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以帝室宗法约束皇室并对汉臣强调君君臣臣观念使其长期掌权

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太后统治了中国将近半个世纪， 权倾一时。她争强好胜，行事果断，也不乏天生智慧，但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见识有限，对近代世界的本质一无所知。

从根本上讲，她是个狭隘、自私的女人，视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却不理会对王朝和国家的影响。她必须对未能振兴王朝、创新国家负很大责任。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违反朝纲祖规，掌握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在权力巅峰稳居这么长的时间。答案可能部分地在于她炉火纯青的权术伎俩。

惩戒恭亲王

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出于权宜之计，在辛酉政变及其后时期内彼此合作。慈禧太后利用恭亲王在前台与列强打交道和赢取国内的支持，同时她本人也可以趁机争取时间了解政务。恭亲王当然也需要她来保住强大、显赫的地位。

他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实际上他希图成为年幼皇帝清穆宗的唯一摄政者，就像在王朝初年顺治皇帝年幼时多尔衮那样，让两位皇太后做做垂帘听政的样子。但是慈禧太后太精明， 不让他成为唯一的摄政者。她十分精明地赐予他尊荣高位，但却十分戒备地把国家的最高权力抓在自己手里。其“议政王”的名头就已经说明，慈禧已经提防着他，他只能“议政”，而不是像多尔衮那样“摄政”。恭亲王的美梦破灭了，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其志得意满的背后心怀一些不满。

爱新觉罗·奕䜣

恭亲王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皇帝的弟弟，为人精明机敏，但文化素质不足。咸丰十一年（1861年）政变之后，他遽升为政府首脑，得到两位皇太后的信任和外国外交使节的支持。他的权力和地位尽管不如王朝初年多尔衮那般居高临下和显赫，但在朝廷内也是罕有其匹。

作为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他是京城最炙手可热的人物。每天有几百名官员和拜访者在官邸外排队等候他的决定和恩宠，不少人要通过贿赂才能接近他。他对其成功洋洋自得，沉湎于权力的享受中，傲慢有余而谨慎不足，就连慈禧太后在会见中都觉得他盛气凌人。朋友劝告他要谨慎、自控和节制，但他毫不在意。迫在眉睫的灾难笼罩着他。

同治四年（1865年），一位翰林编修上疏弹劾他，其时慈禧太后觉得完全有能力管理国家政务，于是决定惩罚他。她把大学士周祖培和吏部、户部、刑部的高官召集到皇宫中，要给恭亲王订定收受贿赂、任人唯亲、窃取权力、组党结派和专横跋扈等罪名。

然而，这些官员不敢卷入在他们看来主要是皇叔嫂之间的家庭纠纷之中，便请求两位皇太后自行决断。慈禧对他们的胆怯行为恼怒异常，亲自起草了一道懿旨，解除了恭亲王的所有职位。

由于突然失去强力领导，政府的正常运作受到严重损害。惇亲王和醇亲王以及其它高官代恭亲王向两位皇太后求情，强调在公众面前保持“家和”的重要性。慈禧认识到惩罚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并且她还需要恭亲王与外国人打交道，于是恢复了他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

爱新觉罗·奕䜣

这样，慈禧向恭亲王显示了宽容胸怀，保存了那些求情人的“面子”，也展示了绝对的权力。 当恭亲王忏悔地来到宫廷感谢她恢复其部分职位之恩典时，她又故做宽大姿态，重新任命他为军机大臣。然而，“议政王”的头衔还是没有授予给他。受到这个教训之后，这位垂头丧气的王爷 对政务失去了热情，在行动上变得缩手缩脚了。

同治八年（1869年），恭亲王遭受了第二次打击。这件事关系到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政变前起就一直是慈禧的亲信太监安德海。安德海曾在第一次惩戒恭亲王后插手不授予其议政王的决定，这是众所周知的。

更令恭亲王恼火的是，越来越多见风使舵的官僚摩肩接踵地来到安家谄媚讨好。同治八年（1869年），复仇的机会来临了。这位太监离开北京为慈禧办理采购任务，这是与朝廷的规矩相悖的。朝廷规定，太监不能离开京城，否则就要杀头。

在途经山东时，安德海被巡抚丁宝桢逮捕，丁向朝廷征求指示。另一位皇太后慈安在与恭亲王掌管的军机处协商后，命令立即将其处死。慈禧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慈禧谴责恭亲王背后操纵此事，这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受此挫折，恭亲王就过起深居简出的生活来了。当他的得力助手文祥于光绪二年（1876年）去世时，政府也就失去了重要的领导。

慈安太后在光绪七年（1881年）崩逝，恭亲王失去了一位支持者，他在政府中的位置更加岌岌可危。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保守派官僚谴责他优柔寡断，另外的四位军机大臣被慈禧不问青红皂白地撤职，史称“甲申易枢”。经过这第三次打击，恭亲王对政务完全失去了兴趣，逐渐淡出政坛。

