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生前以周公自况，压制皇权，故去世不久便被清世祖清算

一般来说，说清朝十二帝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学界的主流看法。不过如果算上封号，清朝皇帝绝不止十二个，最大的问题就出在多尔衮这里。

成宗义皇帝多尔衮，在多尔衮死后追封，但随着顺治帝对多尔衮的清算后，也就褫夺了一切追封，所以皇帝的追封也一行褫夺。

从叔父摄政王到皇父摄政王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为福临举行登基大典，在颁给多尔衮的加封“叔父摄政王”的册文中，以明确的语言，将多尔衮比作周公，论其功德，评为“高于周公”；多尔衮所做的一切，“皆周公所未有，而叔父过之”。在清朝统治集团看来，多尔衮竟然超过了后世难以企及的周公！这样，清朝定鼎北京之初，就为多尔衮建树了一个新周公再世的崭新形象。

多尔衮“代天摄政”，小皇帝年幼无知，论辈分是子侄辈，叔王应如何对待，实关国体、君臣名分。历史上，类似皇帝年少、由内亲或外戚，或亲近大臣辅政的事常有，但大多是无果而终，原因就在于君臣名分颠倒，将皇帝置于傀儡地位，辅政者越分非礼，全不为国家考虑，皆为一己打算，致使朝政浊乱，而不可收拾。

多尔衮以周公自况，时刻注意尊君循礼而行，不得越位。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四日，济尔哈朗及内大臣提议，以摄政王地位之重，“一切仪制，亦应加礼。”多尔衮坚决拒绝，说：“予在上前，未敢违礼，他处如汝等议行可也。”

冯铨

他的意思是，在小皇帝面前，一切照规矩，不能违礼犯规；如换个场合，不在皇帝面前，可以按你们所议行事。第二天，多尔衮乘轿入朝，行至朝门，满洲诸臣皆跪下。多尔衮发现，命轿夫将他抬回家，不上朝了。多尔衮的这一做法，赢得一片赞扬，冯铨等人说：“诚贤明之王也。”

多尔衮提出的问题，表面看，只是个礼仪问题。他是当朝的摄政王，代替皇帝，统摄一切，在满汉百官中，他实际是他们心中的皇帝，虽然没做明确规定，却在上朝时不约而同地“皆跪”，如同诸臣见皇帝，必行跪拜之礼。但多尔衮的想法与他们不同，如此行礼，涉及他与皇帝的位置不能颠倒。他权力在手，代行皇帝职责，但在名分上、君臣关系上，他仍是皇帝的一个大臣。

在上朝时，他与诸臣一样，先行跪拜礼。在这种场合下，也只有皇帝才能享受群臣的跪拜礼。多尔衮明白，他若与皇帝同享此大礼，岂不是僭越！久之，必出祸乱。他很明智，一看到诸臣皆跪，吓得他赶快打道回府，不敢享受此礼，然后，把他的想法和决定转达给满汉诸臣。

此一事件，反映出诸臣“尊王”（多尔衮）与“尊朝廷”（皇帝），如何摆正两者的关系，出现了矛盾。这是摄政体制下遇到的一个问题，质言之，“周公”与皇帝之礼尚不明确。五月二十三日，礼部很快拟出摄政王称号及仪注规则：凡往来文书、奏疏，“皆书皇叔父摄政王”。

一切大礼，诸如围猎、出师、操验兵马等，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聚集之所”，由礼部“具启”，传示在此等候的各官，要视摄政王要去的地方，“列班跪送”，待他回到王府，命诸王退下时再退；贝勒以下，要送到王府门方退。其集候各官“跪迎如前”。每逢元旦及庆贺礼，满汉文武诸臣先朝贺皇帝，完毕，“即往贺皇叔父王”。

周公旦

可以感受到多尔衮的摄政王之尊，几同于皇帝，此礼仪规则便把他推上如太上皇的崇高地位。越至后来，地位越尊，恐怕连周公也会自叹弗如吧!

