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青年学人谈︱从“环境”看出去的世界史

2023年3月17日至19日，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史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承办的第一届中山大学世界环境史青年学者工作坊在广东西樵山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的24名青年学者与会。工作坊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费晟教授主持，历史学系党委书记柯伟明教授与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培娜副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他们首先对各位青年学者表示了热烈欢迎，随后也介绍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学科建设的特色和传统优势，并对环境史学科的发展表示由衷支持与期待。

发起这次研讨的背景是：环境史在国内外学界都已茁壮成长，新议题不断涌现，学术共同体不断壮大。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跨学科挑战，青年学者们的旨趣与活力，将是潜力无限的智识财富。为此，工作坊以青年专家为主角，设置“主题发言与自由谈”“青年圆桌谈”等多个环节，采用与会人提前阅读全文，指定学者相互点评，然后集体讨论的方式鼓励青年学者反思自身知识结构、问题意识和教研实践，以文会友，开拓视野、最终共助学科发展。

与会学者

首组互评及自由谈题为“英帝国的维度”，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费晟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师资博士后吴羚靖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黄耘子进行互评，是两位研究时段不同的美国史与英国史学者的互读。

吴羚靖《半寄生帝国：英国殖民时期印度檀香贸易兴衰的生态史考析》一文从生态史视角考察英国殖民时期印度檀香贸易兴衰，透视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特点，即殖民者“寄生”与殖民地“反寄生”的对立性共存，并借用檀香植物的“半寄生性”加以概括。18世纪中叶起，英人的印度檀香开发寄生于旧有亚洲贸易网络，19世纪后半叶实施垄断，招致当地的抵制和反抗，从而使檀香贸易于20世纪初逐渐崩溃。评议人黄耘子认为，文中最核心的观点是“半寄生”的概念，这同时也是一个新概念，所以应对此概念下一个更明确的定义。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巨寄生”（macroparasitism）概念可以作为参考。他还指出几个可作进一步思考与讨论的问题：“半寄生”如何更顺畅地迁移至历史社会进程中？是否存在不符合“半寄生”的殖民情况？此概念的边界在哪里？以及在帝国统治层面的“半寄生”与“寄生”之间关系如何等。另外，他也点明，社会的“反寄生”问题是本文最精彩的论述之一，如果能将“弱者的武器”以更直观的材料呈现出来，将使该部分的叙述更加生动精彩。

黄耘子《从“明智、高效”到“科学、美丽”——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资源保护研究》一文关注从“明智、高效”的旧资源保护运动到“科学、美丽”的新资源保护运动的转变过程。新资源保护主要推动者斯图尔特·尤德尔（Stewart Udall）的思想及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林登·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两届政府相关的政策实践，展现出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多维度自然资源保护体系，向“环境治理国家”（environmental-management state，简称“环治国家”）迈进了一大步。评议人吴羚靖认为，作者在描述该文最关键的部分——新资源保护的内容与政策实践的过程中，弱化了与环治国家的对话感。她还提出了几个疑问：一是生态学等知识在三个保护区建立的认知中发挥什么作用？二是如何安排好尤德尔的思想及内政部运动两条线索？三是“治理”一词在英文语境中使用的“management”和中文语境常见的英译“governess”之间有什么区别？除此之外，她还建议在文章一开始就提出“科学、美丽”的定义，以使读者阅读更加清晰。

1960年代的斯图尔特·尤德尔

费晟分别对两篇文章做出评议。他首先指出，使用“半寄生”这样的新术语需要更审慎。因为在政治经济层面，“半殖民”与“殖民”的概念定义是清晰且有共识的，而“半寄生”和“寄生”的边界确定却很难。此外，注意到“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是有见地的，但该文主要不是讨论殖民力量与原住民的互动，局部章节转向这一议题，略显突兀。最后，他认为“环境治理”是现代国家普遍都要面对的任务，需要做出制度反应，所以北京大学侯深教授讨论过的“环治国家”概念不仅对美国史研究有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思考近现代史上许多国家的能力建设问题。

