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社会各阶层对分田运动的态度如何？

#历史开讲#

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地主必须缴纳自己土地上的什一税、济贫税和其他地方税，而当他出租分田时，就可以把这些税费附加在租金里。

当然，地主偶尔也会给予租户一些奖励。

大地主希望与教区内的农业工人建立融洽的联系，他们每年都会邀请所有租户来共度丰盛的晚餐。

地主缴纳什一税

在分田运动集中进行的地区，农业协会举办年度大会时，地主会给获得最好收成的分田租户以农具、肥料作物种子或者现金奖励。

地主把土地上的什一税、济贫税和其他地方税附加在份田的租金里，导致份田租金一般比普通农场租金高得多。

1830-1849年，农村分田的平均租金为每英亩37.9先令。

同一时期，普通农场的租金为每英亩19.8先令。

当然，我们要从分田租金中扣除什一税、济贫税及其他地方税。什一税和地方税的多少因每个教区而异。

戈登·明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农耕史》第七卷中通过对农业税收的调查得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什一税相当于地租的10%。

而从1831年剑桥郡治安官对72个教区调查中得出，济贫税平均为每英亩3.7先令。

暂且将这一数字作为全国济贫税的标准，分田的平均租金减少到每英亩30.8先令。

按照每英亩来计算的地方税，其税费也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且没有详细的相关资料，因此我们忽略地方税不计。

就整体而言，分田的平均租金还是远远高于普通农场的平均租金。

全国劳工友好协会要求给份田设定给“合理的”租金，而地主一方面不希望自己的收入减少，一方面也觉得份田不应该被视为是一种慈善行为，所以他们都采用了按照协会提出的建议。

分田的高收益使得许多农业工人都想租用分田，在许多地区都有长长的分田申请名单。

但这也从侧面表明地主提供份田并不仅为了盈利，否则他可以把租金提高到份田数量与等候名单人数相当的程度。

地方当局更不关心从份田中获利，而且它们根本不关心“合理的”价格这个概念。

1793至1873年英格兰教区委员所出租的分田的租金比地主的要低得多。

当然，有些神职人员确实想从份田中获利。特别是手头拮据的神职人员。

他们把作为收入的土地划成一块块的分田，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收入。例如，1830-1849年间。

非神职人员出租分田的租金为每英亩45.1先令，而神职人员为每英亩49.5先令。

这或许是因为随着19世纪39、49年代贫困问题和社会不满情绪等尖锐问题逐渐消失，英格兰农村变得越来越安定。

一些地主开始重视分田带来的经济收益而非其道德影响。

1867-1869年，皇家儿童，青年和妇女就业委员会也报告了许多高租金的分田事例。

除了经济收益，出租分田还可以帮助地主获得或维持社会认可。

出租分田

出租分田是一种公开展示个人声望、领导能力、慷慨、财富的方式。

通常，地主大规模出租份田都会受到地方报纸甚至全国性报纸的报道，这有利于地主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当时人们也认为，出租分田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地主应该做的事情。

对于神职人员来说，出租份田在有利于获得“好地主”的标签。

公共舆论倡导地主踊跃投身于分田运动中，许多地主为了维持自身社会地位和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积极主动地出租分田给农业工人。

随着分田运动的普及，分田带来的这种影响也会越来越新的。汤普森评价分田运动是“地主出于对其教区的社会责任感而做出的一种善行”。

而且，地主积极推行分田运动，也使得反对运动的租佃农场主越来越不受民众欢迎。

19世纪30年代中期，东盎格鲁的农场主成为纵火犯的主要目标。

埃斯特考特承认，份田不仅是出于对人的仁慈的原因，也是为了促进社会上级利益。首先，如果劳动者拥有了土地，他们会变得更能干、更优秀。

地主主动地把份田提供给农业工人，工人会认为自己有义务把工作做得更好。

纽顿教区的一个农场主承认：“工人的工作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好”。

有人认为，把土地分配给工人可以确保永久的劳动力供应。

此外，分田还利于地主降低和控制农业工人工资，可以使工人的儿女从小掌握饲养的技能，劳动者成为更好的仆人等。

地主出租分田部分原因是尽可能得到农业工人对其的支持。

例如：在北林肯郡的凯斯托尔，卡伦爵士通过向工匠、小商人和农业工人出租分田而备受民众欢迎，亚伯勒为了在与卡伦竞争国会议员的席位，以低价出租分田作为拉取该地区选票的手段。

