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8世纪，英国“份田运动”的萌芽与发展进程

份田运动的萌芽

18世纪末19世纪初，除工资之外，农业工人的其他收入都减少了。圈地运动使人丧失了对公地的公共权利，特别在饲养家畜、收集燃料和食物方面受到很大影响。

不断增长的失业率以及就业不足、对劳动力的季节性需求、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圈地运动等都使得人越来越依赖贫困救济。这些不利的趋势可能在1793—1815年之间由于战争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得到了缓解。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农业经济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困扰。军队和军工企业从土地工作中抽走了大量的劳动力，包括年轻人和壮劳力。

例如，拿破仑战争一个世纪后，在伯克郡的城镇上，还延续着“衬裙收获”(男性都被派去参军了，妇女不得不收割大部分的粮食)的传统。男性人口由于征战和战争的影响而急剧减少。

特别是农业工人，他们因为社会身份的低下而总被抽调去军队当兵。劳动力减少使得农业工人处于卖方市场，名义上的工资上涨。但战争又导致食物匮乏，粮价暴涨。据图克统计，1800—1801年小麦价格达到128先令，1809—1813年为106—120先令。相对于战前，工人的实际工资下跌得厉害。

1793—1815年间，为解决社会上的贫困问题，地主阶级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从废除贫困救济到设定最低工资标准。最被人接受的建议之一是为人提供土地。

这一想法可以追溯到1589年，一项法案规定除特殊情况外，所有的茅舍农都应该拥有4英亩与其房舍相连的土地。虽然这一法案并没有被强制执行，但也证明，早在16世纪已经流行为人提供土地这一想法了。

在拿破仑战争前，阿瑟·杨在《关于大不列颠荒地现状的观察》一书中就曾建议地方应该购买国内所有的荒地，再按20英亩或者30英亩的规格把荒地划成小块用来出租或者转售，对于那些有八个或十个小孩的人家庭则免费提供土地。

他在1784年出版的《农业年鉴》一书中也重申了他的观点。在战争前，阿瑟·杨主张为人提供土地的想法，来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农业改进的热爱、开发荒地和遏制国民移居国外的原因。

在1793年前，为人提供土地的想法还是非常边缘化。但拿破仑战争带来的焦虑和紧张，尤其是1795年农业歉收和随后数年粮食的匮乏所引起的恐惧，把这一想法从边缘拉回到主流和热门。

当时的建议是不改变农业工人的地位前提下为他们提供土地，如为他们提供集体使用的牧场，可以放牧奶牛，或者为他们提供一块或者几块土地，最多五英亩，视土地的质量和位置而定，亦或提供马铃薯地。

国外农业委员会在最初促进圈地的法案中有一项规定，任何圈地都要留出一部分荒地，将其分配给领主、教区牧师、教区执事和教区监督员，让他们再分配给人。凡21岁及以上的农业工人，如果在教区内有产业，只要在荒地上盖一座房舍，并用栅栏围起这块小土地，便可免费占用50年，

此后，土地以合理租金出租21年。但该法案修订委员会否决了这些条款。为农业工人提供土地的讨论在1795年至1805年达到了顶峰，1805年后，社会各阶层对这方面的兴趣迅速下降，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才恢复到18世纪90年代末的热烈程度。1817-1819年之间，国外议会对份田有过短暂的兴趣热潮。

1817年，议会济贫法委员会上几位委员提及了份田款项，委员会的报告中建议通过立法允许教区提供份田。这个建议在1819年斯特奇斯·伯恩的《教区委员会法案》中得到落实，其附加的一些条款中，允许教区划出20英亩的土地，把土地划分成小块的份田租给农业工人，以便为其提供就业机会。

但1819年法令中关于份田的规定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各教区很少会对此采取实际行动。

国外最早的份田地点似乎是1795年托马斯·埃斯考特在威尔特郡和格洛斯特郡交界处的朗纽顿、希普顿莫恩和阿什利建立的。1795年至1829年期间还建立了一些其他份田地点，到目前为止只确定了50多处。这一时期份田的数量增长速度十分缓慢。

1830年以前的份田地点中有25处位于威尔特郡或威尔特郡边界几英里内，这也许是埃斯特科特先驱性范例的作用。其余的份田地点分布在英格兰南部15个郡，南至德文郡和汉普郡，北至柴郡和林肯郡。

有证据表明，在1830年以前，份田在许多郡是很少见或根本不存在的。1829年，全国只有不到100个份田地点，约5000块份田。已知1830年以前的份田地点址总数是54处，其中25处在威尔特郡或威尔特郡边界。