多尔衮摄政未久，于君臣之礼格外谨慎，惟恐失礼，有僭越之嫌，不利于其权力的巩固。多尔衮的表态，无非是让人们对他放心，释去对他的疑虑，尤其是使他的政敌无从下手，进一步巩固他的权位。

其实他并非淡漠皇位，相反，他一度争得很厉害，只是遭到两黄旗以索尼为首的诸大臣的强力阻挠，甚至以武力相胁，才迫使他放弃对皇位的争夺，转而极力阻挠太宗长子豪格即帝位。两败俱伤，才推出6岁的孩童为帝。不管怎么说，他任摄政仅两年，还是尽心尽力辅佐幼帝，努力扮演好周公的角色。

多尔衮欲成“周公”之美，不得不顾忌与他原同级别的亲王爵的诸兄弟。首先是同属太祖之子的一批兄弟，各具实力；太宗诸子早已成长起来，以豪格为首，年富力强；其孙辈也正崛起，开始走上战场或政治舞台。上下三代人，强者如林，都是多尔衮摄政的制约力量。最具威胁力量存在于多尔衮诸兄弟包括叔伯兄弟之中。因此，理顺与这些实力派人物的关系，把他们安抚好，对稳定多尔衮摄政特别重要。因此，多尔衮对他们采取“优养安荣”的政策。

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十二日，他召见户部尚书公英额尔岱、刑部尚书宗室吴达海、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宁完我等，说出他的新的想法。他说，我“恭摄大政”，无不与“天潢”、诸王昆弟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是太祖、太宗“二圣”之子弟，此时大业兴隆，正宜“崇贵”之时，我要对他们“优养安荣”。

爱新觉罗·多尔衮

还好，在他摄政时期，他的诸兄弟从德高望重的礼亲王代善以下，始终安堵如故，服从命令，听候调遣，每率部出征，皆凯旋归命。他们之下的子孙也都安定。所以，没有发生像周公摄政时诸兄弟叛乱的事件。多尔衮打击和陷害济尔哈朗、豪格，毫无道理，且打击过重，以致豪格死于狱中。多尔衮过于警觉，大抵是出于预防，故采取此极端手段，造成了两桩冤案。在他死后，两案全翻，对多尔衮是一个否定，使他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多尔衮的地位与权势还在继续上升。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八日，是冬至之日，朝廷在圜丘隆重举行“祀天”典礼，奉太祖武皇帝“配享”，追尊太祖以上四世祖考妣帝后尊号，祭告天地。至十一日礼成，诸王群臣上表称贺。当日，发布诏书，“大赦天下”，所定“应行事宜，条列于后。”其首列第一条就是给多尔衮再加封号。

给多尔衮加封号，是件大事，院部大臣谁也不敢怠慢。但《清世祖实录》仅录了“文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及妃、世子，应得封号，院部诸大臣集议具奏”一段文字，却没有新加封号的记载。显然，有意不载。

蒋良骐之《东华录》卷六却录下诸臣为多尔衮共议的封号：“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由叔父进称“皇父”，是一个质的飞跃。由此称便联想顺治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下嫁给多尔衮。可能耻于此事，故有意将“皇父”的字样都隐去。《实录》亦不载诸臣上新封号的事。

给多尔衮加“皇父”字样，这就使多尔衮名正言顺地居于太上皇的地位。据李朝方面的记述：“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他们理解，多尔衮“似是己为太上矣”，或者说：“然则二帝矣”。

爱新觉罗·福临

至此，多尔衮名为“摄政”，实际已跃居皇帝之位，在本质上已与皇帝无二致，所差也只在表面上，不坐龙椅宝座罢了。这也就失去了“法周公”之义，成了一个真皇帝。这里，引述多尔衮死后，顺治帝亲政时说过一段话，他说：“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予，亦未有向朕详陈者。”

因此，他对于诸如“满兵之艰辛，人民之疾苦，原未周知。”什么都不知道，谈何治国!国家大政，一切事务都被多尔衮所垄断，生杀予夺皆操于他一人之手。自加封“皇父”之后，权力达于顶峰，其地位空前巩固，遂权力自专，顺治帝只留个虚名。可以说，他已不是“周公”了，隐含着进逼、篡位之势。久盛必衰。他的“光辉”行将结束，正一步一步走向末路。

死后的追封

正当壮年的多尔衮轰轰烈烈地度过了他的短促的一生。他死时只有39岁。他没有战死在疆场，也没有安卧华丽的王府以终天年。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他竟客死他乡，死得又如此突然，当他在边外小城静悄悄地熄灭了生命之火，恰与其轰轰烈烈的一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多尔衮逝世的讣告传至京师。顺治帝已经13岁了，多少也懂得一些人生的道理。他乍一听得皇父摄政王去世，不禁震惊，简直不敢相信！他应做的一件事，就是下达诏书，要全国臣民“易服举哀”。

十七日，多尔衮的枢车运抵京师。顺治帝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易缟服”，出迎东直门2.5公里外。他亲自跪奠三爵，如丧考妣，大放悲声，各官跪伏道左举哀。由东直门至玉河桥，四品以下各官“俱于道旁跪哭”。至王府第，公主、福金以下，及文武官命妇，“俱缟服”，于大门内跪哭。当夜，诸王贝勒以下，及各官，“俱守丧”。

