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之虎”段祺瑞，效仿袁世凯之法，夺取北洋大权

段祺瑞，安徽省合肥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为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与王士珍、冯国璋一起被一些人吹捧为“北洋三杰”。他们三人还别有雅号：龙、虎、狗，他为“北洋之虎”。

段祺瑞的曾祖父段友杰乃清廷荣禄大夫、振威将军。祖父段乱，咸丰初年创办团练，同太平军作战，后来属于李鸿章淮军。因其镇压捻军有功，擢升为总兵，得“励勇巴图鲁”称号，亦被授为荣禄大夫、振威将军。父段从文于1870年在合肥大陶岗买田百余亩，并在此定居下来。

旧中国的官场人物，大多是具有多种性格的“多面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他们的性格和脸谱也随之而变换。没有这种本事，就没有立足之地，就混不下去，更不要说青云直上了。段祺瑞也不例外。他既是个奴才，又是个人才；在主子面前，特别是在高官厚禄的诱惑时，是格外卑躬屈膝、俯首帖耳的，而当自己有了一定的权势、地位，或这种权势、地位受到威胁时，也就不那么驯服了……

01、留过洋的段祺瑞被袁世凯重用

段祺瑞自幼随祖父攻读诗书。1881年，投奔任山东威海军营官的堂叔段从德，补营哨书。1884年，报考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武备学堂，名列前茅而被录取，入堂学习炮科。他力学不倦，声誉鹊起，与考试名列上第的王士珍等人齐名，因此，有“王龙段虎”之称。

1889年春，入德国柏林军校见习，还到克虏伯炮厂学习造炮技术。当时，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寥若晨星，他们的脑后都拖着一根大辫子，外国人感到新奇并耻笑他们。因此，他们都不得不把辫子盘起来，用瓜皮帽盖上。

年青气盛的段祺瑞更感到可耻，一气之下要把辫子剪掉，被荫昌阻止。荫昌要他打电报请示朝廷，结果，非但未能获准，反而受到了一顿训斥。1890年秋回国，充任北洋军械局委员。1891年，赴威海办随营武备学堂，任教习。

1895年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到处网罗军事人材。当时，像段祺瑞这样喝过洋水、镀过金的军事人才更是寥寥无几。经荫昌的介绍和推荐，段祺瑞和王士珍、冯国璋等人一起投到了袁世凯麾下。他一生的事业在这里奠基，并从此开始步步高升。

1896年，段祺瑞成为“新建陆军”炮兵统带，驻防天津小站。1898年11月，“新建陆军”改为“武卫右军”，他仍任炮队统带兼随营炮兵学堂总办。

1899年，袁世凯署山东巡抚，段祺瑞随同驻防济南，参加对义和团的镇压和屠杀。1901年11月，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段祺瑞得“以知府补用”衔。

1902年3月，武举出身的景廷宾领导河北省广宗、威县一带人民举行起义，竖起了“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继义和团运动之后，再次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河南、山东各地人民也纷纷响应，队伍发展迅速。是年5月，袁世凯派段祺瑞联合洋人绞杀这支农民起义军。5月17日，段祺瑞带领北洋军前往李庄、寺庄，数日间，屠杀了起义将士近千人。

6月，他被委派为直隶常备军军政司参谋处总办。7月，他免补知府以道员仍留原省补用，并加二品衔。

8月，他出谋划策，用夜袭起义军根据地的阴狠、毒辣办法，向起义军进攻，使北洋军“连日三捷”，起义军惨遭失败。因此“劳迹”，清政府给他赏戴花翎，并授予“奋勇巴图鲁”的称号。

段祺瑞的每一步晋升，都是和北洋势力的膨胀以及袁世凯的“用人之道”分不开的。袁世凯曾规定，北洋军的将领必须经过考试选拔，以表示“用人唯贤＂。冯国璋、王士珍都因先后“考中”而升任为协统。善于玩弄权术的袁世凯，表面上是为了同等看待“北洋三杰”，而不使段祺瑞“一人向隅”，实际上是使他们地位平衡发展，造成互相牵制的均势，以达到易于驾驭的目的。

