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满汉大学生上朝班次如何排序？由此来探讨满汉文化融合问题

明清两朝都设有内阁，不过这两个内阁只是名称相同，在人员编制、法定地位和具体职掌方面却大不相同，清朝的领班大学士也常被称为“首辅”，它和明朝的内阁首辅在职权、地位上有些相似。

清朝内阁则被称为“政府”，是六卿之首，其中领班大学士的地位最高，表率百僚，也被称为“中堂”。但是大学士“满汉两途，阶级相均”，在朝会侍班或联名具奏时，都需要排列顺序，这就关乎到了“班次”问题。

在顺治年间，满汉两族有着严重的民族矛盾，各地反抗满族的活动层出不穷，为此，清政府一边要想办法招揽汉族士大夫进入国家政权，将它的统治基础不断扩大，一边又要在中央高级官员中，实行同职不同级的制度。

这个制度就是指满族官员的品级要高于同一职位的汉族官员，比如说大学士一职，满人大学士一般官居一品，但汉人大学士却只能屈居二品。也正是因为品级上的不同，所以这个时期大学士的班次是以先满后汉的方式来排列顺序的。

这种以民族的顺序来排列的方式一直延续到康熙之世都没有改变。不过汉人大学士的资历和年龄多高，一律排在满人大学士的后面。

到了康熙中期的时候，满汉的民族矛盾得到了极大缓和，汉人已经逐渐接受了满人的统治，新成长起来的一批汉族士大夫已经衷心地诚服于清王朝的统治，并积极地谋求仕途之路。到了雍正年间，雍正帝以“振数百年积弊”为目标，开始在全国大范围推行改革。

但是满汉官员长期以来的政治差异已经极大地打击了汉族官员的积极性，并极大地影响到了执行国家政令，这是很不利于朝廷长治久安的。

雍正帝意识到这个严重问题后，便开始大力宣传“满汉臣工均为一体”的口号，并开始提高汉族官员的政治地位。在雍正五年的九月，雍正帝还专门对大学士班次排列的方式作出了明确规定：“满族居首之大学士在前行走外，其余大学士应按其补授之日前后行走，何必分别满汉，张廷玉着在孙柱之前行走，嗣后补授大学士时，着将班次前后之处，请旨具奏”。这也是关于大学士班次问题的首项规定。

这项规定同时也确定了大学士班次排列的一些具体原则：第一，领班大学士的人选必须是满人。第二，其他的大学士不再区分满人和汉人，主要以补授时间先后为准，重点考虑资历问题。第三，在补授大学士后，要先请旨确定他的行走班次，这样皇帝才不需要拘泥于成规，随时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总的来说，这项规定和之前的成例最大的不同在于，除了领班大学士以外，其他班次排列不再区分满汉，而以补授时间的先后为准。这样做不仅能够提高汉族官员的地位，同时也极大地缓和了满汉矛盾，使汉族官员踏实做事。

而大学士班次排定的主要问题就是领班大学士的选任原则。自从雍正帝明确规定领班大学士人选必须为满人以后，清政府便一直严格遵行这个规定。在雍正五年时，在朝的满大学士只有马齐一人，但他已经年老体衰，无法胜任领班大学士一职，因此，雍正帝不得不派遣侍卫内大臣马尔赛进入内阁，成为领班大学士。几年后，马尔赛奉命出师西北，雍正帝又命鄂尔泰为保和殿大学士，并“位居首揆”之后，便一直由他担任领班大学士一职，直到去世。

鄂尔泰去世后，由讷亲补授保和殿大学士，内阁在请定他的班次时，得旨他为领班大学士，但讷亲自知自己资历尚浅，便请旨列为大学士末尾。可是当时的在朝大学士中，除他以外，没有其他满大学士，张廷玉虽是前朝顾命老臣，资历最深，但却是汉大学士，按照规定，无法成为领班大学士。最终处于种种考虑，乾隆帝决定折中一下，“嗣后内阁行走列名讷亲在前，吏部行走列名张廷玉在前”。

三年以后，讷亲因贻误战机被斩，乾隆帝便下令由傅恒担任领班大学士一职，但傅恒的资历连讷亲都不如，却要排在张廷玉等元老前面，实在难以服众。因此，乾隆帝不得不再次想出折中方案，若是在外面行走列名，则傅恒在前；若是在内阁军机处行走列名，则张廷玉在前。乾隆帝之所以要这样折中，就是为了坚持以满大学士为领班，由此可见，当时的领班大学士选任只注重民族因素，而不看资历和年龄等。