爱新觉罗·多尔衮

多尔衮之丧，从枢车至京，尽显帝王规格和礼仪，与皇帝无别。多尔衮的“国丧”就此开始。

二十日，顺治帝下哀诏，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退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不幸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以疾上宾，朕心摧痛，率土衔哀！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应行事宜，开列于后”，“布告多方，咸使知悉。顺治七年十二月。”

顺治帝这篇哀诏，实际就是向全国臣民发表的“多尔衮逝世讣告”，故简短扼要，不需过多表述其丰功伟绩。

“应行事宜”，主要是办丧事的应行之事，如，定国丧日为27天，官民人等一律服孝；在京不得屠宰牛为13天；在京在外嫁娶，官员停百天，民间停一个月。此丧仪，完全是按皇帝的级别制定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包括顺治帝在内，多尔衮就是皇帝。他未得皇帝之名，却得皇帝之实，至死，则把他生前的一切荣誉又推上最后一个高峰。若以此论，多尔衮虽早逝亦应无憾了。

5天后，十二月二十五日，顺治帝及诸王大臣再给已故多尔衮加封号，从皇父摄政王再追认为皇帝，庙号成宗，其元妃则晋升为皇后。

诏文如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日：有至德斯享鸿名，成大功宜膺昭报。皇父摄政王，当朕躬嗣服之始，谦让弥光；追王师灭贼之时，勋猷茂著；辟舆图为一统，摄大政者七年；伟烈居以小心，厚泽流于奕世。未隆尊号，深歉朕怀。谨于顺治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祗告天地宗庙社稷，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并追尊义皇帝元妃为：敬孝忠恭静简慈惠助德佐道义皇后，同衬庙享。既举盛仪，应覃恩赦，合行事宜，条例于后”，“于戏！声名洋溢，昭令德以如存；烟祀攸崇，质群情而允协。布告天下，咸使闻知。顺治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爱新觉罗·多尔衮

以多尔衮功勋之大，特别是入关7年来所做的一切，实掌国家大权，为清朝开辟了历史新纪元，无第二人可以比拟！至死时，追封为皇帝，也是名以实归，并不为过。

封号的褫夺

多尔衮之逝，人们初闻，顿感震惊，想到他英年早逝，且为清朝立下不世之功，不禁悲从中来，确实为之哀悼。随着时间流逝，举国哀悼已近尾声，人们从多尔衮突然逝世的震撼中慢慢归于平静。

然而，一场反多尔衮的大事变也在悄悄地进行，不数日，如同多尔衮之死，突然爆发，他的结局全翻，政局为之改观。

多尔衮生前，处于独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必然树敌不少，特别是他怀有私心，为保持自己的摄政大权，有意打击与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如济尔哈朗；还报复性地打击甚至陷害过去反对过自己的人，如豪格；为小集团的私利，优惠他所属的两白旗，优待自己的胞兄弟，压制打击曾支持豪格为帝的两黄旗，如此等等。凡被多尔衮打击或压制的人、集团，无不为多尔衮之死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在他们看来，是一道福音，期待政局改观，为他们重新站立起来、再登政治舞台，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顺治帝年已稍长，已明白他与其叔父多尔衮所处的位置。多尔衮的死，对他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不知是其母孝庄文皇后，抑或心腹大臣出主意，还是他个人想到，给多尔衮治丧事刚开始，十二月二十一日，顺治帝就迅即派大学士刚林等，赶往摄政王府，收取其所有信符，“收贮内宫”；又命吏部侍郎索洪等，取出赏功册，“收进大内”。

爱新觉罗·福临

信符、赏功册，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凭证，原贮宫廷，多尔衮为使用方便，自定收贮其王府。顺治帝把这些重要物件收回，亦象征从多尔衮处收回了国家权力，由他来行使。

多尔衮一死，顺治帝立即把国家权力收归到他的手中。虽然顺治帝没有指责多尔衮的失误，更没有揭示他这样做的目的，但他急于安排三部尚书和正蓝旗固山额真，就是要填补这几处的权力真空，及时地把权力收回来。

顺治帝知道，朝中有多尔衮的势力和影响，惟尽力消除，才使他的新政权得以运行。他的又一个重大行动，就是惩治多尔衮的亲兄阿济格。

阿济格与多铎都是多尔衮的胞兄弟，多铎已先于顺治六年（1649年）去世，多尔衮又刚去世，只剩阿济格一人了。但诸王包括顺治帝对他并不放心，抓住他于多尔衮死后的一些“反常”行为，大议其罪。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初六日，诸王大臣会议，审查阿济格“罪行”。所议其罪甚多，涉及方方面面，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多尔衮死后，有“夺政”的企图或行为。