因此，当北洋武装又要扩充一个协的时候，袁世凯在考试之前，向段祺瑞作了一些暗示，使段祺瑞“考中”并当上了协统。段祺瑞因此对袁世凯更加忠心，长对别人说袁世凯对他如何如何的“私恩极重”。

1903年12月，清政府成立练兵处，袁世凯为会办大臣，练兵处下设三司，均为其心腹掌握，段祺瑞任军令司正使。1904年6月，段祺瑞升任第三镇统制，成为统兵将领。第三镇原是袁世凯为把清政府的警权抓到自己手里，在北洋各镇中抽调三千人编成的＂巡警营”，在“巡警营”基础上扩编为第六镇，不久，换了番号，改为第三镇。

袁世凯把第三镇当作自己最基本的武力，全镇各级军官也都是经袁世凯精心挑选的北洋军中的骨干。段祺瑞为该镇统制，可见其不失为袁世凯的心腹大将。

1905年6月，袁世凯将各镇抽调在京的各营改编为第四镇，并派其心腹大将段祺瑞转任为该镇统制。这时，袁世凯、铁良接到光绪皇帝要校阅新军的谕旨后，在河间举行“秋操”。这次军事演习分为南北两军，段祺瑞任北军总司令。“秋操”结束，又代理第三镇统制。

此时，他还督办北洋陆军各学堂，兼任保定速成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堂总办。

1906年3月，清政府授他为福建汀州镇总兵，仍留原任。1907年10月，他又被清廷授为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一年之后，被任命为会考留学毕业生主试大臣。这是一个显赫、荣耀的美差。凡经过他考试而被录取的也就成了他的门生。一日为师，终身父母，所以，这成了他网罗党徒的好时机。

北洋军阀集团中的一批骨干分子，大都是在他督办陆军各学堂和这时出于其门下的。

这也为他日后成为皖系首领、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

1909年，他的顶头上司袁世凯被清廷罢黜后，并未祸及其身，他复任第六镇统制。次年12月，因王士珍办丧事离职，清政府又命他代理江北提督，加侍郎衔，驻江苏清江。江北提督扼长江之险，为当世所倚重的要职，“非资望兼优者，不能希冀此位”。可见，他是颇受清廷器重的。

02、配合袁世凯唱双簧捞取政治资本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召段祺瑞入京，任命他为第二军军统前往湖北镇压起义。这时，他并没有忘乎所以，一意孤行。他和其他北洋将领一样，平日就唯“衣食父母袁宫保”的马首是瞻，到了天下大乱、风云变幻莫测之时，更要视袁世凯的眼色行事了。

所以，段祺瑞没有急急忙忙直接去北京，而是先去拜见了袁世凯。在袁世凯那里请示机宜之后，才入京请训，转赴湖北前线。

11月，冯国璋调离前线，他署湖广总督，会办剿抚事宜，并兼统冯国璋所统各军，驻孝感，与革命军严阵对峙。这时，袁世凯为迫使清帝退位，暗中派人携带拟好的电稿到湖北前线，交给了段祺瑞。

段祺瑞按照袁世凯的旨意，于1912年1月26日，由他带头，与四十六名北洋将领联名致电清廷，逼迫清帝“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否则，他要“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

这一举动，虽说是完全奉袁世凯之命行事，与其大唱双簧，但要逼迫皇帝退位，决非小事，还是得有点“虎”气才能干得出来的。

段祺瑞在紧要关头，以他举足轻重的地位给清廷王公大臣以严重威胁，为袁世凯“夺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帮了大忙。

当然，他的“收获”也不小，因此捞到了一笔政治资本，赢得了一个“缔造共和”的美名。有一本叫《段祺瑞秘史》的书，就公然吹捧说：“民国得以完全成立，此实段氏之功也”。

袁世凯在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之后，将把他视为命根子的军权交给谁呢？毫无疑问，只能交给自己的心腹。于是，段祺瑞当上了陆军总长。接着，他又和黎元洪、黄兴等一样，被授为陆军上将和一等勋位。

段祺瑞也不负袁世凯的器重，唯袁世凯命令是从，参与了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残杀了数以万计的革命志士，迫使孙中山、黄兴等再次亡命海外。

1913年底至1914年初，起义军穿越京汉铁路，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东征。这引起了袁世凯北洋政府的惊恐。袁世凯一怒之下，枪毙了弃城而逃的六安县县长殷葆森，撤下了他的表兄弟、河南都督张镇芳，换上了他的头等大将段祺瑞任河南都督。

