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纪晓岚没有资格与和珅过招，惟有此三人和珅动不了

乾隆朝后期，和珅深受乾隆帝宠信，但却为同僚所鄙视，朝野上下以各种方式对其弹劾者不断，尽管每次皆为乾隆帝所庇护，但这些奏劾反映出人们对和珅的看法。

据史料记载，当和珅权势熏天之际，“上自王公，下至舆佁，莫不侧目唾骂”，这话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我们来看看和珅与军机处几位主要成员的关系，就知道当时的情况了。

乾隆晚期的军机大臣中，除了福长安外，其他人如阿桂、王杰、董诰等（刘墉、纪晓岚没当过军机大臣），均与和珅不合，甚至处于对立状态。阿桂功高威望大，久居首辅之位，与和珅遇事便闹意见，和珅也不理会阿桂，一般情况下，阿桂在小事上也不与和珅计较，但凡大事，和珅对阿桂还是颇为忌惮。

王杰不满和珅之所行，“遇有不可，辄力争。当和珅用事，董诰与王杰楮柱其间，独居深念，行处几失常度。”

那时，朝中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即本为一体的军机大臣却有不同的分工，除去皇帝应召外，平时只有阿桂在军机处，王杰、董诰二人则在南书房，和珅与福长安在军机处附近处所值守，这也多少折射出和珅的军机处同僚不愿与和珅为伍的情况。

耐人寻味的是，乾隆帝明知阿桂等人与和珅的矛盾，却对阿桂、王杰、董诰等人依旧倚重，和珅虽然极想谗言离间，加以陷害，但始终无法得逞。乾隆帝宠信和珅的同时，又使阿桂和和珅互为牵制，这种政治手腕，显示出乾隆帝直至晚年，在和珅问题上仍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故能从容驾驭。

和珅的行为对于皇权最大的威胁，也是和珅为害最重的地方，是他的贪污纳贿加速乾隆朝后期吏治进一步败坏，对整个清朝统治迅速走向衰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封建官僚体制，是历代贪风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总根源。乾隆朝中后期，吏治每况愈下、贪官越惩越多，这同乾隆帝本人纵情挥霍愈益奢华有密切关系。

乾隆帝与宠臣和珅在贪取民财方面可谓相互需要，相得益彰，只是一个居于主导地位，一个仍为从属位置，前者欲壑难填，后者广征博敛。和珅在“贡献”与“报效”的同时，也大捞一把，中饱私囊。

乾隆帝内禅前，对和珅处理政务中的一些失误，不时的予以惩戒，表明对其有否僭越专擅始终保持警觉。可是，对于和珅的贪婪骄奢、大开贿赂之门，乾隆却一直不予干涉，听其恶性发展。

这同康熙帝不容明珠把持朝政，却对明珠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始终不闻不问，予以包庇的做法如出一辙。可见，封建最高统治者虽然以各种方式惩贪倡廉，但其内心深处，唯以臣工干权揽政为大忌，而视贪污纳贿为小节，特别对股肱重臣而言，只要尚无干权揽政之嫌，对其收贿聚财之举往往听之任之。

乾隆朝中后期，贪污受贿成为官场普遍现象，大案要案层出不穷。和珅更是以贡献皇帝为名，而督抚司道又畏惧报复，不得不卖力巴结。由于官场腐败，欺上瞒下，以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构逐渐运转不灵，中央决策无法迅速贯彻与实施。

吏治败坏的另一直接后果，是各级官吏对民众的压迫、掠夺愈益肆无忌惮，土地兼并变本加厉，广大农名破产，流民人数激增。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了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清统治者面临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

官员贪腐行为，是对皇权最大的腐蚀剂，他动摇了皇权统治根基，使皇权受到致命性的破坏与瓦解。作为乾隆后期贪官的典型代表，和珅虽然无法决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对清朝皇权的极盛而衰及康乾盛世的结束，终究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作用。

这种以间接方式对皇权所产生的威胁和破坏性，比起多尔衮、鳌拜等人直接擅权干政，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是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乾隆看不到这一点，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