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逃荒的卖艺者，被康熙以莫须有之罪处斩，只因他揭穿盛世谎言

读史明智，读史惊心。康熙五十年（1711年），清朝曾发生一起大案，此案的主犯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逃荒卖艺者，但他居然牵连了礼部尚书贝和诺、刑部尚书齐世武等数十名大臣被问罪，到底怎么回事呢？

此人身份普通，连名字也普通，叫陈四。由他引发的这件案子，后世史学家称之为“陈四流民案”。按道理说，陈四这等普通人只要没制造什么重大恶性事件，是不会惊动大清皇帝责问案情的，康熙拿着放大镜找陈四的罪名，是因为一个叫班汉杰的人告了御状。

班汉杰也是个普通人，来自山东，但他胆子很大。这一年的正月、二月，班汉杰连续两次“叩阍（指古代平民或案件当事人直接向皇帝申诉冤情）”，当时康熙正忙着巡视河堤、查看漕运情况，班汉杰第一次叩阍康熙帝还没注意，第二次他就起了疑心。

他看了班汉杰的状子，上面简略写着：班汉杰曾在河南确山县一带遇上“山大王”陈四，陈四等百余人明火执仗过境，将他掳掠其中，由此他得以看见各州、府、县的官吏都跪迎陈四宗族，陈四到处抢劫也无人过问。

班汉杰还说，陈四杀了他的好友戴富耀，他好不容易才逃出来。逃出来后，他便将此事报告给了湖广巡抚（这一点很令人疑惑，按照大清律，班汉杰告状本来应该先去州县衙门），湖广巡抚陈诜就把案子交给陈四所在的江陵县，命他们审理。

这个举动至少说明了一点：陈诜很容易就知道了陈四等人如今身在何处，陈四的一举一动都在官府监察下。江陵县调查后给出报告，表示陈四等男女140人是从山西太原来的流民，有驴马，要从河南经湖光到云南、贵州一带去垦荒，他们没带兵器，也没挑事抢班汉杰的东西。

鉴于班汉杰申诉的案情发生在河南省，湖广总督又让河南巡抚鹿佑去查，结果鹿佑给出的回答也一样，陈四只是逃荒的卖艺者，到了这里后，考虑到安定因素，官府便给了一些资助粮食，让他们尽快去找个安定的地方生存。

既然双方说法一致，调查结果也无矛盾之处，此案得以在康熙四十九年了结，陈四于这一年到了贵州。不知道这个班汉杰究竟与陈四结了什么冤仇，竟然跑到皇帝面前告状，但康熙皇帝重视此案却不是为了班汉杰一人，而是因为陈四的“逃荒者”身份。

按照地方呈报的情况，陈四原本在山西安居乐业，但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四十五年山西连续歉收，陈四宗族无法生存，只能像其他人一样携儿带女离开家乡成为逃荒者，逃荒过程中陈四靠走马卖艺、算卦等方式谋生。

康熙皇帝对此大感不满：他自康熙四十二年便一直重点关心山西一带的产收，年年巡抚报的都是丰收，没有任何饥馑，百姓肚腹皆饱足，陈四何必要外出流浪？因此可判定陈四所说不实。而且陈四成群结队而行，携带需草料喂养的骡马，“即使无谋反之行，未必无谋反之心”。

于是康熙帝下令让刑部查实罪行。刑部自然不敢再交出无罪之论，最后判决结果是陈四因“抢劫”被处斩，宗族数十人流放东北严寒之地，原湖广巡抚陈诜（现工部尚书）、陕西巡抚（现刑部尚书）齐世武、左都御史赵申乔、原湖广总督（现刑部尚书）郭世隆等一大票臣子被问责降级，陈四经过的府州县，其“失职”官吏责令督抚清理。

其实案情疑点重重，比如班汉杰说陈四杀了他的好友，但先前数次调查，都没有查到班汉杰好友被杀一事，他的好友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先前的状纸中；比如班汉杰描述陈四等数百劫匪，但实际查办时却只查到陈四宗族男女，没有班汉杰所说的凶匪。

但康熙皇帝真正在意的也不是这些，他判定陈四有罪，那句“未必无谋反之心”的理由现在听来实在属于莫须有，陈四为何会被杀呢？其实陈四这个小人物身上发生的一切，足以揭穿当时的盛世谎言。

康熙是“康乾盛世”开创者，正所谓“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你陈四竟然说自己在盛世之下还吃不饱，要越境逃难，这不是瞎掰吗？四处流窜造成不稳定，那身为皇帝的康熙自然以盗匪定性，维护这种基础稳定。

至于事情的真相，从雍正时期的记载可见一斑。雍正年间，汪景祺曾经西行山陕，记述了这里过去的情况，岳钟琪也曾奏报流民现象，“此邦......岁歉无收，十室九空，流离无告”、“从前逃荒之民，到处皆渐次复业”，由此可见陈四并没有说谎，他揭穿盛世谎言，便化为了盛世光芒下一抹不起眼的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