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突然在避暑山庄驾崩，遗诏却引起了军机处的大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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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乔西

插画：发达蚊

#01.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六十一岁的嘉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的次子旻宁奉旨登基，改元道光。

道光帝继位后立即下旨，令军机大臣拟定嘉庆帝的遗诏。

按照常理，遗诏应该是皇帝临终时所发的诏书，但是嘉庆帝的死亡属于突发事件，没有留下任何诏书，所以道光决定令军机大臣模仿先帝的口吻拟定一份遗诏。

但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件看起来极其平常的事情，居然掀起了道光初年的一场巨大政治风波。

一切都要从遗诏里的一句话说起。

其实拟写遗诏并不算什么复杂的工作。依据惯例，军机大臣们会在遗诏中模仿先帝的口吻，写一些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句子。

由于嘉庆帝驾崩于避暑山庄，所以遗诏中一定会提到这个地方。为了烘托此地的神圣氛围，军机大臣们就在遗诏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书载虞舜陟方，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避暑山庄为皇考降生之地，神御在焉，予复何憾。”

意思是天子在巡视的地方驾崩，古已有之，何况避暑山庄是我父亲乾隆皇帝的出生地，我在这里去世还有什么遗憾呢？

道光帝看完后，并没有察觉出哪里不妥，于是将遗诏下发全国。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这份遗诏将不会掀起任何波澜。它的命运不过是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中，然后被人们所遗忘。但是一个有心人显然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他一眼就看出遗诏中的这句话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这个有心人就是翰林院编修刘凤诰。

当刘凤诰看到遗诏中说避暑山庄是乾隆皇帝的出生地时，他立刻意识到，一个打击对手的绝佳机会已经到来。

关于乾隆出生地的问题，刘凤诰早在嘉庆初年就有所研究。那时的他正在参与编修乾隆皇帝的实录，实录中把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写成了雍正帝亲王时期的府邸，也就是雍和宫。

当嘉庆皇帝看完实录后，他立刻命令编修大臣核查实录的内容。编修大臣的反应十分迅速，他们拿出了相当有力的证据，指出乾隆皇帝就是在雍和宫诞生。

#02.

原来乾隆本人曾多次在诗文中提及自己的出生地。比如他曾经写道：“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明确指出自己出生在雍和宫。此外，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他去雍和宫时又作了一首诗，诗里格外注明：“予以康熙辛卯生于是宫”，即我于康熙五十年生于雍和宫。

看完编修大臣们提供的证据，嘉庆帝感到一头雾水，在此之前包括他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乾隆生在避暑山庄，可如今乾隆本人却在诗文中一再表示自己出生于雍和宫，嘉庆不可能和自己的父亲站在对立面，于是他断然放弃了原来的观点。

而刘凤诰作为实录的编修官，对乾隆出生地的问题十分熟悉，所以在看过军机大臣们拟定的遗诏后，迅速发现了其中的纰漏。这让他非常兴奋，脑海中生出了赶快去举报的想法。

那么为什么刘凤诰会死死抓住这件事不放呢？想要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得先从刘凤诰的生平说起。

刘凤诰，字丞牧，江西萍乡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参加殿试，高中探花，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其为人放荡不羁，好饮酒，颇有才情。与历史上很多怀才不遇，仕途坎坷的才子不同，刘凤诰可谓官运亨通，十分受嘉庆帝的器重。

嘉庆四年（1799年），刚刚结束三年守孝期的刘凤诰就被任命为《乾隆实录》的编修官。此后，他还一度担任了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等职务。到了嘉庆十一年（1806年），刘凤诰更是直接成为了吏部右侍郎，等到第二年实录编修完成，颇受皇帝认可的他又被加封为太子少保。

此时的刘凤诰不能不说是春风得意，人生畅快。

可是忧患往往会在最安乐的时候到来，也许是被事业的顺利冲昏了头脑，刘凤诰有些得意忘形，终于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铸成大错。

那一年刘凤诰在浙江监考乡试，受人之托，助人作弊，想着可以瞒天过海，不料事情很快就被揭发。最开始朝廷给出的处理方案是将刘凤诰发配至新疆伊犁，但不知何人向嘉庆帝进言，说伊犁风景优美，经济繁荣，刘凤诰在科场徇私舞弊，实属重罪，应该发配到冰天雪地，环境艰苦的黑龙江。

在去往黑龙江的路上，刘凤诰心情复杂，既有对自己一时糊涂的悔恨，也有对相关办案大臣，尤其是主要负责人军机大臣托津的怨恨。

#03.