爱新觉罗·阿济格

阿济格之罪，首先从多尔衮死之日议起，阿济格拉拢吴拜等人，让他们依附于劳亲王，也就是依附于阿济格。他们看出阿济格这样做的目的，必然想“夺政”。为防止阿济格图谋不轨，他们便“增兵固守”。阿济格企图谋得多铎之子多尼所主正蓝旗，进而欲得多尔衮的两白旗，如夺得此两旗，“必强勒诸王从彼，诸王既从，必思夺政”。阿济格还有一重罪，就是在多尔衮枢车返京时，参与护送的阿济格，身上佩刀。

经议，决定幽禁阿济格，没收原属十二牛录归顺治帝；前取多铎的七牛录拨还多尼，投充的汉人，出旗为民，其家役酌量留下部分供其使用，其余人员及牲畜“俱人官”。阿济格“欲谋乱”，“密遣人召劳亲王多率兵来，不必告诉诸王”，擅自行动。此罪甚重，故革去王爵，“降为贝子”，剥夺多尔衮所给四牛录。

这是顺治帝亲政前夕，主持处理的一件大案。案中人物，都是阿济格所属的重要将领和骨干人员。可以说，借处理阿济格的机会，将其势力一举歼灭，所有随从阿济格的分子一网打尽。

阿济格的罪行，不在于他如何不敬、不尊重多尔衮，重要的是，已露出趁多尔衮之丧有预谋为乱的迹象。消除了阿济格的势力，实际是消除多尔衮生前培植的势力，借以重树皇帝的形象，重建皇权的威望。这一目的已经达到。

顺治帝亲政伊始，首先调整统治集团的人选，将忠于顺治帝，或遭多尔衮打击，或眼前需要而尚未识破的一些大臣选为议政王大臣，提升其“爵位”，以加强顺治帝的势力，有利于政权的稳定。

瓜尔佳·鳌拜

如，久受压制的两黄旗大臣鳌拜、巴哈等选为议政王大臣；两红旗也久受压制，顺治帝重新重用，如满达海、瓦克达，两人都是礼亲王代善之子，将满达海改封巽亲王、瓦克达为谦郡王；代善的孙子杰书封为康郡王、另一孙罗可封为平郡王；属两白旗的官员如苏克萨哈、詹拜等，迅速转向，从全力支持多尔衮转而投入顺治帝阵营，因而被封为议政大臣。其他，如，公伊图、巩阿岱等，也列入议政大臣的行列。经过一番整顿，皇帝的政治集团势力，空前加强，而多尔衮的势力正在土崩瓦解。

多尔衮去世已经有两个月了，朝廷内外掀起政治波澜。事情是由相互议论、传话引起的。

先是，正白旗的罗什、博尔惠、额克亲、吴拜等五人出去打猎，归来后，过了几天，对两黄旗大臣说：摄政王生前曾说过，要恢复博洛、尼堪亲王爵。他们跟随多尔衮去喀喇城围猎，去世前，说过此语。此刻，他们将多尔衮的遗言传给了两黄旗大臣。

多尔衮已死，此言能否兑现，已不关多尔衮的事，但关系皇帝的尊严和威信。如果皇帝没有给两王晋爵，自然使两王感激多尔衮，怨恨皇帝。

他们向两黄旗大臣转述了多尔衮的遗言，是暗示两黄旗可以将多尔衮遗言上达顺治帝，让皇帝给两王晋爵。此事很简单，就是多尔衮生前欲给两个王晋亲王爵的事，传话传来传去，以此造成了一桩要案。两白旗再次遭到一次沉重打击。

顺便交代一件事实：多尔衮遗言给两王晋爵的事，已经如愿以偿：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正式封多罗端重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俱为和硕亲王”。

爱新觉罗·多尔衮

此案刚处理10天，即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十五日，又掀起了一场更为惊人的政治风波：多尔衮死后两个月，终于案发。

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率先发难，揭发多尔衮的罪行：多尔衮死于喀喇城，侍女吴尔库尼将要殉葬时，秘密招来罗什、博尔惠、苏拜、詹岱、穆齐伦五人，嘱咐说：“王曾不令人知，备有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今可潜置棺内。”

