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当国时把持教育和考试权，在具体操作中，其专横跋扈令人生厌

乾隆晚年和珅擅权，所涉及的领域是方方面面的，除了人事、财政等重大领域外，和珅还插手控制国家的教育和考试的权力。他先后担任教习庶吉士、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日起居注官、殿试读卷官、武举廷试发策等职务。他利用这一便利，控制了部分官吏的铨选权。

官书记载，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顺天乡试时，参加考试的山西举人薛熙载，试卷虽“文理尚无大疵，惟诗句粗率”，即被和珅奏请除名，理由是“薛熙载复试与中卷不符，难保无代倩情弊”。

和珅倒台后的嘉庆六年，薛熙载在北京郊区栏驾哭诉冤屈，嘉庆命其补试诗词，考试结果是“诗句较前稍胜”，嘉庆帝颇为同情，说：“薛熙载斥革本非皇考之意，和珅办理此事实属从刻”，因而加恩赏还举人，此案得以平反。

乾隆六十年会试，左都御史窦光鼐任主考官。发榜时人们发现，第一、第二名竟然是浙江举人王以铻、王以衔兄弟俩，和珅认为窦光鼐任浙江学政多年，于是怂恿乾隆帝派纪晓岚与自己一起复试，并借机“兴大狱以倾窦，复试日，使卫士环列稽察之”。

复查的结果是，王以铻以试卷“疵累甚多”除名，王以衔参加殿试。后来，在进呈皇帝御览的十本殿试卷子中，拆封后王以衔仍然是第一名。大家都很奇怪，乾隆也感到惊奇，和珅与诸大臣瞠目相视，因奏曰：此次阅卷诸臣皆秉公认真，亦并无私弊，如有失当，何妨易置？

乾隆皇帝则说：若此则彼兄弟联名，或出偶然，科第高下，殆有命焉，非人意所能测也，何以易置！且既拆弥封而再易置，则转不公矣。遂拍板定案，窦光鼐等人也因此免除了革职或交部议处的厄运。

据说和珅由于经常主持会试和殿试，因而特别熟悉乾隆皇帝出题的习惯，往往一押便准。有一年顺天乡试，乾隆帝要自己出题，他先让内阁呈进四书一部，出题后发还内阁。和珅于是探问乾隆帝出题时的情形，内监说：皇上批阅《论语》第一本将尽时，欣然微笑，振笔直书矣。和珅沉思良久，便知其题目，于是密通门生，考中者甚多。

在和珅当国时，著名学者孙星衍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考中进士，任编修。但此人性耿介，不随波逐流，不喜欢巴结权贵。当时许多新科进士多拜在和珅门下，而孙星衍从不与和珅往来。因此，和珅素很孙星衍，有机会就陷害他。

有一次，孙星衍散馆考试，用了《史记·鲁世家》中“匑匑如畏然”等章句。和珅看到后，不认识该字，反倒认为是孙星衍写了错别字，严加指责，并把他“抑置二等，以部员（主事）改用”。此时的和珅正兼管翰林院，他曾几次邀请孙星衍面谈，但均被拒绝，并说：“天子命何官不可为，某男子不受人惠也。”和珅对此非常生气，借此机会又把孙降为刑部直隶司主事。

另据沈祥年《借巢笔记》记载，沈的祖父在丁未科会试时，也曾列入殿试前十，和珅曾派人邀他到家中一叙，而沈竟不前往，惹恼了和珅，被取消了殿试名次。由此不难看出和珅在管理文化事务中也是独断专行，气量狭小，不能容人的霸道作风。

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下令以江南儒生蒋衡所进自己整理过的《十三经》勒石于太学，并命和珅、王杰为总裁，以董诰、刘墉、金简、彭元瑞为副总裁随同校勘。

这次刻石后发生了一段小小的插曲，就是主要负责人彭元瑞的贡献获得了乾隆帝的肯定，并给予了缎匹、笔墨的奖励，同为负责人的和珅因为没有做具体工作，自然也就没有得到任何奖励，和珅很不满意，就以“非天子不考文”为由攻击彭元瑞，但没有获得乾隆帝认同。

和珅仍不甘心，随即派人将彭元瑞所改古字全部挖去，以此来发泄对待彭元瑞的不满。由此也可见，和珅在管理文化事业的过程中是如何专横跋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