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遗嘱里的人生“后事”

44岁的王方辰从睡梦中醒来，7点30分的闹钟还没响，一个人的房间寂静无声。她拿起手机，刚过6点。

王方辰利索地起床，洗漱。前一晚，她特意将头发染成栗棕色，是时下流行的发色，和那套她最爱的金棕暗线编织套装很配。因为时间尚早，王方辰化妆格外仔细。

这是2021年12月28日的早晨。这一天，她将为自己订立一份遗嘱。当某天不幸降临，这也许是她留给世界的最后影像。

与平均年龄68.13岁的立遗嘱人群相比，越来越多像王方辰一样的中青年选择立遗嘱。2023年3月21日，《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发布，对25万份遗嘱进行大数据分析。数据显示，6年间，“80后”立遗嘱人数增长了近41倍，未婚不婚者立遗嘱人数增长了12倍。

对他们来说，整理财产清单的过程就是重新翻阅一遍自己的人生之书。

王方辰在书写给自己的幸福留言。受访者供图

“录像时不要哭泣，立遗嘱是开心的事情”

为避免堵车迟到，王方辰选择乘坐地铁，8点半，她来到位于西城区西交民巷的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比预约时间提前近一个小时。

在大厅等候时，王方辰不时看一看登记人员有没有叫到自己，她的手袋里装着房产本、银行卡、身份证……她感觉前半生的一切正与自己奇妙结合，一种紧张和兴奋感升腾起来。在她正前方的电子屏幕上显示，“录像时不要哭泣，立遗嘱是开心的事情”。

订立遗嘱主要分四步：第一步和遗嘱咨询师进行两三轮的沟通；第二步草拟文本；第三步接受精神鉴定，现场登记并录音录像；最后遗嘱封印，人们会拿到一张遗嘱卡。

9点半，王方辰开始登记办理遗嘱。人脸识别、指纹扫描、精神评估，整个过程紧凑而严密。如同考场上严阵以待的学生，王方辰仔细完成评估测试里的数学题和记忆题，“紧张，真怕过不了，无法完成自己的心愿。”直到进入密室录像登记环节，显示遗嘱内容的电脑屏幕亮起，王方辰才回过神。

密室里有2位见证人和1位登记员，在这里，她将回应登记员的提问，一一念出自己的财产及继承归属——这一切会被录像保存。有那么一个瞬间，死亡的凛冽感抓紧了王方辰，她知道，如果有一天意外发生，这也许是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段影像，所有这些前半生奋斗挣来的物质财富——曾经辗转独眠的房屋、每月累积金额的存款——连同在北京不敢停下的每个日夜一起，将尽数由自己最信任的两个外甥女接收。但很快，问答开始，短暂的沉重被掩埋在一句句有条不紊的回复中。

整个过程仅用了二十多分钟，这在密室录像环节中算是“速度选手”。签字确认后，录像交给法务人员审核，王方辰需要在大厅等待90分钟。“起码有十分钟，我还处在一种不敢相信的情绪里。”这就结束了？王方辰拿起手机，与两个好朋友分享这一时刻，通完电话，她才渐渐被拉回现实世界。

两个月后，密室里迎来一位大学生。

00后的芙芸是北京一所高校的大三学生。202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她穿上深色卫衣，给脸颊上的黑眼圈和痘痘涂上遮瑕膏，坐了半小时的车来到中华遗嘱库。

在密室录像的过程里，她有些紧张，因为多说了句略带情感色彩的话，她需要重新录制第二遍。不过那句话是什么，她已经不记得了。

作为一份有法律意义的文件，遗嘱里面的内容，客观，冷静，甚至让芙芸觉得有些“冷冰冰”，里面不会有一些主观的话语和情感，只有干净利落的几个条款，什么东西留给什么人，这些财产安排浓缩成几张纸，编上编号，封存在柜子深处。

1994年出生的工作人员崔文姬把这一切都看在眼中，法律专业毕业后，她来到中华遗嘱库工作，负责遗嘱登记服务。

崔文姬和立遗嘱的老人交流。受访者供图

崔文姬也为自己立了一份遗嘱。她选择的是自书遗嘱，法务人员根据她的意愿起草一份遗嘱草稿，她照着草稿从头到尾手抄下来，写错了就重来，“其实有一两处修改痕迹是被允许的，按上手印就行。”崔文姬反复抄写至没有错误，耗时近一小时。

周围都是熟悉的同事，加上流程熟稔，崔文姬甚至还能和大家说说笑笑，但进入密室录像后，气氛陡然严肃起来。“你的房子住址是在XX吗？”“遗嘱内容是你真实的意愿吗？”类似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崔文姬紧盯屏幕，“脑子里不敢多想其他的，生怕一走神，审核过不了。”