这几件衣物，皆是皇帝的御用之物。无论臣民若敢用此物，视同大逆不道。即使如多尔衮，功劳再大，仍是皇帝的臣属，敢用违禁之物，其罪不可赦。多尔衮深知此事之严重，故将皇帝的御用物偷偷藏起来。他死了，由其侍女负责，嘱其心腹将此物置于棺内。

多尔衮的遗体运回北京王府，重新殡验，仍由罗什等5人将八补黄袍等物偷偷放进棺内。揭发人詹岱、穆济伦均是此事的见证人，所揭此事实当属不虚。苏克萨哈揭发多尔衮另件罪行是：多尔衮企图在永平府圈房，令两白旗在此移驻。

顺治帝得知此奏，命诸王大臣审查清楚。这时，固山额真、吏部尚书也出来揭发：多尔衮取肃王妃，并令其诸子至府校射，何洛会骂道：“见此鬼魅，不觉心悸！”苏克萨哈将何洛会骂肃王诸子的话告诉了多尔衮。多尔衮看得很清楚，说：他想讨好我，所以才敢骂肃王诸子。

何洛会

贝子锡翰也趁机出面揭发：何洛会曾向他说：“上今亲政，两黄旗大臣与我相恶，我昔曾首告肃王，今伊等岂肯不杀我，而反害我耶！”

经调查，以上事实都存在，并无一句虚言，以多尔衮“私制御用服饰等件，又欲率两旗驻永平，阴谋篡逆”，应籍没所属家产、人口入官，其养子多尔博、养女东莪俱给信王多尼。何洛会“党附”多尔衮诸罪，应凌迟处死，籍没其家；其弟胡锡不举报其兄“种种逆谋”，应凌迟处死，“籍其家”；苏拜不举发多尔衮棺内禁物等罪，应处死，因“先犯死罪，曾蒙圣恩宽宥，仍应免死。”奏报以上判决，“得旨，依议”。

揭发多尔衮仅仅是开了个头。继苏克萨哈、詹拜、穆济伦等人首次发难6天后，即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二十一日，又有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等懿亲大臣同内大臣等联合上奏，“追论多尔衮罪状”，掀起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政治大风暴。

多尔衮罪状，罗列如下：

太宗文皇帝驾崩时，诸王贝勒大臣等，同心翊戴，共矢忠诚，“扶立皇上”。当时，“臣等并无欲立摄政王多尔衮之议”，只有他的弟弟豫郡王多铎“唆调劝进”。

皇上因年幼，曾将朝政托付给他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共理”。

爱新觉罗·多铎

其后，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予政”，却命其弟多铎为“辅政叔王”。他违背誓言，肆行无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不仅如此。他甚至把太宗当年恩养诸王大臣、官兵人等，以及为皇上捐躯、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

他用的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尊”；他盖造的府第，“亦与宫阙无疑”；府库之财，“任意糜费”；擅自织造缎疋、库贮银两、珍宝，“不可胜计”。他还把皇上侍臣伊尔登、陈泰一族及所属牛录人丁、刚林与巴尔达齐二族人，“尽收入自己旗下”。

多尔衮胆大包天，竟敢证称：“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以“挟制中外”。他谋陷威逼，使肃亲王不得其死，“遂纳其妃”，而且将官兵户口财产等项，“不行归公，俱以肥己。”他还企图将皇上的侍臣额尔克戴青“归己”，因其不从，不给封侯；又派罗什“以美言诱皇上侍臣席纳布库”，希望他“党附”于己。

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皇上之命，却“概称诏旨”，擅作威福，“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陸”，不合他意者“滥降”。此类事不胜枚举。

多尔衮不让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他“竟以朝廷自居”，让他们每天在他的府前等候。

综合多尔衮所犯各罪，根本罪行就是一条：“逆谋果真”，所谓“神人共愤”，不予宽恕。因此，顺治帝作出决定：将多尔衮逆谋之事，“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多尔衮之母子及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并“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爱新觉罗·福临

曾为皇父摄政王并追尊为成宗义皇帝的多尔衮，就这样从天上掉入地狱，被其堂兄郑亲王济尔哈朗和亲侄顺治帝福临，以及附和帝君的诸王、大臣，定上“谋逆”大罪，搞得身败名裂了。

120年后，乾隆皇帝为多尔衮进行平反：多尔衮复封睿亲王，追谥曰忠，王爵世袭无替，睿王、礼王、郑王、肃王、克勤等五王，俱应补置牌位，配享太庙。宗人府、军机大臣等遵旨议准，各王皆复原封之号。多铎复封为亲王。睿王等五王人大庙配享。但是多尔衮所追封的皇帝封号，始终没有得到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