侯深首先肯定了吴羚靖使用“半寄生”的概念去做新范式建立的尝试。她认为这个概念确实存在费晟提出的问题，但其并不需要通过量化加以界定，因为这也不仅是描述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对抗，而是更多强调二者间可能的合作。然而，使用此概念时还需要厘清扮演“檀香”角色的是帝国还是殖民地？哪个部分是进行光合作用的，哪个部分又是寄生的？其次，她认为黄耘子的议题与“环治国家”的概念无关，而应该使用塞缪尔·海斯（Samuel Hays）的研究理路。“科学、美丽”在早期的资源保护中也并没有缺席。因此，该文讨论的重点不应是“科学、美丽”如何出现，而应是旧资源保护到新资源保护的过程中“科学、美丽”概念如何转变。

第二组主题发言与自由谈题为“美帝国的维度”，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侯深主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姚念达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林亚进行互评，也是美国史学者与欧洲殖民史研究者之间的对话。

姚念达《重树国际权势：尼克松政府环境外交起源新探》一文考察了尼克松政府面临的外交局势及其对环境议题的看法，讨论美国行政当局为何选择支持环境外交，就美国环境外交兴起的原因和背景提出新的补充性解释。评议人王林亚认为，该文是对环境史、外交史和冷战史相结合的一次尝试。随后，她提出三点建议：其一，需更加完整地呈现国际社会环境。环境问题之所以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全球性议题，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南北方国家之间的环境责任争执等背景同样需要关注。其二，对美国国内环境主义者的意见有所忽略。美国国内环境团体是否认同政府的环境外交？环保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是否存在分歧？战后，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输出是新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美方致力与第三世界达成资源开发的合作，期间产生的环境破坏行为，美国国内环境主义者对此是否有所反思？第三世界又是否有所抵抗？其三，环境外交考量可以是多向度的。二战后，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输出（粮食生态、水坝修建）也诱发环境问题。面对国际环保运动的如火如荼，国际开发署已在外交活动中纳入生态考量。而20世纪60年代更是环境史学科的诞生期，面向环境史的谱系，又该如何定位环境外交的发轫？

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开幕

王林亚《近代以来西方海外扩张、热带环境焦虑与定居者殖民地生态知识霸权的建构》一文尝试将西方对热带的认知置于近代以来欧洲对人与自然关系探索的框架下，探究欧洲如何借助环境决定论的古典理论将热带建构成白人至上主义和欧洲文明优越论的话语空间，从而凸显欧洲近代殖民主义的环境史维度，呈现殖民扩张、种族主义、疾病与热带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评议人姚念达表示，对比于王林亚2018年发表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美国知识界对热带环境的观念建构及其影响（1898-1920）》，此篇文章则将研究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时段扩展到近代时段。但文章主旨被太多枝蔓话题遮蔽，导致主旨并不明晰。另外，文章标题里三个名词的逻辑关系不明、欧洲人热带观的二分法过于简单、“伊甸园”概念略显含糊等问题仍需仔细考量。

对于《重树国际权势：尼克松政府环境外交起源新探》一文，侯深认为其完成度很高，逻辑和结构自洽。对于美帝国主义和美国扩张主义，学界更多关注其军事、政治和文化霸权。此文若能深挖“环境霸权”，思考“环境霸权”与冷战期间美国其它霸权的区别与联系，将会令人期待。另外，本文立足于外交史的写作框架，引入环境史维度，最终达成对外交史的新思考。其实还可以倒过来，引入外交维度，最终达成对环境史的新思。史宏飞建议将背景部分压缩，重点放到尼克松政府将环境问题工具化。而且，该文结论过于乐观。在本文中，美国霸权体现在美国试图将环保议题提升为新的国际议题，是一种建立议事规则霸权的体现。但此过程并不顺利，因此建议将题目改为《再获规则霸权的尝试》。最后，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也是美国技术输出问题，而“美国技术输出”和“技术合作”是连续性问题，早在二战后初期以及50年代就有大规模开展，并非美国国际开发署成立后才开展，故而文中有些表述要注意这个问题的连续性。对于《近代以来西方海外扩张、热带环境焦虑与定居者殖民地生态知识霸权的建构》一文，侯深同意姚念达的看法，核心观点（agrument）对于文章是极为必要的。而且，生态和环境的角度在此文中是有所缺失的。侯深认为，应当理清“真实”和“想象”的程度，探讨更多真实的生态和真实的环境，去看它们到底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思考。乔瑜就“如何呈现出文章对话的对象”给出方法，她建议参考理查德·格罗夫（Richard Grove）《绿色帝国主义》（ Green Imperialism）的写法，认为格罗夫紧扣着“现代环保主义的兴起”这一对话对象。

