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16万罪犯被送新疆，有何目的？如此庞大的数量怎么来的？

在中国历史上，将罪犯发配到边疆地区的做法起源甚早。

由于边疆地区的气候往往较为恶劣，生存环境大不如中原地带。

因而，不少人便认为，这一做法本身就是对其罪行最好的惩罚。

可实际上，除开这一层原因，将罪犯发配到边疆地区还有另一层作用。

即，将罪犯作为屯田的劳力，进而实现开发边地、充实人口的目的。

历史上看，乾隆中叶后，统治者将新疆打造成重点发遣地区。

此举便是这一意图发挥到极致的体现。

乾隆中期，随着回部、准部等部落相继平定，新疆由此纳入为国家行政地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区域。

尽管国家行政上已承认新疆的归属身份。

但满汉、夷有别的观念始终横亘在统治者的心头。

面对如此辽阔的“异域”疆土，乾隆试图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

既要发展新疆的经济、政治等，又需突出与中原汉文化的区别。

而最简单的办法，便是将罪犯发配至此。

乾隆二十三年，经军机大臣奏请，新疆被正式列为帝国罪犯的主要发遣地。

根据《清实录》记载：“嗣后盗贼、抢夺、挖坟应拟军流人犯，不分有无妻室，概发巴里坤……令其耕种。”

这也就是所谓的“发遣”刑。

事实上，“发遣”刑并非清代独创，而是承明代律制而来。

一般认为，该刑与充军共同归属于流刑一类。

由于这是终身制的刑罚，因而公众认为，其恐怖程度仅次于死刑。

只不过，面临“发遣”刑的罪犯，虽然要前往环境恶劣之地，但倘若日后表现良好，也能够转正为民。

然而，就刑罚意义来说，“发遣”刑与充军截然不同。

这是因为，“发遣”刑中的“外遣”包含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意义。

在新疆被列为主要发遣地之前，清朝罪犯主要被分配到黑龙江、广东、广西等偏僻之地。

除此之外，云南、贵州也是犯人流放的目的地之一。

尽管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些地区与新疆均属于偏远地区。

环境恶劣的程度也是不相上下。

然而，在清朝的文化视野中，两广、黑龙江、云贵等地与中原文化有密切交流。

所以理应被视作中原文化的分支。

换言之，如果罪犯被发遣至这些地区，还是能与中原文化保持交流，不至于丧失原本的文化身份。

可倘若这些罪犯被发配至新疆地区。

那么，他原有的文化身份只能面临失落的结果。

毕竟当时，新疆地域的文化乃是夷文化。

诚然，此时的新疆已经成为清朝政治版图的一部分。

但其极具特色的当地民族文化，尚未与中原文化达成一定的交流。

因而也就减少了同化的可能性。

因此，考虑到夷文化存在对朝廷统治的威胁，乾隆下令将新疆作为遣犯的主要发配地区。

为的就是冲淡当地文化的影响。

同时，乾隆也希望这些受中原文化熏陶的遣犯们，能够为文化的交流做出些许的贡献。

当然，在宣传的同时，这些被发遣至新疆地区的罪犯也能通过实际劳动，为新疆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综上所述，乾隆年间，前往新疆的遣犯人数相当多。

王希隆据《清实录》所载，初步估算乾隆年间的遣犯数量大致在十六万左右（接近一个县的人口）。

那么，这些人究竟是犯了什么罪，才会被遣送到新疆呢？

如前所述，犯下一般罪行的犯人并不需要动用“发遣”刑。

根据《新疆条例说略》的记载，只有危害到社会稳定秩序的罪行，才有可能处以此刑罚。

而所谓危害社会秩序的罪行，莫过于杀人、故意伤人、强盗、抢劫等罪行。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政治性罪行。

如，故意编造谶纬妖书、并在世人中广泛传阅。

那么，便可以用祸国殃民的罪名，将其处以“发遣”刑。

再加上，清朝办案讲究的是宁可错杀一人，也不愿意放过一个。

一旦社会上出现各种充满邪气的组织，朝廷便会大举派兵捉拿他们。

因而，每当朝廷破获一起“邪教”案件,少则几十人，多达几百人会被送往新疆”。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案件数量偏少，但实际的发遣人数却并不少。