段祺瑞像看家狗一样，听到主人的一声吆喝，立即拼凑了二十万北洋精兵，驰奔信阳，亲自督剿。

03、在权力面前，段祺瑞袁世凯心生裂痕

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国事繁忙，政治、经济、外交诸项事务缠身，对于军事也就很难专心致志、事必躬亲了。这时，在北洋军阀集团中，王士珍隐退了，冯国璋外调南京了，“北洋三杰”均衡发展的格局也就不复存在了，军事势力上的三足鼎立之势变成了由陆军总长段祺瑞一人独揽。

而段祺瑞无论是军队的编制、调遣还是将领的选用，除个别重大问题向袁世凯报告外，其余一概自作主张。这样，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地使北洋军阀集团中的新生力量多是由段祺瑞培养和提拔的，进而形成了“只知段总长，不知袁总统”的局面。加之，段祺瑞随着职位的提高、权力的扩大，不再容忍袁世凯对他的掣肘，也不甘心自己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所以，对袁世凯就不那么恭恭顺顺了。

袁世凯不仅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变化，而且还疑心段祺瑞揽权是要取而代之。袁世凯有疑心，段祺瑞也并不无野心。于是，他们互生芥蒂，裂痕逐渐扩大。当袁世凯巩固了自己在全国的最高统治地位之后，在复辟帝制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和削弱段祺瑞的权势。

1914年5月，袁世凯把总统府军事处改为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囊括了陆、海、参谋三个部，并凌驾其上，总摄军权，段祺瑞仅是其中的一个办事员。这样，陆军部的大权明显地削减了。同年10月，袁世凯又组建“模范团”。显然，这是另起炉灶，培植自己的嫡系势力，冷落段祺瑞。

段祺瑞对袁世凯的这些做法极为不满，从而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统率办事处刚刚成立，他就来了个不到部，把陆军部交给其心腹次长徐树铮去代行。因袁世凯有意要把他打入“冷宫＂，所以对他的消极态度愈加视而不见，不予理会。

1915年5月，段祺瑞上书称“病”，说：“自去冬甚病，饮食顿减，夜不成寐，迨至今春，遂至咯血＂，同时还要求辞职。

对此，袁世凯是求之不得的，但在表面上还要表示挽留之意，于是，便顺水推舟地给段祺瑞复文说：“给假两个月，并颁给人参四两，医药费五千元，以资摄卫”。这样，拖延至8月29日，明令免去了段祺瑞陆军部总长之职。

段祺瑞被免职之后，在北京府学胡同家中，闭门不出。他的这种消极态度，既是为了同袁世凯争权夺势，也是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的反对。在家中，有客人时，他公开表示反对帝制，话说得直接了当，毫不隐讳；无客人时，还大骂袁世凯。

有一天，他大骂袁世凯时，被他的老婆张夫人听见了。因这位张夫人是袁世凯老婆于夫人的养女，所以，张夫人说他：“你今日之地位从何而来？何无良心至此！”

段祺瑞闻言勃然大怒，打了这个女人两记耳光。

段祺瑞反对帝制，但也知自保，正如他自己所说：“只能用口不能用兵，我想袁不至于对我不利，万一有，那我就坐以待之。”

这种“用口不用兵”的办法果然保全了他。当时，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感到段祺瑞这样一个有力量有影响的人物公开反对帝制，会使自己当皇太子的计划落空，于是就要采取非常手段除掉他。

袁克定的阴谋被张夫人知道后，她立即向于夫人求助，于夫人将此事告诉了袁世凯。

袁世凯权衡利弊之后，把袁克定找来，对他说：你姐夫（指段祺瑞）对帝制有意见，他不是以兵而是以口，我听说你在外边对他有不利的行动，你应赶快停止。他是我们家里的至亲，现在事还没有定，我们内部就这样，将来更不堪设想了。