傅恒担任领班大学士二十多年，之后，尹继善、阿桂等满人也都相继担任了领班大学士，但他们资历深厚，德高望重，是实至名归。所以，此后再也没有出现折中的方案，满人为内阁领班的制度就此一直严格执行了下去。

而其他大学士的班次排定，虽然雍正帝曾规定以补授时间的先后为准，不需要区分满汉，但这一制度却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这是因为皇帝在补授大学士后，以请旨确认班次为理由，伺机对大学士班次进行了相应调整。但这仅限于满大学士，汉大学士是没有这样的恩宠的。不过以补授时间的先后为准的规定还是令那些资历深厚的汉大学士提高了地位，这一点相比顺康时期先满后汉的原则来说，已经算有很大的进步了。

到了乾隆后期，清朝国力日渐衰落，等到嘉庆以降时，颓势更加明显了。此时，国家的各项制度和前期相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大学士班次排列制度。这时，领班大学士已经不再只由满人担任，甚至蒙古旗人也可以担任这一职位。比如在嘉庆四年时，领班大学士和珅被赐自尽后，便由伊犁将军保宁补授武英殿大学士，只是保宁长期驻守伊犁，并未在京供职，但领班大学士一职却为他保留着。保宁之后，也不乏蒙古旗人担任这个职位，比如长龄、赛尚阿、倭仁等蒙古旗人都曾担任领班大学士。

清朝一直都奉行“善待蒙古”的基本国策，蒙古八旗和满人可享受同等待遇，补授同一官缺，而由蒙古旗人担任领班大学士，更是充分体现出了其文化素质大幅度的提高。比如同治时期的领班大学士倭仁，他老成端谨，学术纯正，升迁途径和汉人一样，后来又特别任命他入值上书房，担任帝师一职，由此可见，他的文化素养有多高了。

清朝大学士还兼任殿阁衔，它的殿阁衔是这样排列的：“首中和，次保和，次文华，次武英，次文渊，次东阁”。但清朝大学士的班次排列和殿阁排序却并不相同，也就是说，大学士班次排列并不以殿阁顺序为准，即便有的大学士殿阁衔比较高，但他的班次排列却不一定靠前，相反也是如此。比如托津一直都是东阁大学士，但他同时也担任领班大学士一职。所以，大学士的行走班次是不以殿阁为先后的。

班次是清朝大学士日常政治生活中遵循的一种顺序原则，那它在朝中又有怎样的实际权力呢？我们先来看看明朝内阁首辅的权力，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天顺年间的内阁首辅李贤，他身居文臣之首，是其他阁臣的表率。

同时他也最受皇帝倚重，军国大事皆可参与，其权力就相当于以前的宰相一职。到了清朝时，已经不设首辅一职，改为领班大学士。这是因为皇帝认为“今天下大小事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这就说明清朝皇帝根本不允许出现像明代内阁首辅那样权责过重甚至侵犯到皇权的现象。

那么，领班大学士的权势有多少呢？第一，在领班大学士和普通大学士的品级是一样的，他所加的殿阁衔完全是由皇帝授予的，也不以班次先后为准，这和明朝内阁首辅完全不同。第二，清朝皇帝大多都勤政为国，大小事情皆要亲理，每天还要上朝听取大臣上奏，和处理折本，这样一来，内阁事权就减少了很多，领班也少了很多权力，这和明代的首辅当国又是完全不同的。由此可见，领班大学士的权势和其他大学士的权势相差无几。

而且由于领班大学士完全由满人或蒙古旗人担任，这些人相比汉族官员少了一份实力，处理政务的能力往往不如汉族官员，因而，清朝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更看重班次较低的汉大学士。比如雍正时期的张廷玉，虽然没有担任过领班大学士，却深受皇帝重用。

当军机处成立后，内阁就更加接触不到朝廷政治核心了，他们只能负责日常庶务。“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如果能够以大学士的身份成为军机大臣，那此人必然是深受皇帝信任且才能出众的，但却并不是以内阁班次而论的。这也就代表，领班大学士或内阁班次较高的大学士也不一定能入军机处。

不过，虽然大学士班次的权力不大，他们的政治功用却很显著。第一，班次作为一种顺序原则，被广泛应用于朝会侍班、文稿列衔等政治生活中。第二，内阁是清朝最高法定政府，领班大学士一职也备受推崇，经常受命主持或参加一些活动，因此该职必须由满蒙旗人担任，才能彰显出满族的统治地位。由此可见，领班大学士的象征意义是非常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