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英国对特立尼达直辖殖民地立法机关做了怎样的变动？

引言

特立尼达人托马斯先生（J.J.Thomas），在他一本著名的特立尼达经典著作《弗劳德主义：西印度寓言，作者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中，回答了弗劳德。托马斯先生用特立尼达在唐宁街统治下所遭受的一系列灾难，反驳弗劳德教授。

托马斯先生详述了土木工程部的丑事和殖民部通过总督散布出来的胡言乱语，来回击弗劳德的论调－特立尼达治理得并不坏；这可能是事先预料到了张伯伦先生的论调－特立尼特的事务毕竟并不那么坏，因为经济一直在发展。托马斯谈到弗里林爵士时特别愤怒，这位殖民地的总督在1884年何西亚节曾批准警察开枪射杀印度移民。托马斯嘲笑花花公子哈夫洛克（An-thonyHavelock），对他历史学家满可以避而不谈了。下面便是托马斯为特立尼达的政治改革家所做的辩护：

“这件事就使我们认识到弗劳德先生忘却了他那高超的学术地位的职责，竟允许自己毫无理由地，我们还应补充说，用心险恶地，把一种卑鄙的动机转嫁到特立尼达改革运动的领袖们的身上。我的作家对会议宗旨他不赞同的那种集会，完全有权拒绝（像他曾经做过的那样）和它发生什么关系，甚至拒绝作为一个旁观者。

但是，我们也明确地认为弗劳德先生已经超越了正派的政治对抗的界限，不，甚至是普通常识的界限。他胆敢说改革运动的领导人所争夺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他们自己所垂涎的殖民地政府的高官厚禄。这不是批评，这是诽谤！对别人进行言语中伤而又不能证实，这起码是冒险；想要控告，但为了提出罪状，控告人又势必不仅不顾事实，而且实际否认事实，在我们看来，这简直是十足的卑鄙诽谤！

“弗劳德先生在特立尼达和它的政治问题上信口讲了一些狂言乱语，这些话如果不是居心不良，也是非常愚蠢的，他休想以此来打动世界（至少西印度这个世界）。下面便是这位“英籍西印度人的赞助者”想逼迫他的读者接受的一些看法。

他要我们相信：达米安先生（西班牙港市长和特立尼达当地居民中最富有者之一，放弃了他的光荣而又赚钱的律师业务，把他的时间、才智和钱财贡献给为他祖国服务的事业）、格皮先生（RobertGuppy）（这位年高德劭、受人尊敬的圣费尔南多市长，具有多年的影响、充沛的能力和长期克已奉公为大众服务的经历）、古德威利先生（GeorgeGoodwille）（这些殖民地中最幸运的商人之一），斯托尔迈耶先生（ConradF.Stollmeyer）（一位靠自己力量富裕起来，晚年退休养老的士绅）－这些人都要受到他上述那种卑鄙的非难。

总之，他要我们相信：这些人和像他们这样的人，本来因为他们个人的资财和智慧力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群众影响，纯粹由于环境所迫而不得不做群众运动的领头人，却为急欲每年得到几百镑所驱使，在唐宁街这些未来的西印度群岛的达官显宦中间进行着如此激烈的争夺！即使弗劳德先生的辩解并不像我们所揭示的那样毫无根据，即使改革运动的领袖们确是受到我们这位作家企图污辱他们而提出那种动机的驱使，那又怎样呢？难道他们这些历尽了当代的千辛万苦把殖民地建成现在这种规模的人们就无权享受他们的劳动果实吗？

这些人通晓当地情况，受到当地人民的信赖与尊重，而且不管他们在这个社会里运用这些有利条件所产生的影响是好是坏，难道这些事情对有效地管理这个殖民地无足轻重吗？我们的作家在列举他的理想总督（也就是我们的总督）的特权时，就便建议说，应当允许总督阁下选择他自己的顾问。当然弗劳德先生所说的选择自己的顾问，并不是指这样选择的顾问都必须是那些从自己家乡的贫困中抢先跑出来，在殖民地用轻易得来的美餐养肥了自己的纯粹英国血统的绅士。