但一般说来，在1884年之前，地主很少能通过出租分田而争取农业工人的支持。

因为那些渴望获得分田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的人有选举权，而许多甚至大多数有选举权的是租佃农场主，他们对分田运动持反对而非赞同态度。

一些地主出租分田还出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因。

份田的高收益可以提高农业工人的生活水平，在份田上种植的作物又丰富了工人的日常饮食，利于养成健康的体魄。

此外，在份田上耕作还利于培养农业工人勤劳、节俭、诚实和自立等美好的道德品格。

农业工人健康的体魄和勤劳诚实的道德品质都利于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从而在日常工作中更有效率。地主还可以通过提高地租的方式，

收取工人在份田上辛勤劳作的间接效益。

地主出租分田部分还出于降低教区贫困率的意图。分田运动的拥护者经常声称，分田运动减少了教区济贫税的负担。

我们可以通过1830-1831年春季剑桥郡治安官对教区的分田运动和救济开支的调查结果得到证实。

剑桥郡内推行份田运动的教区平均救济开支为495英镑1先令1便士，没有推行份田运动的教区平均救济开支为400英镑16先令5便士。

但我们不应该只考虑到两组数字字面上的大小，而应该考虑到那些救济开支高的教区很可能是首先推行分田运动的地区。

因为那些教区通常伴随着高失业率、高犯罪率和工人酗酒，地主希望重塑农业工人的道德面貌，因而就会主动引进分田运动。所以，不能简单地比较上面两组数字而结论。

由此可见，分田运动有利于降低教区的贫困率。

地主认为，分田运动还是减少农村犯罪的有效手段。

在伯查特列出的33个分田地点中，有17项规定明确指出一旦租户被判处刑事犯罪，立刻与其终止租赁合约。

但减少犯罪是地主出租分田的一个新的但不是压倒性的动机。比如地主最担心农业工人的犯

罪行为之一是偷猎，但在33个分田地点中，只有7个明确规定租户不得偷猎。这或许是地主认为租户在份田上偷猎是很难察觉到的。

份田创造了一种新的偷猎方式，租户可以在份田上偷偷设陷阱来捕获动物。因此，在分田条款上严禁偷猎不可能起到多大作用。

神职人员出租份田除了为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外，还希望提升教会出席率。

这个观点最早由萨默维尔牧师在1844年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提出。帕金斯在1983年《林肯郡的历史与考古》的一篇小哥中说道，与不一致的宗教信仰的竞争也是神职人员推行分田运动的新的因素。

伯查特所列出的1793-1873年33个分田地点中，只有8个规定星期日必须去做礼拜。

但没有规定一定要去国教礼拜教堂，也可以选择去非国教礼拜教堂，其中只有1个要求必须出席圣公会的礼拜场所。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许多神职人员确实是希望通过份田运动来提高教会的出席率，但份田条款又没有强调这一点，说明这不是地主积极追求的目标。

阿彻认为，地主对农村争端的恐惧是分田运动引进和最终传播的真正催化剂。

但这个观点似乎站不住脚，斯温争端是19世纪30年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业争端，而分田运动的确是得益于这场争端才开始发展起来。

但拿破仑战争后至19世纪30年代，农村争端此起彼伏，分田运动在这个阶段却没有多大进展。

而在19世纪30年代后，分田运动进入传播和普及阶段，大规模的社会争端只有1838年的赫恩希尔起义。

因此，地主出于对农业争端的害怕而引进和传播分田运动的观点不能令人信服。

况且，许多郡是在斯温争端很久后，在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甚至更晚才开始增加分田的数量。

如肯特郡的分田运动是从1836年开始传播；多塞郡的分田运动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后才开始普及，东米德兰地区的分田运动也在19世纪40年代才得以有新发展。

1850年后，威尔士边境各郡、康沃尔郡及约克郡除北部以外的地区开始出现大量分田。

此外，在许多普遍实行分田运动的郡，历史上也没有农业工人对社会不满而引发的争端。

根据霍布斯·鲍姆的说法，莱斯特郡、沃里克郡、诺丁汉郡受斯温争端的影响很小，但在1873年，它们在英格兰各郡的分田数量分别是第一、第四和第六。

因此，缓和社会争端并不能作为地主推行分田运动的唯一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