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后期，为何要禁止外国女人入境？还差点引发了一场战争

在经历过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列强纷纷走上了殖民掠夺的道路，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就是英国的殖民产业。

东印度公司曾经也与中国有过贸易往来，我国就将外国商船上管货和处理商务的货长，依照其职务高低，分别称为大班、二班、三班。

这场外交纠纷就是由一名大班所携带的几个西洋女人引起的。

1830年10月4日，“大班”师偕带着几个英国女人来到中国广州，她们坐上轿子一路招摇过市，最后抵达了商管下榻。往后几天，师偕的夫人都带着女眷坐轿子出行，游历了广州诸多景点，都是人最多的地方。

清朝中晚期虽然已经与世界脱节，但统治者本身还是没有这个认识，仍高傲地称外国为“番邦”，外国女人则被称为“番妇”。当时朝廷有规定：外国商人禁止携家眷进入广州，并且未经批准不许私自乘坐轿子。

这几个“番妇”公然乘轿出游，这不是打朝廷的脸吗？因此在朝廷的授意下，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宾派人找到了师偕，让他立即带着家眷离开广州去往澳门，并且再次重申“外国人禁止乘坐轿子”。

师偕出于英国人的傲慢，并没有理会清廷的驱逐令。

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另一位英国商人雅各写了封禀贴递交给衙门，大意就是外国商人是经清廷允许来华经商的，这些人也是人，如果不能携带家眷，为免有些不人道。对于这封禀贴，李鸿宾看后一样没当回事。双方都自持身份态度冷淡，就使事情恶化得很快。

李鸿宾等了几天发现师偕还没走，当即向外国商馆下了通牒：三天内，师偕务必将女眷送回澳门，否则衙门就将派官兵强制执行，将师偕等人驱逐出境。英国人当时非常硬气，接到通牒的第二天就派来了一百多名水军，全副武装地保护着师偕一行人。

清廷一看，在我国土上来吓我，反了你了！马上就派出清兵将英国水兵围住，双方剑拔弩张，一度有要开打的趋势。

不过这只是明面上的气势，实际两国都不想打，谁也不想承担挑起战争的后果。

最后是广州的官员为了自己的乌纱帽选择了妥协，毕竟战争打不打得赢另说，一打起来他们肯定要被撤职查办。所以他们就自作主张去联系了其他商行做说客，然后对东印度公司上下打点，这才让英国人给了个台阶。

英国人向清廷报告，说此番水军登陆只是担忧商人安全一时情急，无意冒犯中国的主权，只要中方能保证商馆人员的安全，水军就会立刻离开。

李鸿宾答应了他们，不久后，英国水军就回到了军舰上。只不过心有怨气的师偕夫人仍以“舟车劳顿身体有恙”为由逗留在广州，过了很久才离开。

当然，这时清廷已经没人再自找无趣，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情到此算是告下一段落。不过英国人在这件事上看到了清廷的外强中干，也算是为十年后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那么，当年为什么只有广州是通商口岸、为什么要禁止外国人携家眷入华、又为什么不允许外国人乘坐轿子呢？这件事可以追溯到乾隆年间。

东印度公司当年为开拓中国市场，特意向清廷派出了一个“中国通”洪任辉去浙江沿海城市考察。这洪任辉是个英国人，不过之前在广州经商多年，很熟悉汉语，中文名也是他自己取的，他跟随着英国商船来到了宁波。

宁波早在康熙在位时就已成为开放的通商口岸，但这里海滩水浅风浪较多，英国人一般都不会选择到这里经商。洪任辉他们这群人的异常行为就引起了乾隆的重视。

乾隆是个自傲过头的人，当然说不出禁止外国商船入内这种话，否则我“天朝上国”的胸襟在哪里？他换了种方式，提高浙江地区的海关税，并且一次就提了几倍。

在他想来，外国人在这里赚不到钱，那自然就会离开了。

让乾隆没想到的是，即便提高了数倍关税，英国商人去往宁波的频次却丝毫没有减少。这就让他更加怀疑英国人的目的。经商不为赚钱，那为的是什么？所图甚大？

为搞清楚这件事，乾隆将熟悉广东外贸的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为闽浙总督，一定要查明英国人背后在搞什么鬼。

杨应琚非常负责，到任后立马实地去勘察了浙江沿海的海防情况，然后又去了解了英国商船、海军的实力，对比后的结果让他感到惊恐。杨应琚随即就向乾隆回复了两封报告，大意就是：

浙江海域平缓辽阔，无险可守，凭借英国人的海军实力，可以不费力气地进入浙江腹地。英国船舰全副武装，搭载的武器装备非常先进，对浙江地区产生了严重的威胁。不如让外国商船驶向广东，那里有虎门之险可御敌。

这番话写到乾隆心里去了，他本来就认为英国人不可靠，有了杨应琚的调查，就更加确定自己的想法。于是他命令杨应琚遣散浙江沿海的外国商船，今后浙江不再开放，对外口岸就只有广州。

在清廷的重兵监视之下，英国人只好灰溜溜地去往了广州。不过他们并不甘心，1759年英国商船“成功号”未经允许竟然私自开进了天津大沽海域。然后那个洪任辉带了一群商人代表去往北京“告御状”：

广州海关肆意对英国商人敲诈勒索，广州洋行还垄断贸易，请求皇帝开放海禁，使中英双方能够进行自由贸易。

一个洋人竟然来告本国的官？这让要面子的乾隆感觉是一种羞辱，而且这贸然进入天津也刺激到了乾隆的敏感神经，因此他先将洪任辉定了罪，然后派京官把这些商人押送回广州，与福州将军新柱、两广总督李侍尧共审此案。

结果就是广州海关总督李永标敲诈勒索罪名成立，撤职抄家、发配边疆。而洪任辉也被以“串通内地奸民，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遣送回澳门监禁。

因为这件事，清廷对外商的防范更加严重，两广总督李侍尧认为想要约束好这些洋人，就必须要制定更多的规章制度。得到乾隆批准后就开始实施。当时洋枪、洋炮、洋妇都被视为“违禁品”禁止入境，携家带口的外国商人只能将女眷留在商船上。

之所以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清廷“天朝上国”的思想在作祟，既瞧不上外国的东西，又无法直视自身与世界的差距。认为外国女人开放的衣着以及生活方式“有伤风化”，长此以往必会有“不轨”行为。

如此种种，就导致了1830年“番妇上街”事件的发生。有点比较搞笑的是，“番妇上街”事件英国人离开后，清廷为了找回面子，便找了个名叫谢五的人出来背锅。

谢五与英国商人的关系向来不错，曾送过师偕一顶轿子，清廷发现这层关系后当即将他逮捕归案，以“交结夷商”的罪名发配边疆，以儆效尤。

只不过这个倒霉的谢五还没等到判决下来，就已经死在了监牢里，幕后之手不言而喻。

李鸿宾后来对洋人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条例，再次重申了禁止“番妇”住在商馆、外国商人禁止乘坐轿子等事宜。之后中英之间的矛盾持续激化，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番妇上街”事件就成了英国煽动反华情绪的话柄。

在清廷与列强签订的诸多条约中，外国人都明文要求扩大在华权益，比如《南京条约》里的“外商可带家眷住在通商口岸中”，《望厦条约》里“允许女传教士来华传教”等等。

中国沿海城市逐渐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番妇”上街，清廷再也没有提过意见，也是讽刺。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