《绿色帝国主义》（Green Imperialism）

第三组主题发展与自由谈题为“南方国家的视角”，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乔瑜主持，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历史学系讲师王跻崭和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讲师刘宏焘进行互评。

王跻崭《美国殖民时期菲律宾的灌溉工程与治水政治》一文从美国殖民政府在菲律宾修建的灌溉工程入手，探讨美国殖民政府兼具多重职能的集中化治水模式，透视了美国环治国家的帝国维度。同时，作者也从南方视角指出，现代灌溉技术与菲律宾的传统大地产制结合，为菲律宾的庄园制和家族政治奠定了基础。这些灌溉工程虽然短期内促进了稻米产量的提升，但由于人口激增且庄园管理方式仍较为传统，其并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菲律宾的粮食供应问题。评议人刘宏焘认为该文的美菲内部视角很好，菲律宾殖民的异化层层递进地展现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他也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一，可就美国殖民时期的集中化管理与魏特夫的集中化理论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探讨。其二，可以深入讨论美国利用国家财政提供资金支持的殖民措施是否是一种新型的殖民模式，以及其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体系的关系如何？其三，在美国殖民时期菲律宾治水政治的部分，尤其是关于众多改革尝试在菲律宾失败之后，反而加强了本土地方势力等问题的论述，建议增加更多实证的支撑。其四，建议深入思考美国殖民体制下菲律宾稻米仍无法实现自给自足的原因。

刘宏焘《菲律宾渔业危机形成中的早期预警和应对主张》一文关注渔业专家、渔业官员和渔民对菲律宾渔业资源衰退的早期预警，着重分析了两种主张：一是进行渔业扩张，二是进行渔业资源保护。然而这种早期预警没能扭转主流的丰裕论认知，也没能阻止全国性渔业危机的到来。评议人王跻崭提出五点修改建议：一是建议该文明确进行学术对话的学科对象，并尝试回应学术史中的大问题。二是可以从欧洲人的东方主义建构角度去思考菲律宾渔业丰裕论的形成。三是建议从范围、门类等角度对“渔业危机”作一个更准确的定义。四是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利益群体应对渔业危机的博弈及出台的相关政策产生的实际效果。五是建议思考菲律宾经验对全球渔业或者热带渔业的典型性和启发性。

乔瑜认为这两篇文章都关注菲律宾，正如这个单元的标题所揭示的，经历了300年西班牙殖民，50年美国殖民以及短暂的日据时代的菲律宾提供了难得的南方视角。刘宏焘研究菲律宾独立后的渔业管理，这篇论文从环境史角度审视新兴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问题。战后鉴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冷战战略需求，社会科学的学者转而研究新兴国家的发展。他们认为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发展主义。但是这种发展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水土不服，这些国家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包括欠发达和环境破坏。而渔业管理问题的特别之处还在于，美国的海洋科学在他所研究的时段也正处于成长阶段。1947年，被誉为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之母的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还出版了《来自海洋的食物》（ Food From the Sea），在这本书中她并未想过有一天海里会没有鱼，这份海鲜指南对未来渔业充满乐观，而应对过渔办法则是建议将鱼类的选择多样化。王跻崭研究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灌溉治水，从后果来看，美国的制度、技术与菲律宾土壤结合，培育出了一个怪异的果实。从时间上看，这一案例构成了战后发展主义的前传。对殖民地时期菲律宾治水社会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进步主义、民主以及治水社会。