好在刘凤诰才名远播，黑龙江上自将军，下至一般士卒，都对他尊敬有加。也许是考虑到刘凤诰编修实录有功，又可能是嘉庆帝确实欣赏他的才华，在度过了四年的北国岁月后，刘凤诰被赦免回京，担任翰林院编修一职。兜兜转转，他又回到了曾经的起点。

而当年那个让他怨恨不已的托津，此时已经是军机处的领导人物，以刘凤诰低微的身份，根本就没有任何扳倒他的可能，除非天赐良机。

刘凤诰明白，嘉庆帝的遗诏就是良机，他坚信，以托津为首的军机大臣们对遗诏出现纰漏一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自己官职太小，人微言轻，所以必须要找一个能替自己向皇帝上书的人。经过一番考虑，刘凤诰找到了大学士曹振镛。

曹振镛与托津是竞争关系，自然乐于帮助刘凤诰，所以很快就向道光帝举报了这件事。不过两人可能未必会想到，道光帝其实也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换掉托津，改组军机处的机会。

道光帝为什么这么迫切地想要改组军机处呢？原来当时军机处的头号人物托津已经六十六岁，二号人物戴均元已经七十五岁，都是年老之人，且行事作风与道光帝严重不符。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嘉庆帝驾崩时，这两位朝廷重臣并没有表示出对道光继位的支持，这让他怀恨在心。

所以刘凤诰和曹振镛的行为对道光帝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很快，道光帝下发谕旨，先给自己开脱，说道：“彼时军机大臣敬拟遗诏，朕在居丧之中，哀恸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朕亦不能辞咎。”之后，他指出参与拟定遗诏的军机大臣犯了严重失误，令他们明白回奏，给自己一个解释。

军机大臣们看到皇帝的诏书后，满腹委屈，他们认为遗诏中出现错误并不是自己的责任。在回复皇帝的奏章中，他们给出了相当充分的理由。

首先，乾隆时期有一位官员叫管世铭，曾经跟随乾隆皇帝去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打猎。他在自己的诗文后明确地标注了避暑山庄才是乾隆的出生地，所以每逢先帝雍正的忌日，皇帝都会在这里住上几天。

第二，在嘉庆的诗文中也多次提到了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比如在嘉庆元年（1796年）给乾隆的祝寿诗的注解中，嘉庆帝写道：“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意思是康熙辛卯年给避暑山庄题字，而乾隆帝恰好出生于此。

原来当初嘉庆皇帝虽然在实录中放弃了自己原本的观点，但他并没有修改自己的诗文，也没有禁止“避暑山庄说”在民间流行。而实录又属于重要文献，军机大臣们没有查看的权力，所以遗诏中出现错误实在是无法避免。

但是道光帝并不买账，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拿此事大做文章。至于军机大臣们给出的理由，他认为纯属是狡辩。军机大臣们这时也明白了，皇帝是铁了心想要惩办自己，再充分的理由也不会起作用了。

最终，道光帝下达旨意，相关军机大臣的责任不可推卸，严加惩处，而两位首席军机大臣托津和戴均元则被各降四级，逐出了军机处。至此，这场由一句话掀起的政治风波才算平息。

#04.

回顾整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这场政治风波的实质其实是一场由嘉庆遗诏引发的，关于朝廷高层官员的清洗、撤换运动。而且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这场运动来发掘出道光朝衰败的因由。

在托津和戴均元被道光帝惩处后，曹振镛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军机处，并且逐渐成为了军机处的领导人物。这位已经历经乾隆，嘉庆两朝的臣子在道光朝走向了自己的官场巅峰，被道光帝视为心腹。可是，这样一位仕途顺风顺水，位极人臣的大人物在《清史稿》中的传记却只有短短的数百字，读者们惊讶地发现，曹振镛五十余年的官场生涯几乎没有建树。

原来曹振镛本人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场哲学，他一生小心谨慎，做事圆滑，极力迎合上意。清代有人作诗讽刺这位军机大臣，说：“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岁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身为百官之首的曹振镛尚且如此，也难怪朝廷上下会弥漫着“报喜不报忧”的歪风。

道光帝通过遗诏事件成功改组了军机处，却起用了曹振镛这样“只做官不做事”的大臣，实在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大失误。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道光帝的性格特点，就会发现曹振镛的升迁其实是一种必然。道光帝性格保守，行事谨慎，在大事上缺乏主见，经常摇摆不定。在面对日渐繁杂的国家政务时，他甚至会产生畏难情绪，习惯简化问题。一旦事态朝着他预期之外的方向发展，他往往会半途而废，就此搁置，或者推卸责任，不了了之。可以说，曹振镛这样的臣子完美契合了道光帝的执政风格，君臣上下可以一起和稀泥，粉饰太平。

至于如何挽救积弊丛生，千疮百孔的国家，这显然已经不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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