爱新觉罗·奕譞

礼亲王成为名义上的领班军机大臣，而慈禧太后的妹夫醇亲王则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为海军衙门的大臣。两人均庸碌无能，自此以后，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和有效的指导，政府每况愈下了。

控制皇位继承

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皇帝成年，他挑慈安太后推荐的一位年轻女子做皇后，而没有挑母亲慈禧替他选择的那位。慈禧用尽各种手段，阻挠皇帝去见皇后，相反鼓励他经常到她选中的那位妃嫔处去。皇帝对其干涉很恼火，他报之以对皇后和妃嫔一概抵制，而且经常到宫外风月场去寻找慰藉。同治十二年（1873年）2月，他开始亲政，由于讨厌母后干政，他突发奇想要重建已经于咸丰十年（1860年）被额尔金勋爵烧毁的圆明园，作为慈禧归政之后的居住地。

但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9月，由于涉及一位投机的广州商人和一位法国木材商的丑闻事件，建设工程被迫停止。不久之后，年轻的皇帝就疾病缠身，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驾崩，时年19岁。

同治皇帝无嗣而崩，皇位继承问题变得十分微妙，充满密谋。慈禧立即看到了重新摄政的机会，早在同治帝驾崩之前，她就开始谋划了。他鼓动廷臣请求两位皇太后重新垂帘听政。

她认识到，挑选一位成年亲王继承王位就排除了摄政的必要性；而如果选择一位大行皇帝下一代的年幼亲王，就会使她成为“太皇太后”，即与权力的合法来源——皇帝——隔两代。这两种方案都应该避免。

叶赫那拉‍·杏贞

为了保持她的摄政地位，新君必须是大行皇帝同一辈中的年幼者， 这样她与皇帝也就只隔一代了。基于这些考虑，她抛弃了大行皇帝的临终选择， 对恭亲王关于王位继承应拖延到皇后生下小孩的建议也置之不理。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在27位亲王参加的会议上，慈禧主动宣布了她的选择：外甥载湉。

此人是她妹妹和醇亲王奕譞的儿子，年仅4岁， 和大行皇帝同辈。皇位在同一代人之间传承，违背王朝的继承法， 然而没有人敢挑战她。只有一位莽撞的汉族吏部主事吴可读自缢以示抗议——这种行动被称为“尸谏”。

讽刺的是，新皇帝的年号命名为“光绪”，即“光荣延续”之意。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1875年1月15日），两位皇太后“恩准”各位亲王和高官的“谏请”，同意皇帝未成年时仍共同摄政。同时还发布了一道懿旨，大意是皇太后将在皇帝成年时归还政权，而新皇帝以后生的儿子也应过继为大行皇帝的儿子。通过这种伎俩，慈禧保证自己再度摄政，又一次垂帘听政，执掌权柄。但是，她控制不了的一件事情是：孩童皇帝会长大。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皇帝16岁，宣布了要于下一年亲政的意图。他的父亲醇亲王非常了解慈禧，知道她不愿放弃权力，于是他机智地建议推迟权力过渡。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1887年2月7日），皇帝到达了他久已期待的成年，但是亲政时间又被推迟了两年，在这两年内，他要接受皇太后的训政。

光绪十五年（1889年）3月4日，皇太后最终宣布“退居”颐和园，但是没有人怀疑她仍控制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她强迫皇帝按照她的选择与他表妹成婚，以保证她自己能监督并且直接参与政务。她通过亲信太监李莲英牢牢控制着宫廷及通过军机大臣孙毓汶牢牢控制着政府，皇帝只是个摆设而已。

叶赫那拉‍·杏贞

有人可能会间，一个女人怎么能掌控如此大的权力，官员又为什么不拒绝她的颐指气使。她的得逞可以归结为三个策略：

首先，尽管她本人违背朝规祖制，但她强迫所有其它的满洲人严格遵守。她以帝室宗法严厉约束帝室成员，毫不留情地将违反者送到宗人府惩罚。她对他们待之以残酷，施之以恐怖，使他们对其唯唯诺诺，俯首帖耳。

第二，对汉族官员，她强调儒家君君臣臣和以孝为本的重要性。她的意思很清楚：假如两个儿皇帝对我言听计从，敬我毫厘不爽，那么你们官员更应尊敬我！

第三，她充分认识到满洲人的腐化和堕落，便依赖汉族的得力干将，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尽管她也担心他们势力提升、与洋人为伍，及控制新式陆海军与近代企业。为了保护她自己的地位，她以高官厚禄迁就他们，但暗中又纵容保守派攻击他们，以作牵制。慈禧太后用这些方法，成功地控制了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

然而， 她个人的成功对王朝和国家而言，则是巨大的灾祸。在她的专横统治下，清王朝未能振兴，中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外国帝国主义的绝境。她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5日）崩逝，刚过了三年，清王朝就被推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