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晚年的现状：自我陶醉肆意挥霍，外加民穷财尽

乾隆皇帝晚年发明了一套奇怪的理论，用他的话说就是“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散于下，则聚于上”。通俗地说就是，天下的财产是有定数的，如果不在民间，那么就是国库。这个理论看似有理，其实则是乾隆帝为自己挥霍无度给出了一个理由。

乾隆四十年以后，由于专制统治的极端加强，骄傲的情绪在乾隆帝的脑子里得到空前滋生。他在位期间，确实在文治武功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而这些成就，在他进入晚年以后，则成了自我陶醉的资本。

乾隆皇帝向来自诩，喜欢更历朝历代的君王相比。起初的时候，比的是疆域、人口，比政治安定，比统治稳固；七十岁以后，这种比较达到庸俗化的地步，除了文治武功外，就连年龄、儿孙、在位时间等都成了他进行比较的内容。

比如乾隆四十五年他七十寿辰时，他御制《古稀说》，历数秦汉以下的历代帝王，说活到七十的不过才六人，其中的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宋高宗根本不值一提，剩下的元世祖和明太祖，虽然武功极盛，但在礼乐政刑方面，和他也不在一个档次。

到了他八十岁时，又进行了一番比较。总之，比来比去，除了不敢说自己超过祖父康熙外，至于其他的君王早已是望尘莫及。乾隆帝在这样的比较之中，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甚至有点昏昏然、飘飘然。

当然了，乾隆帝的这种比较如果只是停留在思想上，倒也没什么大碍，后世史书中无非就是说他高傲自大而已。可乾隆帝晚年除了这种思想上的浮夸外，体现在施政上，确实极度的奢靡。

乾隆一朝，国力鼎盛，国家财力雄厚，本来略微铺张一点也不算什么。但乾隆帝在晚年时期的挥霍行为却是达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如乾隆四十九年，他喜得玄孙，当即命令各省督抚详查五世同堂者，以致各地官员置行政事务于不顾，陆续查得194家上奏。为此，乾隆亲制诗篇、御书匾额、赏赐缎匹银两，勒令建坊，不一而足。

乾隆五十七年，他又出了新花样，命各省督抚访得臣民中身见七代者，给予优厚的赏赐。与此同时，他还借各种庆典之际大肆挥霍。乾隆五十年以后，他的孙子多人陆续成婚，为此他连年赏赐不绝。

不过这些赏赐与他自己的寿辰相比，那又是小巫见大巫，其中花费最多的是乾隆四十五年、五十五年举行的乾隆帝七旬、八旬万寿节，以及乾隆五十年和嘉庆元年举行的盛大千叟宴。

乾隆帝生日是八月十三，刚好是木兰秋狝季节。按照惯例，一般都在承德避暑山庄举行庆祝活动。因此，乾隆四十五年之前，每逢乾隆万寿，避暑山庄皆连日筵席，热闹异常。

而且，除了避暑山庄外，从京城至热河的道路两旁都要披红挂彩，装饰一新。乾隆四十五年的万寿节，庆祝规模及其盛大。早在前一年，以皇六子永瑢和军机大臣和珅为首的一班人便已在进贡器物和进贡数字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

当时明文规定，凡是贡品皆要取“九九之义”，截至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仅是无量寿佛便已达到17963尊。至四十五年七月，各省督抚进献万寿贡品进入了高潮。据当时朝鲜使臣记载，贡车多达三万辆，此外，人担、驼负者更是多不胜数。

在内外臣工的一片颂扬声中，乾隆皇帝也觉得飘飘然。就在他陶醉于自己即位以来的统治成就的时候，大量的国帑一下子经由他手赏赐给了前来祝贺的臣下和外藩使臣。

七旬万寿让乾隆帝大为开怀，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刚刚过了七十七寿辰，他便正式颁布谕旨，命令筹办自己的八十万寿庆典。

这次万寿节，更是离谱，不仅贡品更多、赏赐更多，而且还将圆明园和京城西山一带全部道路重加修整。为了将庆典办得隆重盛大，乾隆帝还下令开恩科乡会试，并于五十五年颁布上谕，再行普免钱粮。

万寿节当日，乾隆帝照例要训话，这时他历数汉唐以来，帝王登寿八旬者只有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三人，他们不是偏安之君，就是未见五代，只有自己统治全国，固若金汤，五世同堂。看到这些，乾隆帝感到无限的满足和快活。

而乾隆不知道的是，正是他肆意挥霍，让几十年来广大劳动人民用汗水积攒起来的巨额财富付之东流，直到国库空虚、民穷财尽，他的挥霍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