“总而言之，不管弗劳德先生可能为一般殖民地，特别是为特立尼达设想出什么样的政治命运，毫无疑问，他和他那份为我们未来的政体形式所设计的方案，在耶苏纪元1888年看来全都是完全过时了。时代的精神已经使人不能再容忍那种由于历史上的自我夸张而产生的傲慢无礼的态度了。正在为争取政治上的权利而奋斗的特立尼达人士，对于我们这位作家强迫旁人接受他那“他们最好别再多事”的意见，只有表示憎恶，不可能加以理睬。

“弗动德还硬说，在他评论的改革运动之中，特立尼达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改革运动。从真实性和慎重这两方面来考虑，他这种说法也同样使人厌恶。我们羞于指出：弗劳德先生不是出于完全无知，就是出于心怀恶意，竟然在书里也清清楚楚地写出来了，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何一个有名望的、见闻广博的特立尼达居民，只要不是一只官方的“候鸟”，都能够在我们作家真诚的询问时，告诉他特立尼达是一个长期进行改革运动的国家。

弗劳德先生可能已经得知，甚至在四十五年以前，也就是在1843年，一个选举的政体，连同所有正式划分出来的选区，由特立尼达上层地方人士提了出来并转送给当时的殖民大臣。他还可能知道，每当他所细致描写的那些不老实的总督中任何一个总督过分表现他那种要不得的品质的时候，在受教育的人当中，总要出现一次争取改变他们祖国的政治现状的运动。“在结束这部分评论的时候，我们要重申我们的信心：无论如何，像当前实行的这样直辖殖民地制度是注定要完蛋的！”

但是，直辖殖民地制度没有注意到托马斯的警告，或者没有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鼓动继续不断在进行。在十九世纪，对1831年在特立尼达建立的直辖殖民地立法机关只做了一些小的变动。1862年，增加了两个非官方议员，增加的条件是：如果非官方议员，按照惯例，像一个党派似的，一齐投票，因而票数超过了官方议员的票数，官方议员的票数通常要补加两票。1886年，非官方议员抱怨说，他们对财政开支没有管理权，因此成立了一个财政委员会，使他们可以参加制订预算，在把预算送交立法会议之前可以检查预算的每一个项目，并可在这一基础上向总督提出意见。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总督建议殖民大臣撤销非官方议员所一致通过的决议。1880年，总督指定一些代表特立尼达所划分的各郡的非官方议员，去代替那些由许多人向皇家选举权委员会推荐的代表各固定选区的当选的议员。可是，殖民大臣在1898年却又不准许这种措施，而且下令说将来非官方议员的选取必须以他们完全适合于那个职位为依据。对这规定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多巴哥。殖民大臣指示说，在立法机关永远由一个非官方议员代表多巴哥。

但是，它和特立尼达之间的交通太不好了，以致在以后二十五年间，没有一个多巴哥的居民能抽出时间去参加西班牙港的立法机关的会议。在1898年，立法会议的议员是二十一名，其中十一名是非官方议员，十名是官方议员，其中包括总督。在同年，官方议员增加到十一名，而且总督既有本来的投票权又有决定投票权，以保证官方议员的票数总是多数。

我们就是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立法会议在1917年所采取的行动－它通过了一项法令，授权筹款献给英王陛下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费用。总钱数为十万镑。一位任命的非官方议员，劳伦斯博士（Laurence），在他1917年3月9日以言而不尽著称的一次发言里，认为“这个小岛居然必须捐助世界上最强的金融帝国所担负的战费，这件事是希奇的。”在一个直辖殖民地里，这件事算不了什么希奇。

结语

1918年8月28日殖民大臣写信给总督对这样慷慨的捐款，对这样慷慨和爱国的礼品，英王陛下的政府表示诚恳的谢意。怪不得1897年皇家委员会曾经认为特立尼达在由于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发展糖业而引起的经济困难中不需要英帝国的财政支援。怪不得张伯伦在1903年能说，只有直辖殖民地的政体才适合于特立尼达。怪不得弗劳德在1887年嘲笑政体改革运动，把它看作不过是某些特立尼达人的一种想要追求官职的欲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