在密室里，她和很多人有过一面之缘，对于高龄或行动障碍的遗嘱人，密室登记服务有时会持续2小时以上。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有儿媳陪着80多岁的老人来咨询，在咨询阶段，儿媳和老人一直待在一起，老人决定把财产留给儿子和儿媳。

到精神评估环节，老人被请进密室，先是顺利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可是一旦问到关键性问题，比如你知道今天是来干什么吗？你知道遗嘱是什么吗？老人就开始答非所问。

“我们会比较警惕，单独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今天状态不太好，还是没有考虑好真正要做这个事儿，是不是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扰，往往这个时候，老人会表达出他的真实想法。”

在这密闭的空间里，崔文姬和订立遗嘱的人，重复着流程严谨的提问和回答，记录下人们在这人生关键时刻的面部表情：平静、从容、悲伤或迷惘。

工作人员正在讲解遗嘱封存事项。来源:中华遗嘱库

“不吉利，但万一呢？”

立遗嘱的原因不一而足，但似乎都绕不开人们当下的困境，往往是一个生活中的触发点，引发了人们盘点、整理、分配财富的念头。

20岁的芙芸一度很难集中注意力，甚至刷短视频也最多只能停留十秒，即使脑袋里没有任何负面的想法，行为已经不受控制，心悸，手抖。

她没有跟同学或舍友交流自己的苦楚，而是假装生活一切正常，悄悄去医院，悄悄吃药。不让周围的人察觉到一丝异样。

她被医院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在病情最严重的阶段，死亡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刀，随时都有落下的可能。她有过轻生的想法。

她决定立遗嘱。在食堂、在宿舍、在操场，她花了四五天时间，每天在不同的时段去思考，阳光灿烂的时候，阴天的时候，事情顺利的时候，沮丧的时候。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些时刻，她立遗嘱的意愿都是一致的，不是随机和偶然。

1988年出生的刘俊文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他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

2020年，刘俊文32岁，工作了多年的IT公司现金流出现困难，他面临失业，IT行业流行的梗似乎正在成为现实拷问，“35岁之后，你在哪里？”身边的同学大多也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收入高，工作光鲜，唯有聚餐的时候会释放彼此的焦虑，“你们想过四十岁在干嘛吗？”所有人都拒绝深入讨论这个话题，“不要聊这个了”“停一下”。

刘俊文觉得他对代码的喜好，不足以支撑他以此为终身职业，也许是一个兴趣爱好，但不是生命归属。更何况，这也不是一个体制内稳定到可以退休的工作，他开始思考一些带有哲理的终极问题，比如哲学三问之一“我是谁”，他发现IT工作似乎缺少和自我生命的连接。同时，他更关心的是，如果40岁再面临一次职业危机，45岁怎么办，50岁呢？

“难道每隔五年十年就要再来一次大焦虑吗？”当他在探寻更长远的职业规划时，他习惯从后往前想。他搜了很多养老政策，他想，早一点规划晚年生活，从事与养老相关的行业，也许可以缓解不确定的未来所带来的焦虑。

他好像找到了答案。2021年，他卸下软件工程师的光环，成为一名保险经纪人。保险经纪人订立遗嘱，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与他平时从事的业务休戚相关。从心理状态上来讲，他觉得订立遗嘱“在精神上能给现在还活着的人一种纪念，一种自我安慰。”

2022年，立遗嘱人群的平均年龄为68.13岁。来源:《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

芙芸因为抑郁，刘俊文因为失业，王方辰则因为大龄未婚未育的不安全感。

王方辰出生于1977年，她并不是一位坚定的不婚主义者，相反，从小目睹父母相濡以沫、无话不谈的婚姻生活，“陪伴”的亲密关系在王方辰看来弥足珍贵。

2001年，王方辰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先后从事进出口贸易和金融工作，“原本想在北京成家，但缘分没到。”轻描淡写的结论背后是王方辰独自在北京闯荡的22年。大部分时间里，她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早上8点半上班，夜里经常11点或12点下班，周末的时间一天用来学习、上课，余下一天是属于自己的放松日。日复一日，缓过神来，就已经即将抵达50岁关口。

王方辰是江西井冈山人，她是七个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从小享受着父母和姐姐们的宠爱，即使她已经46岁，“回家以后，基本上不会让我做什么事情，虽然我长大了，但家里人好像还是把我当作一个小孩。”

2021年，变故陡然发生，摔跤后卧床两年的母亲离世。因为事先没有遗嘱分配，让这个大家庭的几个孩子之间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嫌隙，但年近90的父亲已经无暇顾及这一切，他似乎在老两口生活过的房间里再也走不出来。

