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早期革命家被人称忠厚长者，却在苏联肃反错杀，五十年后平反

在俄罗斯莫斯科莎勃罗夫卡地铁站附近，有一座顿河公墓，内有一块硕大的花岗石碑蓦然伫立，坟地的墓碑上写着：碑文译文：这里埋葬着无辜蒙难者及受政治迫害而被枪决的牺牲者们的遗骨，1930—1942，永垂不朽。

当地人介绍，这样同一个大墓地上，插着多个不同死者名字的墓牌，看上去又不像是空难的罹难者，那叫多人墓，即无人认领的骨灰墓，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产物。当时，成批的无辜者被枪决运到这里火化，他们的骨灰长期无人认领，或混在一起无法区分，因此就葬在一起成了多人墓。

那个时代，别说是许多普通的无辜者死后“进入”多人墓，就连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叱咤风云的人物，比如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布柳赫尔元帅，作家巴贝尔，乌博列维奇将军，导演梅耶霍德，记者科尔佐夫等这样的名人，因为清洗之后只是在多人墓上插一个小小的“牌位”，后人只好在墓地上插着鲜花祭奠。

在顿河公墓里，长眠着一位中国人，他便是党的早期著名革命活动家，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之一，被人誉为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杨明斋。

杨明斋，名好德，字明斋，1882年3月出生于平度马戈庄村(今马戈庄镇)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杨仁镫，一生务农，读过一些书，为了能使儿子成为知书达理的读书人，他省吃俭用，竭力供杨明斋读书。杨明斋7岁入私塾，因为生性聪颖，加上沉思好学，所以颇得老师称赏，15岁读完“四书五经”，是当时村里最有学问的人。

然而，就在他16岁那一年，杨明斋的老家接连遭受自然灾害，社会动乱，人心惶惑，人民生活更加艰难，他因家道中落，不得不辍学了。当年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死逼梁山上关东，走投无路下崴子(海参崴)。于是，已走投无路的杨明斋决定到外面去闯一闯。

随后，他闯关东到达哈尔滨，为谋生去了海参崴，到一家叫“东底子”的小工厂当工人兼记账员。杨明斋个子魁梧，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在海参崴万千华工中，他与众不同之处是曾接受过教育，常常利用晚上教工人识字、读书。几年后，他结交了一批工人朋友，学会了俄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杨明斋参加反战运动，被推选为华侨工人代表。

苏联十月革命前，他加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曾被派到帝俄的外交机关当职员，秘密为党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动员华工参军参战，参加了保卫苏维埃的斗争，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做了大量工作，后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后来，他被派回当时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以华侨负责人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当年，以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工作组到中国活动，杨明斋担任翻译和协调工作，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负责人，参与党的一些理论宣传和教学活动，从事一些工会工作，对党的早期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

杨明斋担任苏联顾问团翻译，在广州做促进国共合作的工作，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和新闻宣传工作，先后在《工人周刊》、劳动通讯社任编委。后来负责接收和选送学员，赴苏联到新组建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在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明斋奉命经上海秘密回国，到京津地区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他积极进行理论思考，他用两年时间写作出版《中同社会改造原理》一书，被组织安排到河北省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任教，他教育许多学生投身革命。他对革命同志亲切和蔼，被人称为忠厚的长者。

后来，杨明斋秘密越境赴苏联治病，先后到哈巴夫斯克扫盲站当中文教员、符拉迪沃斯托克报社和电台工作。不久之后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姆斯克当勤杂工，流放期满后他来到莫斯科，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后任投递员、誊写员和校对员。

就在这个时期，苏联斯大林开始了肃反运动，而且肃反不断扩大化，血腥清洗运动达到顶点，杨明斋再次被捕关进了在黑牢中，这期间他写作不止，却被捏造所谓“偷越国境、擅离革命岗位、托派分子”等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于1938年5月26日，在苏联捷尔任斯基广场被集体枪杀后，遗体被装上卡车运到顿河坟地集体火化并埋葬在一起，个人的遗骨根本无处寻找。

直到五十一年后的1989年1月，苏共中央通过决定，指出在30—40年代以及50年代初，有数十万人根据非诉讼机关的判决遭到迫害，建议最高苏维埃撤销这些非法的判决，为受害者平反。杨明斋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9年8月，杨明斋由国家民政部门公布为革命烈士。

至此，这位“忠厚长者”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矢志不移，直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尸骨却永远留在了前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