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

费晟认为，刘宏焘的文章可以从环境管理认知的角度切入修改，探讨该研究对经典范式的补充意义。该文也应对不同海水温度对渔产丰富性的影响及海洋生物承载量的限度等问题作讨论。他还以菲律宾和中国为例，指出文章可以进一步思考，深受海洋环境塑造的国家与滨海但内陆物产丰裕的国家在应对渔业危机时的态度有何差异。

黄耘子认为美国在菲律宾的治理或为美国西部模式的殖民版本。因此，他并不认为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违背了其自由主义的初衷。他还认为王跻崭应对“美式小农经济”作更明确的定义。

吴羚靖由美国在菲律宾修建的灌溉工程联想到英帝国在印度恒河流域的灌溉统治。恒河流域也出现了与菲律宾相似的稻米短缺问题。一方面，这种稻米短缺与人口有关。另一方面，这种短缺还可能与治水背后涉及到的不同种植群体利益分配相关。此外，她还提出，虽然菲律宾的自然环境与魏特夫理论的自然基础不同，但正因存在此种差异才更需要对话，并讨论是否有可能建立新的治水研究范式。而关于菲律宾渔业危机的早期预警及措施的失败，她认为可就专家知识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贾珺认为还需厘清“渔业危机”这一术语的使用对象。另外，他还指出，对动物种群的关注不断生产新知，创造人与动物资源的历史。在美国，这种意识甚至已经传播到孩子中间。因此，与动物种群相关的研究具有极大价值，也值得向大众普及。

第四组主题发言与自由谈题为“博士生新人对谈”，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贾珺主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李星皓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李奇儒进行互评。

李星皓《论20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国家主导的传染病科学防治》延长了“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的叙事，20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传染病的防治展现了欧洲移民经验失灵、遭遇身份危机的一个典型案例。国家在传染病防治乃至全国性环境问题的治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澳大利亚国家难以变革移民社会欧洲式生产生活方式和自然观，故而国家主导的环境治理也无力创造永远和谐的伊甸园。评议人李奇儒从三个方面发表了对该文的看法：一是论文对澳大利亚国家治理的梳理清晰，但对澳大利亚国家治理本身的探讨可以再丰富些。比如，传染病防治的行为是完全“自上而下”的，还是与民间博弈互动的结果？二是科学知识以及用科学知识治理国家行为的历史行为具有普遍性，美国等多个国家无一能规避。由此，普遍问题如何与澳大利亚的特殊性相互关联？三是环境与政府治理行为的关联。“环治国家”概念的操作简化为对环境治理政策的梳理，是否合适？

李奇儒《以女工健康为名——环境史视角下的穆勒案解读》一文通过“工作景观”（workscape）这一概念，将工业化进程中的工业景观视为以工人为主体的动态生存空间和人类社会关系交叉系统的双重构造，并以穆勒诉俄勒冈州案为个案来考察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最高法院如何以保护“女工健康”的名义进入工作景观内部协调其生态空间与社会关系困境，最后借用荒诞派戏剧“间离”这一概念来评价工业化对工业景观的影响以及穆勒案的历史局限。评议人李星皓表示，文章选题交叉了性别史和环境史的视角，穆勒案的解读又与美国传统司法有关联。“工作景观”概念很巧妙地支持她文章的论证过程。但对“间离”概念的使用，他表示存疑。“间离”原本指代陌生化剧情的过程，让观众与剧情产生距离，而非参与到剧情的过程当中。但是，女工和其工作环境是紧密贴合的。故而，这一概念的使用有待商榷。

