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国球，亦非“第一运动”，篮球为什么能在民国开花结果？

前言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处于清末民初的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随着清王朝的解体与西学东渐，中国步入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型过程，中国近代体育出现萌芽并开始发展，篮球运动也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并在其后开启了对自身发展空间和模式的探索。

一、晚清社会近代化转型是篮球运动传入的历史契机

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总体变化是社会转型的主要形态。它不仅反映在社会总体结构的变化中，也与变化的过程息息相关。社会转型是社会整体发展的一种类型，既涉及经济结构的转型，也涉及其他层次的社会结构的转型，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调整。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它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

社会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过程。与社会发展相比，社会转型是一个变动相对激烈、时间相对短暂、连接两个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的过渡性时段。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是“一个充满新与旧的相互碰撞，相互摩擦以及相互的作用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充满相互矛盾甚至是激烈冲突的过程。在发生质的飞跃之前，社会处在一种不显著的、潜在的变化过程之中”，这一过程被称之为社会的转型期。

1840年至1911年，在晚清这一历史阶段中，中国社会处于近代化转型期。“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就是从一个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先进文明的工业国家，从一个封建专制社会转变为民主法治的社会，从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有着民主平等意识现代社会，从封闭保守的、堙没个性的、封建宿命的文化转变为开放包容的、民主科学的现代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社会转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丧失了过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立地位，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

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面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是与近代的衰败与落伍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近代的衰落是我们文明中固有的、亟需变革的弊端，同时也是与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的结果。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开启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封闭向现代开放的过渡。随着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逐渐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鸦片战争后，独具慧眼的有识之士思考并寻求解决方案，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固有的社会形式和组织结构无法在旧模式下存在，必须从根本上进行调整、吸收、扬弃。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化转型。

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逐渐被打开，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逐渐瓦解。入侵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的同时，也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另一面：把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带到了中国，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和形态的转型与现代文明制度的建立。清政府随即开启了洋务运动。这种新兴力量一出现，就立即推动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社会形态和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不是社会的自然演变，而是通过外力的干预而导致的结果。由于晚清的社会形态已经与传统中国不同，因此，在客观上对中国的社会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人开始反思，并在认知中西文化的差异的基础上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外部因素的触发是晚清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的主要原因。随着外国势力的日渐介入和西方文明的不断渗透，中国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趋势。在社会转型和变革的过程中，国际和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它们在不同层面与不同领域向社会形态和结构提出种种新的时代要求。

因此，由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文化层面的变革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清王朝由繁荣转为衰败，危机四伏的同时，西方文化强势东来，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影响。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首的一些清政府的高级阶层开始认识到，要“制夷”，就必须“师夷”。“求富”、“求强”成了朝野普遍的呼声，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被越来越多有清醒意识的高层人士所接受。基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求强、求富“的急迫心理，中国开始主动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结构，逐渐向变革生产与生活方式、社会价值观念上转变。

随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文化并学着接受西方文化。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不再能够像往常那样生存，而必须加以调整，吸收，抛弃或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也将被迫进行。这一过程艰巨而困难重重，但是，它也给落后的中国带来了变化和希望。

二、“中体西用”：晚清社会近代化转型的重要体现

1831年，晚清思想家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一文中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这被认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先声。这一主张己经初步具备了“中体西用”的思想内涵。晚清时期的中国思想界由顽固的保守派占据主导地位，在千年变局之交，国人得以窥视外面的世界。

可以说，“中体”是“西用”的前提与依托，西方先进的工具，技术和文化入中国正是得益于此。当时中国必须在充满封建主义和旧文化的世界中接受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文化，除此之外很难提出更好的目标。“中体西用”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并在保持原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吸收西方科学技术，从而实现中国繁荣发展的目标。尽管如此，洋务派仍然遭到来自保守派的猛烈反对，面对盲目仇外的保守势力，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总结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使中国人意识到外面的陌生世界，开启了东方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并在促进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中发挥了必要的作用。

“中体西用”思想与洋务运动的具体实践，其本质都是对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思想理念，它使中国人在思想上的转变，促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中体西用”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中国人由此得以开眼看世界，揭开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序幕。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实施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具体措施。此时，近代中国人从西方学习不仅局限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提高到学习西方对法律，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先进知识的水平。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引进熟悉大量西方书籍以及西方知识，文化和新事物的人才。

自18世纪初期开始的“禁教“与”闭关“政策，致使中西方文化交流已中断一百多年，在追求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文化的过程中，清政府急需相关人才。然而，依靠政府公派留学生与新式学校培养的新式人才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这种局面致使当时的最佳人选就是西方传教士。

篮球运动本来是一项诞生于美国基督教会系统的体育活动，“人类的活动绝不会永远停留在原始朴拙的水准上，它必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思维的发达，精神追求的丰富，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发展变化，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当体育活动被赋予了意义，就成为了文化，篮球运动之所以能够在清末经由西方教会的传教活动传入中国，正是因为其自身所承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西学”文化元素。晚清国人对于西方体育的认识，仍然有着初期认识的肤浅性与模糊性的特点，他们对西方事物、西方文化如近代体育等关注日益加深，并以此为格物的出发点进行反思。

