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蔡元培任职北大的演讲振聋发聩，击中多少世俗病症

文｜吴清浅

电视剧《觉醒年代》重现了蔡元培任职北大时的发言。104年前的1917年，蔡元培任职北大的发言至今依然可以用“振聋发聩”形容，里头的三点要求所提到的若干问题，从求学为做官发财、只争分数不问学问、混文凭到社会风气不良、道德沦丧……每一个都击中仍横行于世的病症。

在说第一点要求抱定宗旨时。蔡元培提到，学子来求学都是抱有一定宗旨的。但这宗旨却有正大与否之别。要想宗旨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者也。现在外面常常有人指责北大腐败，是因为来此求学者都抱有当官发财的思想，以此为捷劲。因为一心要做官，一心想发财，所以从不问教员之学问深浅，唯问教员官职的大小，官阶大的，就特别受欢迎，这大概是为了方便毕业时有人提携吧。

诸君来北大求学三年或四年，时间不谓不多。如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必然会很高很深。如果宗旨是做官发财那这个宗旨就错了，求学的路，就必然走偏了。

官本位思想在100多年前是很严重的，现在好一些了，毕竟出路多嘛，单做生意或到企业打工这一块就有很多的选择，不像以前除了入仕似乎就没有比这更好的出路了。在封建社会里，仕的地位较高，还有相应田产，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物质生活方面都是比较好的。在官本位思想统治两千多年下，至今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入仕的思想还是很重。请注意，他们只是想当官发财，而非为人民服务。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这个群体读大学也好，硕士、博士也罢，都不过是为仕途奠定基础。

当然，就目前来说求学者所抱宗旨更多的人可能不是为升官，而是为发财。有人说大学是小型的社会，在这说法的影响下，不少大学生就开始不断地把社会上人情世故、追名逐利那一套照搬到大学生活里，搞圈子文化。比如竞选学会生主席之类的干部时拉票、送礼、行贿等社会手段轮番上演。再比如为未来就业或搞事业奠基，打探、靠拢有家庭背景者，甚至以婚姻为未来铺路，没有背景的对象即使再相爱也只是过客，最终选择的还是那个能给自己事业或生活带来资源的家境优渥者。

因为心思都在各种功利性社交里，想要他们抱定“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太难了。于是对考试敷衍，对学问更是敷衍，甚至对学问抱有歧视，觉得再努力搞学问有什么用，最终不如人家选择对的。比如你拼命搞学问，日后未必能找到份收入高的工作，未必能嫁到个有钱人，与其如此还不如努力搞关系，关系搞好了，别人一提携，先不说收入有多高，起码工作是有保障或体面的。毕竟还是人情社会。

此处，蔡元培所提到的忙着游玩、应付考试、唯分数论、不好好专注于真才实学的情况也很严重。

蔡元培指出学子的另一情况是——平时冶游，考试来了，才去翻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考试结束，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 ，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以此活动于社会，光阴虚度，学问毫无。这是自误啊！这与到北大求学的真正宗旨是大相背驰的。

是的，多少学生到了大学、研究生阶段，似乎不是去求学的，而是去享受的。在家庭经济所不能承担的情况下，依然要向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同学看齐，各种攀比，别人有的，自己也要有。这大概就是校园贷能大行其道的一大原因吧。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精神方面太松懈了，几年的大学、研究生生涯，优哉游哉，以不挂科为标准，60分万岁，多一分浪费，只求混个文凭到手，毕竟文凭是社会上求职的敲门砖，至于学问不那么重要。高学历低素质的怪圈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吧。

蔡元培接下来说的不好好做学问、为生计做了教员进而误人的现象同样让人抓狂——发生不久的辛亥革命，之所以要革命就是因为清朝政府太腐败。现在有许多人对现状不满意，也是因为社会道德沦丧。诸君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打好基础，勤奋求学，万一为生计所迫，做了教员，则一定会耽误学生哪；你进入政界，则一定会耽误国家呀。这是耽误别人、误人误己。所以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这是我希望于诸君者之一。

