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饷养兵、饮鸩止渴，湘军在后期为什么多次哗变？

从咸丰二年末至三年初，朝廷先后任命了43名“团练大臣”，共有十省奉诏兴办团练。其中湖南团练大臣，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曾国藩。

不过“兴办团练”需要“自筹粮饷”，也就是说需要自带干粮、维持地方安宁。曾国藩无奈之下，只有给将士封官许愿，甚至攻克城池后，默许他们烧杀抢掠，可是靠这样“厚响养军”和疯狂掠夺的方式，来维持湘军的战斗力，无异于“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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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朝廷的常备军，也就是八旗军和绿营，已经完全没有能力解决内忧外患了。太平军崛起之后，常备军不仅不能将他们消灭，反而眼看着他们逐渐做大。

咸丰帝深知，在与太平军的角逐中，仅靠八旗绿营很难取胜，所以他另辟蹊径，1853年初谕令各地举办团练。在所有地方武装中，以曾国藩及其组建的湘军最为耀眼，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实行的“厚响养军”制度，使士兵安心服役；以“养将士之廉”为名，给予更优厚的待遇；同时不断保举有军功的将士，广赐翎顶（清官爵的代称），以高官厚禄为诱饵，驱使官兵效命疆场，征战太平天国。

当时清军绿营一个士兵的月薪大概是1.3两银子，而曾国藩给湘军一个士兵的月薪是4.2两，大概是绿营兵的3倍左右。有人以当时的物价计算过，4两月薪基本上能养活一个普通的四五口之家，也就是一人干活就可以养活全家，这样一来，士兵就会专心一志训练，战斗力也就有了保证。

此外，曾国藩还规定，临阵杀死一名太平军士兵，赏银10两；活捉一名太平军士兵，赏银20两。受伤士兵给“养伤银”，上等30两、中等20两、下等10两。如果阵亡，抚恤金60两。每一项都比绿营的待遇高出一倍左右。

营官待遇更为绿营军官无法比拟，湘军一个营官的收入每月可达白银二百六十两，此外，还有所谓的“廉将银”，“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则岁入六、七千金”。此外，出战杀人，攻城掠地，另有赏银。

粗略统计，湘军一个营官月收入不下千金，而当时直隶的绿营营官的平均月银最多也不过六十多两。如此优厚的待遇，自然是“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吸引来大量的农民和书生。这不仅解决了湘军的兵源问题，而且还使兵源的质量得到保证。

庞大的军饷数目，对于“自筹粮饷”的湘军来讲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特别是到了镇压太平天国后期，，湘军内部军队欠饷已经多者六七个月，少者也有四五个月，因为欠饷多次哗变。

1863年，湘军毛有铭部增援寿州，因无饷可领，军队行动缓慢；成大吉部自麻城增援寿州，也因缺饷未能成行。湘军精锐鲍超部，曾因欠饷导致1千多士兵逃跑。，甚至在进攻天京的紧要关头，曾国荃所部一营官兵还出现了“勇丁索饷”，“缚营官闭营拒守”。

湘军起步的时候有数万、到后期更是扩张到了十二万，曾国藩怎么养活这支庞大的军队呢？要知道，清廷的国库没有拨给他一两银子。曾国藩在筹办团练的时候，也体会到，“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筹饷更难于督兵”。

不过当时，朝廷特别允许曾国藩通过两条途径筹钱。一是向各地督抚要军饷，另一个是设立关卡抽取厘钱。

▲厘金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贸易征税制度之一。最初是地方筹集饷需的方法，又名捐厘。

中国自清代至中华民国初年征收的一种商业税﹐因其初定税率为1厘(1%)﹐故名厘金。又称厘捐﹑厘金税。厘金创行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即一种值百抽一的商业税。

虽然筹饷很难，曾国藩还是咬牙度过了这一难关。总体来看，湘军军饷有这么几个来源。

一是在湘军控制的区域内举办捐输、捐纳，包括卖官、向富户勒索摊派；二是向商人征收厘金，这是湘军最重要的饷源；三是请求协饷，曾国藩多次利用私人关系或朝廷命令，请求临近战区的省份调拨银两；四是关税，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后，没少截留关税。

太平天国灭亡之后，据曾国藩奏报朝廷，12年来湘军共筹集军饷约2988万两（含铜钱、米的折价）。有学者估算，其实际数额当超过4000万两。

▲清末年画《曾国藩庆贺太平晏》。正中榻上坐着李鸿章（左）和曾国藩（右），坐者由左至右依次为鲍超、骆秉章、左宗棠、彭玉麟、李续宜和曾国荃等湘军统帅。

曾国藩所实行的厚饷养兵制度固然是解决了清末绿营兵粮饷制度所造成的“空有省粮之名而无省粮之实”而又战斗力低下的弊端，使湘军成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一支劲旅；但同时厚饷养兵制度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这些消极的影响最终又使湘军走向了衰落。

