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初期，皇太极用哪些政策来降服汉人？

在太宗朝，相较于一般归降的平民，曾担任过明朝官员的汉官大多可在投靠之初便享有较为丰厚的待遇。无论是天聪五年大凌河之役后投降的张弘谟、祖可法等人，抑或是崇德七年锦州之役后的祖大寿、洪承畴等人，在投靠之初得到的赐宴、封赏，往往不绝如缕。这与其父努尔哈赤的做法间有着显著的不同。对于汉人，努尔哈赤始终抱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特别是那些曾在明朝任官者，努尔哈赤倾向于给予他们较低的职位，再以他们立下的功绩进行升迁。而终天命朝，没有任何汉人担任要职。

相对于此，皇太极的做法体现了自他继位以来不同于努尔哈赤、较为优养汉人的施政方向，这普遍被认为是有意识地对汉人进行安抚，以免种族冲突更加激化。但皇太极对汉人的政策却绝非一成不变的。顺应着时势的转变以及臣下的建言，皇太极对归降汉人的恩养政策有着数次的调整。这些调整后的政策反应了皇太极与大臣们的看法异同，而非纯为他个人意志的体现。在综合、协调了不同势力的立场与利益后所产生的政策，决定了来降汉人们的命运。

第一则能让我们窥见皇太极对来降、俘获汉人意向的事件，发生在天聪元年五月十一日。这天，有两千多人来到了距民国锦州城一里之遥的金军大营，这些人并不属于锦州城内三万的马、步卒，也非同日城破逃窜的大凌河城军队，而是锦州城附近各个堡、台中的守军及住民。他们来此向金军请求投降，使得皇太极即位后第一次面对明朝降人的问题。对皇太极而言，“是否该接受他们”成为一个必须做出的抉择。

可能影响皇太极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战略目标。这次出征的目的是要摧毁修筑中的锦州、大凌河、小凌河三城。然而这两千余名降人的出现，却是有碍他完成这一目标之事。一旦有降人在军中，则势必得分出兵是看管或押解，对于此时的金军而言，无疑是个负担。其次是金国国内满汉不和的背景。皇太极自登基以来，便致力于调解努尔哈赤晚年所留下的困境。努尔哈赤对汉人采取的高压统治，令他们时有逃跑、甚至毒杀满人的行动。

皇太极虽然甫登基便提升汉人地位与待遇，但双方的敌视却非一时三刻可解。此时贸然接受这群外来的汉人，并非明智之举。因此皇太极选择了“纵赴山海关，听其所往”，另外“又纵四百人，令赴锦州。”甚至当那四百人被锦州城拒之于门外、再次来归降时，他又再次赶走他们，“令俱赴山海关”，显然对接纳这群汉人兴致不高。虽然两个月前，皇太极才刚处死上奏建议他“应将汉人速行放还，否则亦当归其绅士”的生员岳起鸾，还义正辞严地教训岳起鸾：“俘获士民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耶？”但此时的举动却清楚表示：虽然天聪元年时的皇太极不认为应该归还已经成为金国一员──无论是奴隶抑或民人──的汉人，但却也未有积极吸纳这些摇摆于金、明两国之间汉人的念头。

第二次大批获得民国降人、俘虏的机会，出现在天聪三年十月至天聪四年正月，皇太极再次挥兵伐明的这段时间。在天聪初年，金国主要获得降人的机会，便是征讨明国以吸纳那些城破前后“势穷投降”者，这次也不例外。但这次与天聪初年两千人来降的事件不同，除了投降的成员中多了较为高阶的文臣武将外，更重要的是皇太极对这些人态度的转变。不同于前次轻易地纵去来降者，皇太极这次对降人问题有了明确地规范。在发兵前，他便对领兵的八固山额真宣谕：

拒战者，不得不诛；若归降者，虽鸡豚勿得亰扰。俘获之人，勿离散其父子夫妇、勿淫人妇女、勿掠人衣服、勿拆庐舍祠孙、勿毁器皿、勿伐果木。如违仙杀降、淫妇女者，斩；毁庐舍祠孙、伐果木、掠衣服、及离大纛、入村落私掠者，鞭一百。

皇太极认为，即便原本是敌人，既然已经来降，便应将其视为自己国家的一部分，“明之土地人民，天已与我，是其民即我民也”，自然不可以对其侵扰。他更清楚表明之所以会有这种规范，是因为这些人所遭受的待遇将成为一种样板，“此四处降民，为汉人未降者所属目，岂可令其失望？”“以我之人民，而我顾加以侵暴，则已服之国将非我有，他国人民亦无复有来归者矣。”

在天聪四年二月的一份给民国百姓的布告中，他甚至提出了“若官员率众归顺，则子孙世袭，与国同休；如军民投朕，子子孙孙免差”的优渥待遇，显示自身对投降汉人的宽待。这种积极招纳汉民，甚至增加汉民来降诱因的施政方向，与天聪元年轻易放走来归汉人的作法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