王方辰突然联想到自己。在北京，奔跑的年龄与拥挤的工作日程像两个越吹越大的气球，焦虑、不安全感与日俱增，涂抹在王方辰夜晚归途的车窗、漆黑沉默的房间，“这些年来，好像自己始终漂泊不定，一个人的时候也偷偷哭过。”短暂脆弱后再独自对抗生活，似乎已经成为王方辰的一种生活习惯。

她曾因发高烧在家独自躺了一天，醒来时手机信息和房间一样空荡，她从未如此担心，身边的朋友都已成家，像自己这样的独居人士，“也许意外发生，一个月以后才有人知道吧。”甚至自己前半生挣下的一切也不知会何去何从。这的确令王方辰感到恐慌，如果某一天意外降临，她打拼二十多年的财产会给谁？当她垂垂老矣，谁能在床边妥帖照料？如果还没有成家，她会成为无人照料的独居老人吗？

为了妥善安排自己的财产与老年，王方辰决定为自己订立一份遗嘱。

而崔文姬，她订立遗嘱的原因，更多的是一种职业觉察。作为工作人员，她想换个角度体会客户的感受。另一方面，意外发生后，因为子女没有立遗嘱，上了年纪的父母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处理遗产，这在崔文姬的工作中并非个例。“我希望给家里减少一些麻烦。”

有一对老人曾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老两口的女儿有过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宣告结束后，女儿带着外孙独自生活，不久后进入第二段婚姻。但世事难料，二婚不久，女儿因脑瘤猝然离世，未立遗嘱，两位老人、外孙和现任女婿是女儿遗产的合法继承人。为了将女儿的房产完全归于外孙名下，两位老人出资百万还清房贷，又帮因打赏女主播而欠债30万的女婿还债务，换得他放弃继承权。“如果女儿事先立过遗嘱，两位老人不会因为这些糟心事奔波受累。”

崔文姬的老家在山东，当她把即将订立遗嘱的事情告诉父母时，他们有些忌讳，“这不吉利”。但崔文姬不准备改主意。父母年纪大了，我知道发生意外的概率很低，但万一呢？

考验人性还是相信人性？

一个20出头的学生，有什么财产可以在遗嘱清单上列出来？芙芸的答案是一笔兼职挣来的费用和一台希望去世后被打开的电脑。她通过给小学生代课攒了一笔五位数的存款，电脑里记录的则是她对世界的自白，她想把这些东西留给一位信得过的朋友，“钱其实不多，所以留给我爸妈对他们帮助也并不是很大。”另外一项和别人一同完成的专利，她留给了母亲，她想即便去世后，母亲也能为她感到骄傲。

立遗嘱的事情她只告诉了那位信得过的朋友，对方作为受益人并没有感到惊讶，只是心里一怔，“她想到的是也许会失去我这个朋友。”

同样是年轻人的崔文姬，没有不动产，慎重考虑后，崔文姬将自己的银行卡存款、支付宝余额等写进遗产清单，受益人是她的父母和妹妹。

这是崔文姬在中华遗嘱库工作的第六年。与无数家庭打交道，就像观看永不落幕的情景剧，家长里短，纠纷博弈，这些年，她感到自己以一种比同龄人更快的速度体验人生，“好像提前感受了一些高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事情，变得成熟、老练了。”

顺利的话，她每天能处理4个遗嘱办理事务，如果遗嘱人是高龄老年人，数量会少一些，能办2个。她发现，近两年来订立遗嘱的年轻人比例逐渐升高。“年轻人容易被现实生活触动，比如因为偶像突然离世，自己会感到世事无常，选择来立遗嘱。”

崔文姬说，她记得有一位年轻人因为科比的去世来订立遗嘱。随着“996”“猝死”等社会事件频繁热搜，不少年轻的“打工人”也会为自己提前打算，工作强度大的程序员，风险防范意识强的法律工作者、保险人员都是咨询遗嘱的主要人群。

和咨询师沟通时，刘俊文设想了一个复杂的方案。他已婚未育，买房时父母提供了一部分支持，他最开始设定的条件是，如果自己去世，房子出售的钱应该按比例一半给父母一半给妻子，但这需要父母和妻子在他去世后协同处理房产，再进行财产分配，如果最后没按遗嘱履行，还会设立相应的惩罚措施。

咨询师建议的方案相对简单，把房子完全给到一方，保险金和其他资产给另一方。刘俊文说，第一个方案父母和妻子之间还要面临协商处理，过程中如果出现纷争，是“考验人性”，第二个方案则是“相信人性”。