首先，厚饷养兵制度通过比较高的薪饷吸引了广大的农民和一部分书生从军，解决了绿营兵因为薪饷过低而造成的战斗力低下的状况，使得湘军的战斗力较绿营有了巨大的提高，成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军，但厚饷养兵制度也同时助长了官兵贪恋财富的私欲，使官兵以积聚财富、升官晋爵为作战目的，严重破坏了湘军的战斗力。

由于湘军从士兵到军官都以积聚财富，升官晋爵为目的，一旦他们达到目的，便不愿过军营的艰苦生活，急于脱离湘军，再无作战之心。

曾国藩对太平天国作战十几年，每隔一定时间都要回湖南再招募一批湘军，这里面除了因为战争而导致的正常减员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湘军士兵在积聚了足够的钱财之后要求回乡或者自己逃走的，即使没有逃走的留下来的也往往无心作战，致使战斗力涣散，曾国藩为了保持湘军的战斗力，不得不经常回湖南另募新勇。

此外，由于把积聚财富作为自己的从军目的，湘军在对太平天国的后期作战中，官长克扣士兵薪饷的事件屡禁不止，导致官兵关系紧张，使湘军凝聚力减弱，削弱了士兵的锐气，战斗力也随之降低。官长克扣士兵薪饷，士兵为了积聚钱财，就大肆进行劫掠，从而使军纪更加涣散，战斗力愈加低下。

随着对太平天国战争的进行，湘军的队伍也不断扩充，由原来的10000多人突破到12万人，所需军饷随之大幅上升，而此时捉襟见肘的清王朝国库根本无法满足湘军的粮饷需求，同时，由于旷日持久的战争，清政府的财权逐渐旁落到各省督抚的手中，清政府对湘军的支持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同时，由于常年的战争，作为湘军后方基地的湖南财力已近极限，而长江下游的苏、皖、赣等省也多次受战火蹂躏，筹饷十分困难，因此，湘军粮饷在战争后期已经十分困难，拖欠军饷的事件有发生，到1861年冬，湘军内部军队欠饷已经多者六七个月，少者也有四五个月。

到了1864年，情形更为严重，“自去年以来，从无一月支至二两者，间或一月未支得一两者，累积竟欠至十八、九个月不等”。

在中国封建社会，“兵以饷为天”，“饷源足则士气盛，粮草缺则军心乱”，湘军的长期缺饷，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士气，使湘军的战斗力受到极大的影响。

而且，由于数额巨大，很难补发，因此在营士兵纷纷发生索饷哗变，1863年，湘军一营因欠饷而哗变，杀死营官，甚至在进攻天京的紧要关头，曾国荃所部一营官兵还出现了“勇丁索饷”，“缚营官闭营拒守”，严重影响了士气，对作战及其不利。可见，湘军的厚饷养兵制度在后期已经超出了它所能承受的经济能力，土崩瓦解已经为时不远了。

1864年7月19日清晨，伴随着着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天京城坚固的城墙被炸开了一道二十多丈长的口子，湘军蜂拥而入。

当时的天京（南京）被称为小天堂，不论是清将僧格林沁的八旗，还是清军的南北大营，还是湘军，大家都相信当时流传很广的一个流言——太平军搜集而来的金银财宝，都藏在天京城内。

曾国荃击溃了太平天国王爷对天京的联合救援，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保证部队的士气，他许下过一个承诺，如果攻陷天京，准许大家掠夺。后来，几乎所有围攻天京的部队都默许了这条承诺。

曾国荃部攻陷天京，繁华的古都南京顿成瓦砾。同时，湘军也再次大开杀戒，“沿街死尸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曾国藩上报说：曾国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内“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这实际上是三天就屠杀了十余万南京居民。

湘军在烧、杀、抢的同时，还肆意糟蹋妇女。他们随意闯入民宅奸淫妇女，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大街上拽曳青年女子，“哀号之声不忍闻”。凡40岁以下的妇女，几乎全被他们奸淫或掳掠回湘南贩卖。一时长江上下，到处是湘军满载赃物和妇女的船只，在震天动地的哭骂声中押向湖南。

整个攻陷天京的烧杀抢掠过程中，曾国藩和其胞弟曾国荃及其亲信将领，根本不予以制止，甚至自己还亲自参与，有记载曾国荃“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皆辇于家。”

当时城门被攻破时，除去当时被俘的太平军外，城中还有2万的百姓。被俘的太平军及壮年百姓，大半为湘军扛抬所抢劫的财物出城，有的太平军指引湘军寻找藏匿财物的地方，之后便被放走。

还有一种说法，攻克天京后，长江上来往穿梭的都是湘军的掠夺的货船，周而复始，满载而归长达一年。（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