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世纪葡萄牙与埃塞俄比亚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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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东尼的树屋

编辑|安东尼的树屋

埃塞俄比亚基督徒

15世纪初，在罗马、威尼斯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城邦，埃塞俄比亚基督徒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

在欧洲海外扩张和葡萄牙人环绕非洲的时代到来之前，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成为埃塞俄比亚基督徒和国家代表团们的主要目的地。

他们有兴趣更多地了解一个他们认为是有组织的基督教中心地区，他们是联结欧非大陆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早期欧洲发现埃塞俄比亚的主角。

15世纪开始，葡萄牙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在探索非洲的脚步上走在了欧洲各国的前列。

葡萄牙与埃塞俄比亚的交往始于1427年，特沃德罗斯一世（TewodrosI）派遣了一个使团到达瓦伦西亚（Valencia），拜访了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Alfonso V），目的是进一步与欧洲建立联系，并寻求友好国家的援助。

特沃德罗斯死后，埃塞俄比亚王位在四年内几度易主，使埃塞俄比亚君主政体变得不稳定，也不太容易展开对外交往活动。

1434年扎拉·雅各布（ZaraYakob）加冕后，国家才恢复了稳定，埃塞俄比亚与葡萄牙之间的联系才得以恢复。扎拉·雅各布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威望的国王之一。

他性格粗暴,是顽固的多明我教派成员，面对日益扩张的、近在眼前的伊斯兰教的威胁，这位阿比西尼亚国王明白了必须同欧洲的基督教国家,特别是同那些想与土耳其势力抗衡的国家建立联系。

雅各布首先推动了教会和国家共同财产的强化，并且对他狂热的宗教仇视毫不掩饰：“杀害异教徒的人没有犯罪。”为了取得成功，他首先在帝国范围内巩固基督教，然后利用军事宗教机器来扩张。

雅各布开始了一项激进的改宗政策，包括任命数量空前的牧师以及建造大量新的教堂和修道院。

他不仅厌恶非基督徒，而且厌恶那些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实践相结合的臣民，在他的统治下，非基督教仪式被宣布为非法，并受到严厉惩罚。

在对外方针上，雅各布在14世纪40年代中期向北推进，计划赢得整个红海贸易区的控制权。并在1445年击败了埃及穆斯林苏丹国。

1508年左右，正率军前往东方远征的葡萄牙统帅阿尔伯奎克(A fonsode Albuquerque)再次派使节前往埃塞俄比亚寻找长老约翰，这位使节在从埃塞俄比亚回程途中被穆斯林谋杀。

但是几年以后，埃塞俄比亚的摄政王埃列娜王后(Queen Elena)给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I）写了一封充满感激的信，派人送往当时已被葡萄牙人占领的印度。

她派出的使节名叫马修(Matthew the Armenia)，并带了一片十字架木片作为礼物呈送葡萄牙国王，曼奴埃尔在里斯本接见了马修一行，并接受了马修呈上的十字架木片。

约在1515年，曼努埃尔将马修送回印度并派了一位名叫加尔旺(Duarte Galvao)的长者充当他的使节，给长老约翰带去了一大批豪华珍贵的礼物。不幸的是，这两位使节因故被困在果阿。

直到1520年，葡属印度第四任总督塞奎拉(Diogo Lopesde Sequeira)决定在率领葡萄牙舰队第三次远征红海的时候带马修一同前往。

这时总督又派了一位使节陪同马修前往埃塞俄比亚腹地，一位曾经在葡萄牙王室教堂担任神职人员的阿瓦雷斯神父(Francisco Alvares)自告奋勇，愿意陪同马修前往，还有一些葡萄牙的贵族也愿意作为使团成员。

使团于1520年4月启程，但不幸的是，出发以后不到一个月，马修病倒在途中，在提格雷山区去世了。

使团只得继续前行，终于在5个月以后抵达了阿姆哈拉高原（Amhara Plateau），终于到达了他们心目中的长老约翰王国——埃塞俄比亚，阿尔瓦雷斯还遇到了已经在埃塞俄比亚生活了33年的科维良。

埃塞俄比亚皇朝

当时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是24岁的达维特(Lebna Dengal Davit)，他每年只隔着帐幕接见他的臣民两三次。他将远道而来的葡萄牙使臣安置在帐篷里，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接见了他们，询问了一些有关葡萄牙王室以及基督教的情况。

葡萄牙使臣向这位皇帝表演了火绳枪的射击方法，而皇帝则要求葡萄牙人在东非海岸的城堡为埃塞俄比亚提供给养。

埃塞俄比亚皇帝向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赠送了一顶镶有金银的王冠，还托使臣带回一封写有三种文字(阿姆哈拉文、阿拉伯文以及葡文)的信件。使臣们带着礼物、信、以及新的埃塞俄比亚使节急急赶回马萨瓦，于1527年7月回到了葡萄牙。

埃塞俄比亚摄政王埃列娜王后曾在1508年派遣过一个埃塞俄比亚使团前往葡萄牙，向曼努埃尔一世请求支持反穆斯林运动。

1526年到1527年，埃塞俄比亚皇帝勒布纳·登格尔（Lebna Dengel）重申了类似的联合战役提议，他写信给曼努埃尔一世和若昂三世（John III）建议在红海地区联合作战。

这一想法源于埃塞俄比亚国内的一个预言，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在他的书中记载了这预言：“阿比西尼亚人有一个预言，他们的国家将会有一百多个教皇，罗马教会会有一个新的统治者阿比玛（Abima）。