不管什么时代，能不配位特别是德不配位者不少。不管是曾经还是现在，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做老师似乎是在混不下去的情况下不得已做的选择。或者说还没做老师时，功利心就已经很重。尽管知道自己品德和学问可能都不太配为人师，但还是想着从事这一职业。因为老师有寒暑假，放学早，干别的工作6点下班，老师是三点半放学。放学后或在寒暑假里可以狠狠地搞培训班，挣大钱。

即使是有相匹配的学问，但品德上愧为人师的也大有人在。比如上了热搜那位歧视低收入家长学生的老师，她说送到她这的学生的父母都是当官的或家庭条件特别好的，XX同学的妈妈一年挣的钱比你妈妈50年挣的都多，你们素质是一样的吗？或许她的教学能力确实是没问题，但这品行修养上却是极其有问题的。

而这类势利的老师不少，他们为了利益对学生区别对待，对家庭条件好的学生是很好的态度，而家庭条件一般的则是另一种态度；课上有所保留，把秘诀都放到课后的培训班上说，逼着家长不得不报培训班。如此，一边领着国家工资，一边收着比正常工资要高出几倍的培训费，所谓的职责教学育人变成了一门唯利是图的生意手段。

蔡元培说的第二点要求是砥砺德行，提到了道德沦丧等不良社会风气——如今的社会风气呀，是越来越苟且敷衍，只顾眼前，道德沦丧，败坏德行的事情，触目皆是。不是德行根基牢固的人，少有不被这种社会风气所污染。国家的兴衰要看社会风气是高尚还是低劣，如果都流行于这种社会风气，前途不堪设想。所以要有卓越之人，以身作则，尽力去矫正这种颓废的社会风气。

诸君皆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如果德不修、学不讲，还与这种颓废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那亦是侮辱自己，更何谈做他人的榜样呢。所以品行不可以不严谨对待和修养，这是我希望于诸君者之二。

蔡元培所说的苟且、敷衍、短视、德行败坏等风气以及受此影响大的情况同样适用于当下。我们现在的社会功利性太重了，凡事凡人都以收入的多寡予以衡量。倘若你收入高，无论你从事何种行业都会高看你一眼，说你是成功人士，你无论说什么都是对的，都会有人关注你；倘若你收入不高即使学历再高、再有学问也是被藐视的，甚至你的学历和学问还成了别人嘲笑你的笑料。笑贫不笑娼这话挺适用如今的风气。

蔡元培说的第三点要求是敬爱师长。——坦诚相见，开诚布公，相互勉励。各位，我们同处北大，要荣辱与共啊，我相信我们北大一定会是出文化大家、思想大家的地方。

我们先是学苏联，后学欧美，传统礼仪、文化这一块继承得并不那么好，于是多少有点邯郸学步。传统里虽有糟粕，但也有精华，正确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非全盘否定，搞西化。

如果有认真看《觉醒年代》的话，会发现蔡元培执掌下的北大，尽管教授之间意见分歧很大，比如主张传统文化的辜鸿铭一派和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一派就有点水火不容的，但即使是吵架，也不是泼妇骂街式的乱喊乱骂，还指手画脚，而是很有章法地辩论。一个一个地说，说时站起来，说完鞠一躬，坐下，另一个人再起来发表意见。哪怕双方骂入僵局，礼仪仍在，还是不忘鞠躬之礼。所以当和陈独秀一派的钱玄同情绪激动推了和辜鸿铭一派的黄侃时，即使是陈独秀也对钱的推人举动有所批评。

现在这种文明仿佛离我们很遥远，堂堂的礼仪之邦似乎并没有多少多礼仪了，很多的礼仪都被否定或删除、简化了。虽说传统礼仪繁文缛节多，适当删减无可厚非，但若全部舍弃是不可取的。不管是敬爱师长，还是日常交流问候，礼仪还是要讲究的，这才不愧于礼仪之邦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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