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后初期印度面临的新形势

文|

小耿史记

小耿史记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在国内，印度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变化，阶级和民族矛盾急剧尖锐，群众政治积极性空前高涨。

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

第一，世界殖民体系危机加深。战争期间，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广大地区变成战场，这里的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拿起武器，同德意日法西斯进行英勇斗争。同时，为了自身解放，在不同国家，由于条件和历史背景不同，采取独特的斗争形式。

在亚洲，中国、越南、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所进行的武装斗争，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已经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彻底冲垮了那里的殖民体系，极大地鼓舞和支援了印度人民的斗争。

第二，战后帝国主义国家普遍遭到削弱，法西斯战败国彻底垮台，而战胜国除美国发了战争横财急剧膨胀起来外，英法帝国主义则一蹶不振，尤其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英国，已经从世界一流强国地位上跌落下来，它在对付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斗争问题上已感力不从心。第三，社会主义苏联虽然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损失，但在战胜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使东欧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与帝国主义国家对峙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坚强后盾。

第四，大英帝国面对现实，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战后国际形势，不得不改变某些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战略调整。1945年9月英国大选中，虽然僵化顽固的保守党内阁首相丘吉尔赢得了战争胜利者的声望，但没有挽回保守党在大选中的惨败，而上台执政的工党政府在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这一点上与保守党是一致的，但在策略上有所变通。“在工党代表大会上，虽然大会执行委员会极力反对，但大会还是通过了主张印度独立的决议”。

综上所述，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印度民族独立斗争是十分有利的。

印度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与此同时，在国内，印度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变化，阶级和民族矛盾急剧尖锐，群众政治积极性空前高涨：

第一，出现工农运动和民族运动的新高潮。早在1944年印度工业生产开始衰退，随着战争进入尾声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大宗军事订货被削减导致生产萧条和企业倒闭，大批工人被解雇。工厂主为了保证高额利润，压低工人工资，拒绝支付物价津贴，而市场上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比战前上涨2倍，这使工人实际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者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他们也因为战争结束失去军事订货而成批地被抛向街头。

另外，1945年印度农业歉收，使原已十分短缺的粮食供应状况更加恶化，印度总督也不得不承认，全国约有一亿人口受到饥饿的威胁。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引起物价飞涨和投机活动猖獗，这一切对于陷于水深火热中的亿万印度人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激起工人、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鼓舞下，他们强烈要求结束英国殖民统治。所以，从1945年中开始，印度出现了工农运动和民族运动的新高潮。

第二，掀起抗议审判印度国民军的浪潮。印度国民军系左翼激进领袖苏·鲍斯所建。二战初期，苏·鲍斯因积极投身反英斗争被当局逮捕入狱。当时德国在西欧和北欧战场上的巨大军事进展，使苏·鲍斯产生利用德、日法西斯力量争取印度的独立的想法。他利用绝食手段要挟殖民当局，最后被保释出狱。随后，乔装打扮，避开英国人的监视，离家出逃，辗转欧洲，从苏联前往德国柏林。

由于苏·鲍斯和希特勒各有打算，所以他企图依靠德国援助争取印度独立的计划落空。1943年，苏·鲍斯历经90天艰险航行，从德国来到日本占领下的东南亚，被推举为印度独立同盟主席，组建由6万印度战俘组成的“印度国民军”，宣布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兼任国家元首、总理、作战部长和外交部长，同时对美国和英国宣战，得到德国和日本等轴心国的承认。

1945年5月，印度国民军被围困于仰光，苏·鲍斯偕同几位部长和军官乘机逃往西贡，2万多名国民军全部被俘。8月11日，苏·鲍斯在台湾飞机失事身亡。后苏·鲍斯被授予“尼塔吉”（领袖）称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转移人民视线，殖民当局于1945年11月以“叛国罪”审判印度国民军军官。但适得其反，这一事件对印度紧张局势无疑是火上浇油，激起各阶层人民极大愤怒。在印度人民心目中，苏·鲍斯所领导的国民军不仅不是叛徒，而是手持武器同殖民者进行斗争的民族英雄，殖民者对他们的审判就是对人民的挑战。

全印国大党委员会通过决议，抗议当局的这种行动，并专门成立辩护委员会为这些军官辩护。贾·尼赫鲁再次穿上30年前脱下的律师长袍，来到法庭为他们辩护。贾·尼赫鲁虽然不赞成苏·鲍斯依靠法西斯力量争取印度独立的做法，但是从未怀疑他的爱国主义。他认为苏·鲍斯幼稚，容易感情用事，但同时非常敏感，有火一般的民族主义热情，他反对一切诋毁苏·鲍斯的企图。甘地也写信给总督，谴责这种审判，说尽管他不主张武装斗争，但钦佩印度国民军的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