贾珺直言，本组的两篇文章均为饶有趣味的实证研究。具体来说，李星皓同学的文章文笔老道，他将传统的病虫害、动物疫病和人类传染病很好地关联起来，一起作为例证去解释欧洲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新大陆并不可行。而对于联邦内各种关系的阐述，充分说明联邦主导的有效性和局限性。李奇儒博士的文章很难得的点在于她敢于创造概念，“工作景观”概念的创造也让其文章具备了一定的高度。不过，两篇文章在格式规范上有着共性问题。比如，“香蕉束顶病”“陌生化”等概念的解释，应在文章首次出现时就予以解释；警示引用过度，完全自己能做判断的地方无需非用既有的研究成果等等。

费晟赞同贾珺的观点，再次重申了写作规范与良好习惯的重要性。对于李奇儒同学的文章，他建议以“工作场景”替代“工作景观”这样的措辞。他建议借鉴《屠场》（ The Jungle）一书的主题，考虑进步主义时期工人生存环境以及特定工种生存环境与层级属性间的关系，从而深化主题。泰德·斯坦因贝格（Ted Steinberg）《亲抚大地——论自然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 Down to Earth: Nature’s Role in American History）一书的借鉴意义同样很大。比如书中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城市卫生改造让劳工阶级丧失了临街圈养禽畜的可能，也使得其失去了蛋白质（肉）的重要来源，所以单纯的环境改善未必意味着生活品质的提升。历史上的工人阶级无法决定事关切身利益的环境改造，提醒我们讨论人造环境时要注意环境正义问题。

《亲抚大地——论自然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Down to Earth: Nature’s Role in American History）

接下来的青年圆桌谈“环境史慕课教学以及研究的国别、区域及全球维度”环节由费晟教授主持，各位专家学者围绕圆桌谈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第一个研讨议题为环境史的慕课教学。中山大学文献与文化遗产管理部副研究馆员何韵首先作《关于环境史慕课建设的几点思考》的发言报告。她以《世界近现代环境史》慕课为例，重点分享了课程制作的想法与理念，并从选角、剧本、场景、后期、宣传、后期维护六个阶段详细介绍一门慕课的建立过程。最后，她还提出了开设慕课的几点建议，尤其强调并非所有课程都适合慕课化，团队分工也需要明确。费晟也提出了制作慕课的四点难处：一是如何进行真正的课堂互动？二是课程难度如何安排，课程内容如何取舍？三是国别与区域怎么平衡？四是如何在课程中融入时间序列，呈现历史的纵深感？贾珺分享了制作慕课的个人经历，他认为慕课是一种有价值的教学手段，不过建设过程中要认识到这是需要高强度人力与财力投入的事情，并且要重视后期的审片工作。

第二个研讨议题为世界环境史课程设计以及研究的国别，区域及全球维度。侯深建议从广义环境史角度出发，从环境史的角度来讲述历史上的每一个问题。她以《世界环境史》研究生课程为例，提出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世界通史教学的主线。王跻崭以《生态文化概论》课程为例，与各位老师探讨了中国环境史与世界环境史合上的教学设计与实践。吴羚靖分享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梅雪芹的环境史课程设计理念，即从生态的角度来书写世界近现代史。课程初步设想为：时间上，涵盖从早期古代文明至大航海之后的世界近现代文明；内容上，在原有的时间脉络中加入既有环境史成果介绍。史宏飞分享了《科学技术与20世纪世界史》的课程设想，他希望结合教材来讲述科学技术在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发挥的作用。他认为世界环境史的课程也可以参考这种思路。这种思路能让学生在了解政治经济背景的基础上，理解环境与当时历史的相关性。

工作坊在经过两天五场讨论后顺利闭幕。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安东强致闭幕词。他指出，环境史是史学发展到新世纪后的极佳产物。从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感悟到“欧学”与“中学”差异下的新史学萌动，到今天的历史学者反思既有历史叙述的对象及拓展到“人未必是历史研究讨论里最关键的要素”，史学研究的范围和观念再度进行了革新。“世界环境史青年学者工作坊”也将持续为青年学人创造对话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