颇为有趣的是，除了乱抓人，清朝政府还会实行连坐制。

比如，如果杀人凶手的子女未能成功劝住凶手。

那么，不但子女将作为从犯受到发配新疆，杀人凶手的其余直系亲属都要受到同样的处置。

这也就意味着，在一个大家庭中，只要有一人犯下大罪，其余的人都将被发配至新疆。

如此一来，发往新疆的遣犯人数自然也就源源不断地增加。

非但这样，遣犯中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情况。

那就是犯人的妻妾、子女。

新疆作为边外苦寒之地，人口稀少。

遣犯被发配至此，除开行政上的日常管理之外，还需要有人在生活方面帮衬一下。

毫无疑问，没人愿意前往新疆管理遣犯们的生活。

这一重担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遣犯们的家属身上。

乾隆三十三年，朝廷颁布律令规定，发往乌鲁木齐等地的罪犯，其妻妾、子女也必须一道前往。

只有在遣犯妻子残疾、年过六十或是遣犯双亲需人照料这三种情况下，遣犯的家属才能幸免于难。

当然，如果有些遣犯的妻子满足上述的情况，但仍然自愿跟随遣犯出关，官府便会给一笔丰厚的补贴。

由此看来，遣犯至新疆的人数之所以呈增长的趋势，并不一定是实际犯罪人数的骤增。

而是缘于各种“旁因”，才增生出如此多的人数。

当众多遣犯及其家属来到新疆，地域广阔的新疆便是他们施展身手的地方。

首先，为了满足遣犯及其家属日常生活所需的生存资料，遣犯到达分配地后，必须立马开展种地劳动。

事实上，早在新疆未被清政府完全平定前，清朝统治者就在安西、哈密一带进行了屯田活动。

随着大批遣犯的到来，此前的屯田地区已经满足不了基本的需求。

如此一来，辽阔的乌鲁木齐、伊犁地区就成为屯田的重点地区。

那这是否意味着，每一个被发配至新疆的遣犯，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呢？

当然不是。

遣犯仅仅作为劳役分子被差遣，并不能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并且在整个劳役过程中，只有携带亲属的遣犯才可能拥有单独耕作的机会。

其余的遣犯只能跟士兵们一起耕种。

不但他们的任何活动都要受到士兵们的监视，而且所获得的生存资料也远远少于士兵。

举个例子，每两个士兵就能获得耕牛一头。

可遣犯，则需要凑齐六个人头，才能获得一头耕牛。

然而他们需要向国家上缴的税金、粮食却是士兵们的两倍。

试想一下，在耕牛数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遣犯们几乎没有能力完成种地这项重大任务。

因此，不少遣犯宁愿选择“当差”。

所谓的“当差”，实际上是指参加挖矿、挖渠等这类又辛苦又危险的工作。

但由于“当差”的伙食还算不错，不少遣犯宁愿冒着风险干活，也不愿意吃不饱。

当然，能“当差”的遣犯们并不多。

清朝律令规定，只有先前为官的遣犯才有“当差”的资格。

如此看来，不论是种地，还是“当差”，都不失为一种极佳的惩罚方式。

然而，相比起“为奴”的惩罚，这些手段还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清朝律令规定，除发往“当差”、“种地”的遣犯之外，其余遣犯都要给兵丁当奴隶。

通常来说，“为奴”遣犯又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给北疆的驻防士兵为奴，一类是发往南疆的少数民族贵族为奴。

就性质而言，“为奴”遣犯毫无尊严可言。

不管是政治地位，还是生活待遇，他们都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但由于“为奴”遣犯首先是遣犯，而非奴隶。

因此，他们的生杀大权还是掌握在朝廷手中，而非作为主人的兵丁手中。

对于罪犯而言，不论被发配至何地都是一种惩罚。

但是，对于清朝来说，罪犯发遣新疆制度实质上是一种间接的移民法。

清代统治者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要求罪犯向西北移民，并出台了一系列屯田落户的法令。

不难看出，这已经不是简单、纯粹的刑罚制度。

参考文献

《清实录》

《新疆条例说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