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糊涂账，一群贪墨人，清朝海关积重难返！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与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谈论海关改革事宜之时，威妥玛曾表示，中国海关的改革，不一定要用英国人，也可以用中国人。

没想到文祥这样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并且还举例说，原来管理江海关（上海）的薛焕，近三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

近三年都没有报过一次账，可想而知，清朝海关真是腐烂透顶了，文祥作为清朝高官，不惜打脸，说了一句大实话：一本糊涂账，一群贪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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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海关，为什么要由外国人把持？

乾隆二十二年（1757）确定广州单口贸易制度后，清廷即令粤海关统一管理行商交易，征稽关税。

但是，清廷自认上邦，万物皆备于我，有“内循环”足矣，所以把对外贸易当做施恩“外夷”的举措，朝廷要的不过是“八方来朝、四夷宾服”的满足感，根本看不到对外贸易的巨大潜力，所以完全不重视海关的作用。加之担心洋船蜂集、不便管理，旧海关的征税相当粗率，收入也少。

征税的标准粗糙到什么程度呢？关税的征收仅有两项，船钞和货税。所谓船钞按照货船长短征收，分12档；所谓货税大概是4%。这种简单粗暴的征税方式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好业绩，乾隆末年，粤海关每年账面收入不过110余万两白银，仅占清朝财政岁入的3%。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与英签订《南京条约》，开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为通商口岸，称为五口通商。

五口通商之后，朝廷仍以旧海关负责人在新开埠地区筹建新关，并以两广总督兼任管理，实质仍是老一套。这五个海关人手既不足，又缺乏统一章程，关税还是一塌糊涂。

朝廷虽然没收到钱，海关官员们可都富了。清廷本身腐败盛行，海关衙门也一样，腐败成风，处处溃烂。粤海关巧立名目私设的各种税费多达70项，所得统统被私分。

早在1763年，两广总督苏昌就上奏说粤海关私自设立税目捞钱，每年私分六七万两。羊毛出在羊身上，洋商对此非常不满，屡次要求减免，但嗓子喊破也没有回应。

除了巧立名目，海关还和商人勾兑，少报货物，中饱私囊。比如1852年，江南道监察御史梁绍南就上告朝廷，说粤海关每年进口糖类不下五、六千万斤，但在海关的记录上，仅有四分之一。梁绍南痛心疾首的说，“大帮货物，近年税册，俱觉寥寥。广东如此，外省各关口均同此弊，概可想见。”

但是朝廷何尝不知呢？海关作为肥缺部门，向来主事都是由皇帝直接钦派，中层肥缺也都是裙带关系塞进来的关系户。比如嘉庆23年，粤海关主事就将24位家人和41位手下一次性安排到各关口。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捞钱，谁好意思说谁呢？皇帝派我来，不就是让我捞钱吗？

这种烂透了的海关衙门作风，不过是清朝整个官场的一个缩影。

说到清朝的江海关（上海），就不能不提到“小刀会”。

据资料记载，小刀会，是清朝的一个民间秘密组织，乾隆年间创立于福建。1850年(道光三十年)闽籍华侨陈庆真在厦门重建。会员以小刀为标记，故名“小刀会”。成员多为农民、手工业者、水手、搬运工、城市游民，间有工商业主加入，他们承袭“反清复明”口号，1853年(咸丰三年)其首领刘丽川、黄威分别在上海、福建率众起义，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汇成反清浪潮。

自古以来，上海就是中国沿海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的重要商业城市，水上交通历来比较发达，自对外通商以后，外国轮船穿梭往返逐渐排挤了长江和沿海一带木帆船的航运，使大批船夫失业。

在漳州、泉州一带主要靠的就是海上生计，上万艘船只没有活路，大部分流入了上海、广州。广东的艇匪、闽浙的海盗都是过去的船民，他们丧失了土地，如今海上贸易也被蜂拥而至的西方列强的船只给夺去了。

这些人有着共同的心理：不满现状、放荡不羁。他们流落江南，以护送鸦片烟土为业，平时逐利构怨，树党相仇。聚众寻仇，争夺地盘，福建之泉州帮、漳州帮为最横。浙江东台、宁州排行老二。