由于袁世凯及时制止了袁克定的谋害行动，才使段祺瑞幸免一死。

在袁世凯登基之时，大多数北洋将领和政客趋炎附势、竞相攀附的情况下，段祺瑞敢于公开反对帝制，虽说有争权争利之心杂于其间，但也不能不说他是有胆有识的。

正是因为这样，一时广誉施于其身，梁启超赞他：“守正睿谔”，意思是坚持正道、敢于直言。还有人说：段氏生平之功业，以反对帝制为最盛，而其沉毅坚忍之性质，亦以此事而益著。盖段氏富于自信力，心以为是者，必欲贯彻其主张，心以为非者，威武不能移其志，故北洋派称之为虎焉。

不但别人这样说，他自己也以此事自诩，说：“我平生与项城有特别关系，故遇事无不表示服从，惟称帝一事，则反对独烈。”

段祺瑞反对帝制是历史事实，不宜全盘否定，但也不能过分夸大。过分夸大也不是历史事实。显然上面这些话里就有对他的吹捧和自我的吹嘘。

04、趁袁世凯之危，捞取大权

1915年底，护国运动在云南兴起，向全国蔓延。袁世凯的皇帝梦非但被惊醒了，而且连他的宝座也岌岌可危了。到了这个时候，那些争相劝进的北洋将领们也都不中用了，而段祺瑞却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1916年3月18日，袁世凯与大谋士徐世昌密商后，把段祺瑞请了出来，为扶危救急，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对他说：“我老且病，悔不听你言，致有今日纠纷，若取消帝制，还需要你帮忙。”

段祺瑞当即表示：“当竭吾力相助。”他说得情真意切，听起来也是肺腑之言。所以，3月22日，袁世凯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次日，又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

他在袁世凯面前表示得那么好，做得怎样呢？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有其师必有其徒。段祺瑞乘袁世凯之危，用当年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和清廷“两面威吓＂的招法，逼迫袁世凯交权于他，也就是外抗护国运动，内夺袁氏大权。

当时，陆军部档案中有一份毛笔手书的材料，上面记载说，段祺瑞救袁世凯是立足于“保全总统尊位，而将实权划出""，划出总统实权之法，第一当恢复民国元年约法，确定大总统、副总统、内阁旧制，组织落实责任内阁，把现大总统之实权消纳于阁中。

段祺瑞此时此刻提出恢复民元约法、组织责任内阁，表面上看似乎是同革命党人的主张相一致，但实际上大相径庭。他是借革命党人曾主张过的责任内阁，达到其既蒙蔽革命党人，又抵制护国运动；既保全袁世凯的总统名义，又实现向袁世凯夺取最高统治权的目的。

3月28日，段祺瑞跟随黎元洪、徐世昌一起发出通电，要求各省“共图善后”，即恢复帝制以前各省状态。

这样，徐世昌只干了一个月的国务卿，就不得不拱手交给了段祺瑞。段祺瑞踢开了徐世昌这块绊脚石后，于4月21日任国务卿。可是，袁世凯仍死抱大权不放，下令说：“国务卿受大总统委托总理国务”。

段祺瑞得到的是一张空头支票，就消极怠工——不上任。袁世凯被迫于5月4日将政事堂改为国务院，改任他为国务总理。

道路铺平之后，下一步就是把“总统之实权消纳于阁中”了。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袁世凯比起当年的清廷来狡猾得多，他对段祺瑞始终是保持着高度戒备，巧妙对付，只许段祺瑞帮他解围，而不准段祺瑞篡他的权，尤其是军权。

段祺瑞也懂得，没有军权的政权是一个空招牌。为此，他呈请袁世凯裁撤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其事务及“模范团”、拱卫军统统交归陆军。

袁世凯从段祺瑞的呈文中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不禁毛骨悚然。于是，他采取“久拖不决”的对策，使段祺瑞无可奈何。

段祺瑞没有把军权夺到手，又不甘心挂个空招牌，就调过头来抢人权。他就任国务总理后，首先就安排心腹徐树铮当秘书长。可是，袁世凯不中意这位“小诸葛＂，便说：“段总理是军人，徐某亦是军人，以军人总理而用军人秘书长，大不相宜。”

段祺瑞听到这话，觉得袁世凯不识时务，便大发雷霆，把口里衔着的烟嘴摔到桌子上，厉声说：“时至今日还是如此，一点都不肯放手！”

这时，段祺瑞的处境就像梁启超给他的信中说的那样：“今日之公，犹辛亥之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