抗议审判印度国民军运动体现出一些显著特征。首先，运动规模和激烈程度前所未有。这可以从大量的新闻报道、公开发表的威胁报复宣言和大规模的集会诸方面得到体现。起初，媒体只是呼吁政府从宽处理被俘国民军，但到了1945年11月即红堡审讯开始时，媒体转而抨击政府，称赞国民军为最忠实的爱国者。在德里，判处一名印度国民军，就杀死“20条英国狗”的威胁广告随处可见。

在阿杰米尔，《是爱国者而非叛国贼》的小册子广为流传，“胜利属于印度”、“退出印度”的标语在各种建筑物墙上比比皆是。在贝拿勒斯，公众集会表示，如果不释放国民军，就报复欧洲儿童。

在1945年10月最初的两个星期，仅仅在中央省就召开了160次抗议集会。11月5日至11日，各地举行了“印度国民军周”。11月12日，又举行了“印度国民军日”。最大的一次群众性会议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公园举行，贾·尼赫鲁等人发表演讲，预计参会人数将达到20万至30万。

其次，运动参与者来自全国各地、各个社会团体和各个党派，参与方式也多种多样，捐款、罢业、罢市、罢课等不一而足。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以及联合省和旁遮普各市镇，是运动的中心地区，但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偏远地区，如俾路支斯坦和阿萨姆等也受到波及和影响。市委员会、海外印侨等机构和团体都慷慨地给国民军基金会捐款。值得一提的是，孟买和加尔各答的影星们也捐了大笔善款。学生是此次活动的主力军，从印度南部城市到北部城市，学生们召开会议，举行集会，集体罢课；商业机构、店铺和交易市场都暂停交易。除了国大党外，穆斯林联盟、印度共产党、联合党、正义党、印度教大会和锡克教联盟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国民军事业。情报局局长不无感慨地赞叹：“很少有哪件事能够如此引起印度公众的广泛兴趣和同情。全国各地甚至最偏僻的农村，所有的人们，不分种族、肤色和信仰，都纷纷表达他们的热切关心和深切同情。”

再次，对英国殖民政权的传统支柱产生了影响。政府职员、效忠派、军队等英国殖民政权的传统支柱，也都沉浸在同情国民军的浪潮中。政府官员一般都私下里对国民军表示同情，但也有一些表示公开支持，例如中央省铁路官员为国民军公开筹集资金。很多政府官员认为，这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兆。

西北边境省省督发出警告，现在每天越来越多的上层印度人士加入到反英阵营中。情报局局长也指出，对国民军的同情不只是来自一贯反对政府的人士，而且来自有效忠政府的优良传统的家庭。未曾料到的是，军队也持同情态度，这是对官方言论的回击。官方曾表示士兵们对国民军叛国贼持敌视态度。科哈特的印度皇家空军和旁遮普的陆军，身穿军服，参加了抗议集会。

加尔各答、阿拉哈巴德、联合省、康普尔等地的印度皇家空军还为国民军辩护团筹款。军队总司令表示，除了这些公开的支持，印度军队中弥漫着越来越强烈的同情国民军的氛围，印度军队的总体观点是赞成对国民军俘虏从轻发落，他建议英国政府这样做。最后，抗议活动演化成为暴力冲突。共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学生群体抗议政府，遭到政府镇压。1945年11月21日，同情前进集团的学生和伊斯兰学院的学生在加尔各答的政府所在地戴尔豪斯广场游行示威，并拒绝撤离。在与警方争执的过程中，示威者朝警察丢石头，扔碎砖。结果，警方开火回击，造成2人死亡，52人受伤。1946年2月11日，穆斯林联盟的学生再次发起游行示威活动，国大党和共产党学生组织也加入其中，导致有些人被捕。

第二阶段，市区其他民众加入抗议活动，游行示威以各种暴力的抗英形式出现，导致加尔各答和孟买这两座大城市瘫痪。最初只是集会、游行示威、罢课和罢工，随后矛盾升级，印度人民开始袭击欧洲人，火烧警察局、邮政局、商店、火车站、银行、杂货店，甚至连基督教青年会中心也不放过。

还有些人坐在铁轨上强迫火车停止运行，用石头砸警察，焚烧军用卡车等。第三阶段，其他地区民众团结一致，声援和支持。德里、卡拉奇、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科钦、贾姆讷格尔、安达曼群岛、浦那、安巴拉、贾巴尔普尔等地，也纷纷行动起来，加入抗议活动。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印度的政治形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