当时，上海小刀会共有“七党”……合之数千人，居无恒产，出无执业，攘夺抢掳，而资生之具莫能问所从来"。这些人统称为洪帮，另有青帮，主要是漕运。

1853年9月，小刀会起义军攻占上海县城，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吴健彰缒城而走，也就是说吴健彰在城头系绳子而下，被义军所俘，后被美国公使马沙利救出，这样就给了外国人干涉海关事务的机会。

官员跑了，江海关衙门也遭洗劫。如此一来，洋商乘机拒纳关税，并向英法等国代表寻求许可。

但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认为：取消关税将在各国商人间引起恶性竞争，对市场稳定不利；清政府与欧美各国关系尚处于微妙阶段，明火执仗地侵害中国利权会带来冲突。

为体现公允，英法美三国领事决定在租界成立一个具有国际色彩的新机构，“暂代”瘫痪的江海关执行关税征收和缉私任务；作为回报，两江总督怡良批准洋货只缴纳一次进口税，在内地流通不必另行纳税。

1854年7月，英、法、美三国联合成立的新海关在苏州河北岸挂牌办公，它的章程出自英国驻沪副领事——22岁的李泰国（HoratioLay）之手。

说起李泰国，后来被任命为清朝海关首任总税务司，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1855年6月1日，江海关关税管理委员会的英方司税威妥玛辞职之后，接任的就是李泰国。

李泰国早在10岁那年就跟随父亲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13年之久。李泰国对中国社会有着很深的了解，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被称为“中国通”。他长大后，曾经担任过英国驻广州、香港和上海等领事机构的翻译秘书、代理副领事等职。

李泰国任职英方司税后，积极与包括江苏巡抚赵德辙在内的清朝官员进行沟通、联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清朝官员对于洋人一直处于畏惧的状态，现在洋人主动前来联络、示好，他们自然求之不得，与之频繁接触。长此以往，李泰国在清朝官员心目中颇有好感。

在这之前，清朝官员拒绝与外国商人直接打交道。在古代，“士农工商”，商人属于社会最底层。官员与商人打交道，简直就是自掉身价，更何况与外国商人打交道？李泰国来到上海后不久，就展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成功说服赵德辙，允许一支英法商团进入苏州。

李泰国通过他在江海关尽心尽责的工作，换取了清朝官员的信任。

我们知道，清朝官员大多数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十年寒窗苦读，全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在理财之类的实用知识方面几乎是一张白纸。所以，清朝官员很少有懂得税务的行家里手。

李泰国要在税务上哄骗清朝官员，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过他并没有这么做。相反，李泰国看上去很为清朝方面着想，其实他想的是“放长线钓大鱼”。

李泰国制定的海关章程规定：英法美三国领事每人可推荐一名外籍人士担任税务司（最初为领事代表），由他们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作为单一体联合行动。

税务司可以自由调阅、核对海关文书账册，所有公文非经其副署不得公布；任何装卸货物准单、税款收据、结关准单或其他正式文件非经税务司副署，不得签发或使其生效。

这个新海关完全推翻了大清海关那套陈腐溃烂的制度，取而代之以欧美现代的海关制度，成效可谓立竿见影——两年后，小刀会起义被平定。新海关将两年内收到的70多万两银子税款，一分不少地移交给清政府。

要知道，当时由于太平天国动乱，满清大部分海关都受影响，全国海关的收入都才200万，洋人主持下的江海关一口两年就收了70万，比满清正常年份自己收的多好几倍！

曾国藩听说这件事后，大为感叹说：“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

作为晚清重臣的曾国藩发出这样感叹，确实令人感到无奈，西方列强凭坚舰利炮打开了清朝的大门，迫使签订不平等条约，把持海关事务，居然赢得了“君子”的赞誉，一方面是清朝腐朽的运转体制沉疴在身，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

1855年，李泰国成为江海关英籍税务司。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为通商口岸增加到15个，李泰国竭力说服新清朝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把江海关制度模式推广到其他商埠，获得了恭亲王奕的首肯。

1861年，总理衙门正式委任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统领各口岸新设海关，成为了清朝海关首任海关总税务司（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