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托佐夫,对于苏联诗电影,更像一位承前启后的“摆渡者”

发布时间:2023-04-05 18:50:01 发布人:hao168

1930年代前期,苏联诗电影的重心在镜头表意技巧,1960年代后期,塔可夫斯基对诗电影的认知重在人之生命本位。而卡拉托佐夫对于苏联诗电影,更像一位承前启后的“摆渡者”。他在横渡时间,也在横渡影像。一方

1930年代前期,苏联诗电影的重心在镜头表意技巧,1960年代后期,塔可夫斯基对诗电影的认知重在人之生命本位。而卡拉托佐夫对于苏联诗电影,更像一位承前启后的“摆渡者”。他在横渡时间,也在横渡影像。

一方面,1930年代,他的诗电影成就斐然;另一方面,1950年中期,他引领新一代苏联诗电影人积极探索;到1960年代,他对影像的追求自由纯粹,卡拉托佐夫以对影像的绝对虔诚,表达自己生命中的诗性。

1930年代后期至1950年代中期,即使在苏联诗电影发展几近停滞的阶段,卡拉托佐夫的电影影像依然流露着隐秘的激情与诗意,尽管克制而模糊,却是观照卡拉托佐夫本人诗电影创作及缝合苏联诗电影断续的重要参考线索。

1903年12月28日,卡拉托佐夫生于俄罗斯帝国高加索总督区提弗利斯。卡拉托佐夫青少年时期开始工作,他14岁当过司机,17岁学习经济,但最终转向了他为之着迷的电影行业。20岁时,卡拉托佐夫在第比利斯的一家电影工作室学习和制作电影。

1922年,苏联成立后,政府对电影制作业尚存表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异域风情等创作内容进行全面肃清,这家工作室也不例外。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先锋思潮的影响和苏联重视电影艺术性、宣传性的探索,对卡拉托佐夫创作思想无疑有着巨大冲击。

得益于从莫斯科前来指导的一批专业电影人、文艺工作者帮助,其中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俄罗斯建构主义剧作家、诗人、记者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电影研究者列夫·库里肖夫等。

卡拉托佐夫自此走上新生苏联主流的电影艺术创作,也助力卡拉托佐夫的电影创作生命绘以诗的底色。卡拉托佐夫对影像的敏锐与生俱来,几年时间里,他在第比利斯电影制片厂从事放映员、剪辑师、摄影师、编剧、导演等职务。

他编剧并摄影有《盲女》等一系列作品,其摄影风格深受当时构成主义影响,全力追求造型化、诗意化影像特点。这种全方位的电影创作训练让卡拉托佐夫拥有对电影更深入、对影像更透彻的参悟,也就不难理解之后他与摄影师谢尔盖·乌鲁谢夫斯基惊艳影坛的默契合作。

受政治环境的极大影响,和诸多第一代苏联诗电影人相似,卡拉托佐夫也未能幸免。1930年,卡拉托佐夫拍摄的《斯文尼西亚的运盐》,直接显示出其流淌盈溢的浪漫主义影像气质。

当时该片受到褒奖的同时也被质疑流于形式主义,被批评流于表面地展现苏联一五时期工业化建设成就,其后创作的《皮靴里的钉子》,则被当局审查直接禁映。

在苏联诗电影几近停滞的岁月里,面对国内思想武力以及电影声音变革,或许卡拉托佐夫在艰难挣扎、苦寻出路,或许卡拉托佐夫在冷静反思、韬光养晦。1933年至1936年间,卡拉托佐夫在圣彼得堡国立戏剧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其后,他被任命为第比利斯电影制片厂厂长,但他很快因被指控政治问题而离开。卡拉托佐夫是一位真正有勇谋、有智慧的“带着镣铐舞蹈”的影像诗人。

1938年前后,卡拉托佐夫被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聘为导演,他深谙政治环境,埋头创作。正因如此,他能够顺政治风向之变,蓄力在影像表达上的起飞。

1930年代中期,卡拉托佐夫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影响,顺时转换创作思路,拍摄创作出《胜利之翼》等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在故事宣传多以经典人物经典事件为主,但影片在镜头选择和影像呈现上,暗含卡拉托佐夫坚持的独特风格与理想。

作为苏联电影局官员,二战期间,卡拉托佐夫作为驻苏联大使馆文化专员有过长达一年半与好莱坞电影近距离接触的经历,从政治与文化环境的深入接触,到对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的考察,从起初力图推动美苏电影合作,到最终看清“好莱坞的真面目”,他以冷眼旁观的姿态在回国后写下当时的任职游记。

1949年出版《好莱坞的真面目》一书。无从知晓这段经历给卡拉托佐夫带来的更多影响,或许也无从知晓他解冻时期的散文抒情诗电影风格是否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字里行间,能看到他对电影创作观念超越了意识形态,他对电影艺术追求真善美的至深使命有着原始的纯粹与严苛,也就不难理解诗电影巅峰之作《我是古巴》的诞生。

1953年至1956年,斯大林去世到尼基塔·赫鲁晓夫上台期间,卡拉托佐夫以轻松诙谐的喜剧风格,传统的叙事形式,于1954年拍摄出迎合主流观众审美口味又富含诗情深意的《忠实的朋友》,影片中朋友儿时约定的旅程终见银幕,不仅开启了卡拉托佐夫影像的解冻创作之旅,更深深影响了苏联同时期及后来等一批电影人、诗人导演的创作。

从影片《第一梯队》开始,诗电影导演卡拉托佐夫和以“情绪摄影”著称的摄影师乌鲁谢夫斯基合作,两位诗人以影相会:《雁南飞》《未寄出的信》《我是古巴》,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影像之诗越过时光与国界,无需更多,仅凭以上几部作品,卡拉托佐夫导演足以在诗电影史、世界电影史中荣膺一席之地。

尽管苏联诗电影的蔚然成风确有其生成环境等共性条件影响,但不同于爱森斯坦、维尔托夫等人对表意蒙太奇的孜孜求索,也不同于塔科夫斯基、帕拉杰诺夫等人对生死本质的静观内省,略观卡拉托佐夫电影生涯,他在诗电影创作高峰时期,没有刻板延续表意蒙太奇的激情,没有刻意排斥散文电影的叙事,也没有跟风技术惯用彩色胶片创作。

他是时间的摆渡者,更是影像的摆渡者、超越者。卡拉托佐夫一路尝试,一路观取,一路回归,雕刻直抵人心的感性影像。“诗”注卡拉托佐夫创造独特风格,卡拉托佐夫也为影像注以诗心。他的影像力求超越客观对象的表象,再现对象的精神本质;他的影像力求超越叙事逻辑的常态,表现影像的极致可能。

于是,他自由而激烈的诗电影,不因时代更迭而囿于胶片铁盒之内,不随影像技术进步而消色衰老,不因叙事框架而远离诗电影行列,不因观念哲思而与世俗有隔,他只以对影像的虔诚还原影像之诗性。如何理解与通达卡拉托佐夫诗电影之诗性?通览流变,进而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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