份田运动的发展（1830-1845）

1830年以前，份田运动进展缓慢。到了19世纪30年代，社会各阶层对份田运动的兴趣突然高涨了起来。这首先表现在建立了许多促进份田运动的机构，如1830年建立的全国劳工友好协会，它在接下来的二十年致力于促进份田运动的普及，而1832年成立的农业就业机构则旨在把份田分配给农业工人。除了伦敦，许多郡也出现了促进份田运动的机构。

1833年，至少有17个郡和地方的农业协会，它们都对份田运动很感兴趣。如1832年，沃里克郡、德文郡、巴斯郡和英格兰西部的农业协会都讨论并制定了份田制度。

国外议会也充分关注份田运动。1830年3月，萨菲尔德勋爵在上议院的一次演讲中强调了份田可以有效地降低贫困率。8日后，布里斯科在下议院发言表示支持份田运动。

1831年，议会通过了三项涉及份田内容的法案。第一个法案修正了1819年的法令，允许教区将50英亩的荒地围起来，划分成一块块的份田租给教区人；第二个法案允许圈围50英亩的公地用作教区份田；第三个法案只涉及那些因圈地运动而失去收集燃料等公共权利的教区居民，将一块土地交付他们集体托管以作补偿，再让受托人以份田的形式租给他们。这一时期，份田运动得到地方和地区的强烈关注，发展快速。

1834年《济贫法报告》指出：“份田运动正在迅速扩展”，1836年全国劳工友好协会委员会发表一份声明，表示“为份田运动的普遍扩展及社会和个人接受份田感到高兴”。

但份田运动在各地区的发展速度又不一样。1845年，地方通过调查每个郡的份田情况，形成了全国份田地点的粗略数目。

各郡按照份田在各教区的比例从高到低排列：萨默塞特郡、威尔特郡和北安普敦郡有1/2以上的教区存在份田；坎布里齐郡、萨福克诺丁汉郡、勒斯特郡、拉特兰郡、亨廷顿郡和沃里克郡的1/4-1/2教区拥有份田；肯特郡、埃塞克斯郡、汉普郡、格洛斯特郡、苏塞克斯郡、萨里郡、多塞特郡、诺福克郡、赫特福德郡、贝德福德郡、伯克郡、牛津郡、白金汉郡、约克郡、米德尔塞克斯郡、德文郡、伍斯特郡、德比郡拥有份田的教区不足1/4；赫里福德郡、康沃尔郡、什罗普郡、斯塔福德郡、柴郡、兰开夏郡、威斯特摩兰郡、坎伯兰郡、达勒姆郡、诺森伯兰郡这些地区很少甚至不存在份田现象。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1845年，英格兰只有不到1/4的教区拥有份田，份田运动主要集中在英格兰南部的各郡。阿什利勋爵在1848年的年度大会上谈到，当时已有2000个教区开展了份田运动，这一数目相当于国外教区的1/6。不过，相对于1830年以前，份田运动已经在全国迅速发展了。

份田数量在1830年后急剧增加的直接原因是斯温争端，这可从当时的陈述中得到证实。1830-1831年春季，英格兰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爆发了严重的社会抗议活动。

饥肠辘辘、怨声载道的农业工人聚集在一起破新农业机械，焚烧干草，勒索钱财。这次争端从局部地区波及全国，影响范围特别广泛，又与国内的动荡和国外变化同时发生，这引起了上层阶级的极度着急。

许多土地所有者把这场争端作为份田运动发展的最初诱因。如格洛斯特郡的一位地主塞缪尔·莱森斯说道：“我已故的父亲和我自己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份田主要是在1830-1831年的农业争端中”。

格雷在1858年伦敦农业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评价亨廷顿郡的阿尔康伯里引进份田运动是为了应对这场争端。

其次，斯温争端后成立了劳工友好协会，重新燃起了议会对份田运动的兴趣，议会所通过的相关法案导致新的份田数量出现显著性增长，这体现了斯温争端与份田运动的发展在时间上的吻合。

最后，斯温争端与份田运动新发展还存在着地理位置上的契合。在斯文争端发生最严重的四个地区：汉普郡、威尔特郡、肯特郡和伯克郡，前三个郡在19世纪30年代的份田运动中进展都非常突出。

法案的允许和教区的鼓励使得1830年后最初的几次份田运动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情况并未持续下去。有些教区会遵守法案进行份田运动，如19世纪30年代德文郡的乌夫库姆和萨里郡的沃尔顿。

但法案的最大缺陷是把份田运动的开展依赖于教区委员会，而在大多数教区，农场主掌握着教区的实际权力，他们往往是份田运动的强烈反对者。

1835年的《联邦和教区财产法案》把份田运动的主导权从地方转移到教区人监护委员会手中，直接摧毁了通过法案来促进份田运动的希望。而且，第二个法案规定的50英亩公地可出租为份田，是作为整个地方而非一个教区份田的数量上限。份田运动的权威人士霍尔在1886年也认同1835年法案把早期的法案变得毫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