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亿张嘴要吃饭，乾隆想出了办法，两种作物起到了关键作用

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人口呈递增趋势，人口膨胀所造成的耕地、粮食供应等方面问题，尖锐地摆到清朝统治者的面前。

康熙五十一年（1712）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登记在册的人丁是2460万，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后，一直到乾隆六年（1741）进行了第一次人口统计，数字是14341万，此后大清的人口一直以接近13%的增长率递增，至乾隆六十年（1795）已接近3亿。

面对如此众多的人口数量，乾隆皇帝开始睡不着觉了，在粮价上涨的背后是地价上涨，“诸物贵”以及地少人多而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可以说，这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次面临因大量人口带来的巨大社会问题。

让老百姓有饭吃是历来最大的政治问题，丝毫容不得马虎，除了鼓励边疆地区的垦荒以外，乾隆帝为此采取了两个颇有成效的办法：

推广高产作物

为解决3亿张嘴的吃饭问题，玉米，白薯这两种产于美洲的高产作物在乾隆时代得到推广，注意是推广，不是首次引进。

白薯生命力强，耐干旱，耐水涝，盐碱地也能存活，抗虫、抗灾，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

乾隆初年，白薯从闽、广传至北方，福建人陈世元到山东，见该地因干旱欠收，于是他到了山东胶州传播白薯的栽种技术。后来，陈世元的儿子又把薯种运至河南朱仙镇及北京一带种植，直隶无极县令黄河润从原籍福建带来薯种在当地试种，结果是“结薯甚多”。

山东布政使李渭，总结了北方栽种白薯的经验，撰写了《种植红薯法则二十条》；山东按察使陆耀刊印《甘薯录》详细介绍了种植方法。

乾隆在看到《甘薯录》之后，令直隶总督刘峨、河南巡抚毕沅把此书广为传播，在清政府的大力推广下，白薯在山东、直隶、河南、陕西等省得到广泛种植。

玉米这种作物适宜在山地种植，在鼓励开垦山头角地的谕令推动下，大江南北广泛种植。四川、陕西、湖北、湖南、广西、安徽以及华北等地“延山漫谷，皆种玉米”，“土人称为六谷”，“特此为终岁之粮”。

到了乾隆中叶以后，玉米、白薯成为主要食品，穷山深谷，“全赖包谷、薯芋、杂粮为生”。

进口洋米

为解决人口剧增所引起的粮食短缺、平抑粮价，清政府鼓励从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进口大米。

乾隆七年（1742），福建、广东商船在返回时带回大米六万六千余石。为了鼓励洋货船贩米入境，乾隆特下谕令：“自乾隆八年为始，嗣后凡遇外洋船来闽、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银十分之三。”

从乾隆十六年（1751）起，准许商人自备资本，购米入境，并规定“数在二千石以内者，由督抚分别奖励；如运米二千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民人，奏请赏给顶带”。在清政府的鼓励下，东南亚的大米源源不断输入闽、粤。

尽管清王朝遇到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但由于高产作物的推广以及洋米入口的提倡，致使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承受住了人口膨胀的压力。对于此，乾隆皇帝的贡献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