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雍正到咸同，湖南成为了清朝版图上最耀眼的省份之一

清代长沙府由人烟稀少的重建之地，崛起为湖南乃至全国性的重镇，与湖南各府州政治、文化、经济等权势的转移与集中紧密相关。

雍正元年（1723）湖广分闱，分闱实则彻底分省。随着“湖南省”的建立和发展，区域中心亦得到确立。两湖分闱后长沙城的省会位置确立，连带整个长沙府地位得到凸显，在全省形成权势位置。

嘉道时期，湖南地方权势在各府州的分布继续发生着变化。咸同光宣时期，整个湖南迎来发展大机遇，凭借“出人意料”的军功，成为清朝版图中最为耀眼的省份之一。至此，长沙府实现了从政治、文化型区域向综合型区域的转变，在湖南乃至全国都极具影响力。

分化发展：雍乾时期湖南地方权势重组与层级中心的形成

雍正、乾隆两朝承续康熙朝的治世之道，“惟冀时和岁稔，物阜民安，淳风遍恰乎寰区，厚德长敷于率土”。经过休养生息，各项事业渐有起色，分闱与彻底建省也得以实现。湖南整体权势抬升的同时，境内各府、州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地方权势转移、集中至少数地区。依照文化、政治、经济等权势因素的集中程度，湖南地方权势呈现出层级分布的态势。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湖南经济、文教得到恢复和发展，落后的科第地位愈发地与湖南的发展不相匹配。为改变湖南科第落后的面貌，康熙四十四年（1705），偏沅巡抚赵申乔呈请南北分卷，此后巡抚潘宗洛、李发甲进一步呈请南北分闱乡试。湖广分闱是湖南科举史上的重要事件，一方面保障了湖南中举名额，每科中举人数基本超过四十五人。另一方面乡试贡院设于长沙，

方便了湖南士子赶赴乡试，极大地提高了湖南地区的科举热情。

湖广分闱后湖南举人数量大涨，雍正朝以后湖南进士事业大为改观。其一，自分闱后，历科会试湖南均有进士得中。其二，进士数量大增，摆脱了极度落后的状态。

湖广分闱后，湖南科举发展迅速，依照进士数量的多寡，呈现出层级分布的状态。长沙府独处最高层次；衡州府独处第二层次；岳州府、常德府、宝庆府、永州府可归为一层次；广阔的湘西、湘南大部分地区均属于进士稀少的科举不兴之地。科举作为清代文人求学入仕的必经之路，其强弱状况与地方文化权势的强弱程度相一致。故而，湖南地方文化权势亦出现层级分布的格局。

雍正元年（1723）两湖分闱，湖南与湖北在文教上完成分离。这在湘人的认知中，是湖南成为一个独立行省的关键。郭嵩焘更是直言：“湖南之建行省，自分闱始也。”湖南建省后，清朝通过确定官缺等级、改土归流、重划政区等制度层面的措施强化对湖南省的管控。

雍乾时期，湖南各地军政受重视程度出现差别，由此推动部分府、州成为一定区域的政治中心。在湖南权势转移的动态过程中，府、州实力各有消长，以长沙府为湖南核心、衡州府为湘中南中心、常德府为湘北中心、辰州府为湘西中心的权势格局最终确立。

雍乾时期，湖南人口大增，土地得到大规模的开发与利用，随之而来的是稻谷、茶叶、蓝靛、麻等农作物产量大增。为了获得货币缴纳赋税和维持生计，湖南农民将农作物转化为商品，自运或由商人转运至市镇进行贸易。农业商品化的发展，给湖南带来了较多的财富，也使得省内各府、州的经济差距被拉大。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湖南整体权势表现出层次分布的态势。省府长沙既有政治地位，又有科举优势和经济优势，权势强于省内其他府州；湘中南的衡州府发展速度较快，成为了此一区域的中心；湘西普遍落后，出于军事控制的考虑，建置时间较长、地理位置重要的辰州府权势略高于区域内其他府州；湘北府州经济水平、文教实力均较强，但因常德府的军事意义更重大，故常德府展现出区域中心的姿态。

英杰崛起：嘉道时期湖南人才的聚集与权势群体的出现

嘉道时期，清朝战事不断，镇压农民起义、抗击列强入侵，陷入连续征战的怪圈中。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清朝财政压力大增，朝廷对地方的管控逐渐失去效力，吏治更加腐败，人才断层现象明显。

嘉庆帝和道光帝虽有心治国，但才能有限，国运并未因他们的勤政而好转。在“中衰”的背景下，深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湖南士大夫自觉地承担起“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