“以击球之高下，角力之优劣，盖亦以练习筋骨，西人虽于游戏之中，不忘武备如此”。所以，篮球运动能够在1859年传入中国，与当时社会的发展，国民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的视角与心态有密切的联系，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所以说，晚清社会近代化转型是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历史契机。

三、西方教会传教活动促进篮球运动的发明与传播

该社会运动宣传所谓“奋发的人生”，即鼓励民众参与体育运动与并建议保持竞争的生活态度。在“强身派基督教”运动的推动下，使得欧美的社会的风气在十九世纪末期有了很大的改变。“英国社会一改维多利亚时期沉闷不堪的氛围，美国社会也逐渐走出南北战争带来的阴影，开始变得有活力，民众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也成为社会的主流”。

此外，“随着义务教育教育的普及，体育课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均已成为必修课，如普鲁士于1842年在男校以及1894年在女子高中引入体育课”。“强身派基督教”运动与学校体育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新兴现代运动项目在19世纪末产生于欧美地区，如1891年发明于美国的篮球运动。篮球运动的发明人是詹姆斯奈史密斯。1889年，本科阶段主修神学的他以研究生的身份进入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春田学院一一教会的外围机构基督教青年会训练学校学习体育教育并身兼体育教师。

1891年11月，詹姆斯奈史密斯接到学校的任务：发明一项新的冬季室内体育项目。新项目要求如下：“一、有趣，二、易于学习；三、在冬季室内的弱光线下易于操作”。此外还有更高的要求，“项目能够在室内任意一块场地开展，参与游戏的人数要足够多；游戏还要具备一定的运动强度，可以充分提升参与者的体能，激烈程度又不能太高，不能像橄榄球、足球那样容易受伤”。

接受任务的詹姆斯奈史密斯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发新运动项目。他的工作以改编为出发点，从很多现有的运动项目中寻求符合要求的特点，将各项目拆分解构，并重新组合。这些运动项目包括美式橄榄球、英式橄榄球、曲棍球、足球，“项目的部分特点源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儿童游戏‘石上小鸭’。这个游戏的要点就是‘抛物一掷准’，它要求抛射的球不能过快，球的飞行轨迹也不能过于平直，对于技术动作的准确描述就是‘投’”。新运动项目采用投中对方标的物即为得分的规则。詹姆斯奈史密斯最初用两个用来装桃的篮子作为进球标的物。

他把这两个篮子绑在体育馆大厅两侧的栏杆上，高度是篮子的上沿距离地面10英尺。詹姆斯奈史密斯为新运动制订了原始的13条规则，并在随后的体育课上开展了实验比赛：将上课的学生分成两组，每组选出三个中锋、三个前锋和三个后卫，双方的中锋在中场准备，由詹姆斯奈史密斯执行跳球开始比赛，最初的比赛用球采用足球。由于将球投入篮子即为得分，詹姆斯奈史密斯就采用“篮球”来命名这项新运动，于是，篮球运动在1891年底诞生。

四、篮球运动随着青年会的传教活动开始传播

青年会的传教活动为篮球运动在美国国内的早期的传播做出很大的贡献。篮球运动被发明出来后，春田学院的师生立刻就把新运动推荐到青年会，篮球运动与规则也被刊登在1892年1月出版的青年会刊物上，篮球运动随即被青年会的刊物和各种传教活动传播到美国各地。

除了青年会的活动外，篮球运动发明之后也迅速成为美国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篮球的发明给学校冬季体育运动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美国有些中学和大学开展篮球运动很早，原因在于部分大学生在入学前，在高中时期就已经在青年会接触过篮球，这就使篮球运动在高中与大学内快速普及。1905年，篮球运动被认定为美国高校体育系统永久性冬季项目，之后联赛也逐步建立。篮球运动成为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客观上扩大了参与人群的基数，也带动了相关人才的培养，教练员与裁判员的培训与实践体系也逐渐建立起来，这使篮球运动在发明的初期就进入到良性的发展轨迹中。

此外，由于篮球运动本身所具备的宗教背景，使其在发明后的早期推广过程中获得了非常大的便利，借助青年会的传教活动迅速传播到海外。19世纪中后期，“强身派基督教”成为是欧美教会的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1891年正处于“强身派基督教”运动的全盛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詹姆斯奈史密斯发明的篮球运动，带有浓厚的“强身派基督教”色彩，他希望借此改变当时学校体育课的沉闷，使学生热衷于体育活动，强健体魄与精神，磨练意志。他发明篮球，不仅仅停留在身体活动层面，基督教青年会倡导的“德、智、体、群”四育，与他的教育主张重叠。四年后的1895年，篮球运动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为起点向整个中国传播，其承载的“强身派基督教”的理念一一竞争与拼搏，也随着篮球运动的传播与推广，在晚清时期给中国的青年在身体与文化层面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

总结

清末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内在动力是中国的主动求变和世界全球化趋势的客观推动。一方面，中国人要摆脱自己的落后而尽快地融入世界；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的发展和推进导致西方教会将其影响力辐射到中国。这两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合力作用催生了篮球运动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