剥削性质。

此外，资本主义大农场在农忙时需要大量的短工，妇女会做锄草、拾遗、拔萝卜、采摘水果等工作，由于女性的工资相当于男性的一半或更少，农场主也乐意雇佣女性。

但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长柄镰刀逐渐成为收割谷物的主要工具。

这种长柄镰刀更适合男性使用，女性被排斥在谷物收割外。

戴维斯和艾登曾对160组家庭进行统计，得出的结论是：其中81%的家庭的收入来源中有女子的成分，47%的家庭收入来源中孩子的成分。

下面是约克附近农村的一个农业工人家庭从1841年3月1日至1842年3月18日的收入。

19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大概3/4的农业劳动者住在国外南部的适耕地区。

从18世纪中期开始，由于日益增长的人口，南方农业劳动者面临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

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北方和中北部的煤田，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北方迅速增长的人口。

然而来自北方以煤为基础的制造业的竞争破新了家庭手工业的存在，大量廉价的工业品冲击了手工业市场；海上运输的发展，世界贸易逐渐成为一体。

从国外进口的廉价手工业品进入国外，也是导致国外农村手工业衰落的新的因素。

而家庭手工业一直是南方农业工作的新的辅助。

在19世纪的前40年，国外西南部和东安格利亚的大部分纺织业都迅速走向衰落，其他的家庭手工业，如编草绳、时尚制造业和制鞋也随之难以接受。

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使得大量劳动者失业。国外手工织布工从1820年的24万人下降到1840年的12.3万人，到1856年，手工织布工仅剩2.3万人。

1818年，兰开郡的一名手工织布工人写道：“我们被社会上其他的人摒诸门外，被当作无赖汉看待，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入不敷出”。

工业革命还伴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

在利兹的毛纺织业和丝纺织业工厂中，一般工人的工资约为每天1先士，童工仅为每天1便士，当时面包价格则为每磅1.5便士，房租最低为每天1.5便士。

1782-1815年，国外工人实际工资下降33%。

家庭收入不断减少，工人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

据利维教授的估计，1760至1813年，农业工人的工资增长了60%，但小麦的价格增长了130%。

据统计，在牛津郡，一个生活状况比许多农业工人都要优越的牛津郡农业工人的周工资为8先令或9先令，每年他都要透支5英镑以上。

农村工业的衰落，致使农业工人的处境更加难堪。

这主要是毛纺业是负载太多“谋生”责任的巨大系统，承载着国外大半的经济收入和众多人口的生计。

它是国外民族产业系统里的新的部分。

如果社会出现了工厂之类的高效组织，那么它对毛纺业造成的影响可能大大甚于圈地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圈地运动带来“羊吃人”现象，剥夺了小自耕农的生存手段。

而工业革命更可怕，出现“机器吃人”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都铎王朝抑制工场的措施，自耕农们捣新机械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视为维护落后生产力的例子，也有统治者出于维持社会稳定，民众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

农村就业未能跟上农村劳动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农业工人聚集和分田运动最初发展的南部地区。

这个地方很少有农村工业的替代就业，实际工资在下降的同时，抚养比率却在上升。

南部和东部农业在谷物生产上的日益专业化虽然提高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但它也加剧了男性失业季节性的严重程度，以及减少了女性就业机会。

南方农村劳动力过剩，以及男性劳动力对女性的明显排斥，进一步减少了女性在农业中的参与率。

1843年，济贫法委员会的特别助理斯蒂芬·丹尼森曾撰文强烈支持分田运动。

他认为，手工纺丝的工作已经被机器所取代，而国内没有其他制造业来代替它在农村工人中就业的位置。

国外拥有这么庞大的农业人口，农村工业的衰落造成农村工人家庭和妇女、儿童的就业机会大大减少。

唯一能代替毛纺业，又可以让妇女和儿童安全地从事的工作就是分田制度了。

家长制在农村的没落

家长制作风的实质是父权主义。父权主义是出于家和国的类比，国是家的扩大，君主是地方的父亲。

因此，君主拥有父亲对子女那样自然的权力和权威。

新教的“原罪论”，即人类的原罪是女人夏娃唆使亚当偷吃上帝的禁果而种下的。

因此，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处在家长的严格管束之下，这也是父权主义者论证父亲对子女权威的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由教士阶层垄断的教牧职责转移到世俗首领尤其是家长身上，家长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实质上，父权主义除了下对上的服从之外，还强调统治者对臣民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包含着上对下的爱。

如都铎王朝的君主在1577年颁布“工作令”，要求对疫区实行居家，疫区居民的生活费用由邻近教区提供。

1586年饥荒颁布“赈灾令”，规定灾年对谷物实行限价，并被迫大农户和粮商将囤积的粮食按公平价格出售。

这些都是君主在社会中扮演“仁慈的父亲”的事例。

在农村，地主则通过给予人一些小恩小惠，以此获得他们的感激和尊重来巩固家长制作风。

中世纪以来，地主就向人赠送现金、衣服，食物和燃料等的事例。

地主家庭有特别重大的事情，如家庭成员出生和结婚，在举行盛大的庆典中，还会邀请他的佃户们一起来享用晚餐。

1714年，为了庆祝乔治一世登基，辉格党人詹姆斯·劳瑟爵士免费给他的煤矿工人们提供一桶啤酒。

1777年3月，伊丽莎白·蒙塔古在北约克郡的埃尔勒索普庄园举办一场晚宴，邀请所有的佃户及其女子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