“80后”立遗嘱处理的财产，房产占97.3%。来源:《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

对王方辰来说，整理财产清单的过程就是重新翻阅一遍自己的人生之书，房产、银行卡像是一笔笔孤独奋斗留下的注脚，“很骄傲，又有点心酸。”她10年前在北京买了一套40平方米的公寓，虽然不大，却能住个安稳。王方辰迫切想知道，“如果风险到来，我的财产最终会给到谁？”咨询处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因为王方辰没有配偶和子女，继承人将是高龄的父亲，而当父亲离世，遗产将在这个大家庭的子女中二次分配。

权衡考虑后，王方辰决定挑选最亲近的2位外甥女作为继承人，“我的财产会给到她们，我希望她们能为我养老。其实我们年龄相近，真的到了老年，应该也算互相扶持。王方辰的外甥女是第三个姐姐的孩子，年龄相差不到10岁，对于她们来说，这份遗嘱更像一份沉甸甸的约定。也许未来的某天，王方辰会组建家庭，那时遗嘱会再做更改。

根据《2022年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未婚、不婚人士的受益人通常是其父母，指定朋友等非法定继承人的比例有18.18%。母亲离世，王方辰没有把父亲纳入遗产受益人，而是选择在日常生活中给予养老支持，因为她知道，很大程度上，父亲会先于她离世。

“就像自己死过一回”

轻松、安心是绝大多数人立完遗嘱之后的感受，仿佛卸下了一身的重担和枷锁。

崔文姬回忆，她记得有位老人一直心心念念想办遗嘱，始终没办成。心里总觉得有这么一件事儿没给子女解决，睡觉也不踏实，“他好像提着一口气儿在支撑”。办理完以后，心里的石头落地，好像也没了牵挂，不久后就离世了。

对于刘俊文来说，订立遗嘱，就像自己死过一回。当他面对遗嘱，在密室里朗读遗嘱内容，仿佛自己站在自身之外，在生命的终点回看自己的人生。

回想当天，他觉得心情有些微妙。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说再见。完成录音录像和签字盖章之后，他在幸福留言卡那里停留了很久。如果自己去世，你的家人或遗嘱执行人来领遗嘱，你想对他们说点什么？这些内容可以写在幸福留言卡中。

还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死亡，刘俊文尝试代入这个情境，如果意外来临，父母在老人当中还算年轻，应该跟他们说点什么？他在想象中给父母留言，“希望你们能继续好好地生活”。

遗嘱放在家中，妻子能看见，她不反对但也不想知道内容是什么。初期，刘俊文尝试过跟妻子一起商讨遗嘱细节，但作为遗嘱执行人，妻子的心态会有起伏和波动。他没有告诉父母，怕传统的他们会把遗嘱和生死挂钩，“我觉得让他们心里有这样的牵挂其实没必要。”

遗嘱证展示样本。来源:中华遗嘱库

遗嘱订立之后，一些微妙的变化发生了。签名的那一刻，芙芸忽然觉得多了一些羁绊，当她审视自己过往的人生时，她忽然惊觉，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做，还有那么多心愿未完成，“而且从遗嘱清单里，一目了然，我好像没有留给这个世界太多东西。”

她首先行动起来的事是备战考研。她对自己的感觉是，像一辆沙漠中已经没有油的汽车，长时间陷在原地后，被外力推了一把，“沙子的流动把我送往哪里，就往哪里慢慢走，直到我找到自己的加油站，给自己加上油。”

说不清立遗嘱和好起来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继续为人生添砖加瓦的想法清晰起来后，她的“病情”也在缓解。

最终芙芸考研成功进入复试。“像一朵枯萎的花，搬到阳光下，它可能也会慢慢抽出嫩芽。”她这样形容自己触底反弹的过程。

立完遗嘱后，王方辰如释重负。即使有一天她不在了，她的一切能够按照她的意愿交到放心的人手中，“这是一种安全感，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订立遗嘱和死亡相关，但对于我来说，订立遗嘱是件人生中值得纪念的事情，原来我觉得自己一直是漂泊不定的，现在我很安心。”

王方辰的人生似乎在订立遗嘱后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年纪渐长，职场的空间和机会也随之变少。今年春节，她在老家尝试网络直播，从初一到初十，每场流量两千余人，同时她也着手打造个人视频号，专注公益分享。焦虑、孤独依然会在某个深夜袭来，但她已经学会和时间握手言和。

在幸福留言卡中，她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了一封信。“祝你平平安安，祝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文中芙芸、刘俊文、王方辰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邹娅静

编辑丨陈晓舒 校对丨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