他们还有两个预言家，一个是圣弗卡托里奥（StFicatorio），另一个是埃及的隐士圣西诺达（StSinoda）。

他说法兰克人会从遥远的地方自海上来到这里与阿比西尼亚人会合，一起摧毁犹大（吉达）（Juda[Jedda]）、泰罗[托尔]（Tero[Tor]）和麦加[麦加]（Meca[Mecca]）。

人们越过红海并占领麦加，把这里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扔到红海里，而麦加只剩下一片光秃秃的平原，他们也会占领埃及和伟大的城市开罗”。

此外，据阿尔瓦雷斯记载，勒布纳·登格尔似乎非常关注将欧洲先进技术引进埃塞俄比亚的问题，并向到来的葡萄牙大使询问“带来了多少支步枪，是否有人能制造火药。

他说在他的王国里有硫磺，甚至有会制造硝石的工匠。他的军队所缺少的只是使用火炮和教他们如何使用火炮的人，因为他可以召集无数的军队，与他们一起制服所有邻近的敌人”。

埃塞俄比亚统治者一次又一次地游说葡萄牙提供技术援助，并强调穆斯林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以证明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

埃塞俄比亚寻求与欧洲君主国家建立关系，以便找到反对伊斯兰教的盟友，并获得技术支持。

换言之，他们认为自己是基督教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并利用这种身份在为自己谋利。

亚当·诺布勒同样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当西方认为埃塞俄比亚国王可能就是长老约翰并试图与其建立外交联系时，埃塞俄比亚国王感兴趣的是获得与遥远国家的制造技能相关的技术，以增强自己在国内的权力。

不过勒布纳·登格尔与葡萄牙联合作战的想法在后来得到了实现。1529年，穆斯林领袖艾哈迈德·伊本·易卜拉欣(Ahmad Gran)在埃塞俄比亚东南部打败了勒布纳·登格尔的军队，并对整个埃塞俄比亚高原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

他们在埃塞俄比亚焚烧了无数宫殿、教堂和修道院。勒布纳·登格尔向葡萄牙写了一封求援信。1541年5月达伽马的儿子克里斯托夫·达伽马（Christopher·Da·Gama）率领400名火枪手终于来到了红海沿岸的马萨瓦港（Massawa）。

与此同时，奥斯曼苏丹苏莱曼(Suleiman)加强了穆斯林的武装力量，有900名土耳其、阿拉伯和阿尔巴尼亚的火枪手和几门大炮来到了埃塞俄比亚进行增援，葡萄牙的援军损失惨重，指挥官克里斯托夫·达·伽马也牺牲在了战斗中。

几年后，埃塞俄比亚甚至把整个红海海岸都丢掉了。

尽管葡萄牙已经在16世纪的印度洋建立起了海上帝国，可是实际情况却与葡萄牙人在几百年来的预期大不相同。虽然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仍在该地区存在，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并不像欧洲人想象的那样强大。

正如探险家们记载的那样，埃塞俄比亚仍然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国度，但他们并不是想象中的强大盟友。长老约翰的帝国更像是葡萄牙的附属国，而不是坚定的合作联盟。

军事上的失败打破了葡萄牙与长老约翰帝国联合攻击穆斯林的幻想，但葡萄牙与埃塞俄比亚的联系并没有中断。15世纪末16世纪初，葡萄牙与埃塞俄比亚继续互派使者以加强联系，埃塞俄比亚开始出现外国传教使团。

从1554年起，葡萄牙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开始进入埃塞俄比亚，展开了传教任务。传教士们在获取皇帝苏西尼约斯一世（SusenyosⅠ）的信任后，强迫埃塞俄比亚基督徒放弃原来的信仰，改信天主教并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

这一事件致使苏西尼约斯在1622年宣布天主教为国教。次年，罗马教会又向埃塞俄比亚派去一名耶稣会会士阿方索·门德斯（Alfonso Mendes）为埃塞俄比亚主教。尽管天主教暂时取得居高地位，但它与本土正教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因天主教违背正教传统和基督教特征而出现的争论和矛盾从未止息。此外，传教士多次以传教为幌子干涉埃塞俄比亚内政，挑起一系列流血事件，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1632年，埃塞俄比亚皇帝法西拉达斯（Fasiladas）终止了天主教在埃塞俄比亚的一切活动。此后，埃塞俄比亚暂时中断了与欧洲的联系。直到1839年，天主教在埃塞俄比亚的宗教活动才逐渐恢复。

14和15世纪意大利精英和埃塞俄比亚旅行者之间的互动，对埃塞俄比亚与欧洲关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它们在共同的宗教认同基础上产生了相互理解的动力，这与代表现代大部分时期文化规范的非洲和黑人自卑观念背道而驰。

埃塞俄比亚人实际上成了地理知识的发现者和传播者，在这个时代，差异的主导范式不是基于种族而是基于宗教认同。

勒布纳·登格尔曾在1526年给若昂三世信中谈到希望与葡萄牙建立稳固和永久的关系，他的大使扎加·扎阿布（Zaga Za Ab）则宣称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罗马教会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Roman Church.”）。

在整个14到15世纪，埃塞俄比亚基督徒活跃在欧洲各地的身影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Keagan Brewer, Prester John: The Legend and its Sources,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2015.

[2]Jon D. Carlson, Myths, State Expansion, and the Birth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2012

[3]Charles F. Beckingham, G.W.B.Huntingford, The Prester John of the Indies,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