在朝堂上，湘籍官员逐渐受到重用，一股湖湘力量悄然形成。在此过程中，湖南人才高度集中于长沙府，长沙府出现了一个联系紧密的权势群体。

嘉道时期，湖南的变化与发展，与清廷的衰落不相匹配。但正是由于这种不匹配，推动着湖南在“天下之乱已兆”时，整体实力得到提升。湖南的迅速发展，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上，但最突出的特征是人才群体的壮大和崛起。

在清廷“寓控制于支持”的书院政策下，湖南书院得到复兴，书院数量增多，育才造士的质量提高。而在湖南众多书院中，长沙府的岳麓书院最为耀眼。

嘉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曾为书院题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直观地展露了岳麓书院的人才厚度。“岳麓系”是湖南教育的主力军，作为一所省级书院，它不仅带动了省内其他书院的发展，而且地方官学也多受其影响。

由于岳麓书院盛名在外，全省学子乐于前来就读，而受地缘因素影响，岳麓生徒以长沙府籍为主。嘉道时期，自幼受良好文风熏染后又受岳麓书院精心教育的生徒，在科举中屡创佳绩。这反作用于岳麓书院发展，推动更多人才前来学习。随着时代发展，以长沙府为基地，以岳麓书院为纽带，湖南人才完成集结。

总之，“百年大计，教育为先”。经过顺康、雍乾时期的恢复与发展，至嘉道时期，湖南教育收到良效，湖南人才在全国崛起即是最好的证明。

嘉道时期，湖南士人群体在共同的文化追求下，在以孔孟程朱之道来解决中衰危机、稳固“道统”的理想下，由同学、同乡发展为密友。在朋友关系的基础上，一些士人间还有着“世交”，甚至血亲和姻亲关系。这些关系，使得湖南士人成为一个休戚相关的群体。

因这个群体中既有主政一方的督抚大臣、影响朝政的中枢要员，也有掌握道德话语权的理学家，所以它的社会影响力被极大地放大，变成一个具有较强权势的群体。这个权势群体带有着深深的“岳麓书院”和“长沙府”两种印记，所以，可以更进一步地概括为长沙府权势群体。

“一府独大”：咸同光宣时期长沙府的“经营天下”与重镇转型

咸同时期，太平天国起义给湖南士人以极大震动，在卫道的号召下，湖南士人群体以曾国藩为核心，组建湘军。至同治初期，湘军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绝对主力，湖南在全国的重要性因之与日俱增，长沙府的政治权势也变得极为强盛。

同时，咸同时期，清廷为吸纳钱银挽救统治，倡令各省捐输，并按所捐银两数额扩充各省学额和举人数额。长沙府捐输广额数量较大，传统科举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光绪后期，长沙开埠、湘潭成为寄港地，铁门终于被打开，长沙府朝着现代经济重镇转型，在全国的经济实力也逐渐增强。

终咸同光宣四朝共60年历史，长沙府从一地域性核心地区，发展成全国重镇，又在时代影响下，从传统的政治、文化要地转型为符合区域发展潮流的综合性重镇。咸同时期，清朝内受“起义风潮”影响，外遭欧美国家欺压，治统出现严重危机。为续道统，以曾国藩为首的湖湘士人群体努力维护清朝治统，成为镇压起义的主要力量。

经过十余年的鏖战，湖南完成了“楚境一隅，经营天下”的壮举，在清朝的政治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湘籍实力派主要府籍为长沙府，士绅也以居住于长沙府的数量为最多，长沙府在湖南省的政治权势最为强盛。而维新变法时期，众多的维新人士进入长沙府，长沙府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活动重镇，政治权势进一步得到提升。

从官员层面看，长沙府为清朝平息“咸同起义风潮”做出重大贡献，长沙府籍官员成长为清朝的重要力量。从湖南增设省馆，可见在地方上的湖南籍二品以上高官较多。从士绅层面看，长沙府士绅成为晚清湖南的重要角色，士绅权势高涨。从政区地位层面看，晚清长沙府不仅是湖南的省府，也是全国性的政治活动重镇。

在此后的清末新政、预备立宪、辛亥革命等事件中，长沙府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政治权势进一步增强。总而言之，凭借“咸同军兴”，长沙府政治权势大增，于湖南省内“一府独大”。并且，随着救亡图存的展开，长沙府的政治影响不仅仅作用于湖南一隅，也逐渐施加于全国。

然长沙府的经济在甲午战争之前，始终未能在全国占有优势，在全省也未“一府独大”。甲午战后，长沙府开始重视西方机器工业，不再盲目排洋，逐步建立起近代化工商业体系。长沙府本就是湖南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加上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湖南的经济

优势完全集中到长沙府。至此，长沙府实现了从政治、文化型区域向综合型区域的转变，在湖南乃至全国都极具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