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海关，为什么要由外国人把持？

我们知道，海关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是主权的象征，可是在晚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却让外国人把持了近半个世纪。

让洋人来管理中国海关事务，对于清政府来说是无奈的选择，因为受不平等条约的压迫，清政府办海关，必须要“邀请外国人帮办”；另外，清政府四大海关，早已经千疮百孔、腐烂透顶。

要想海关高效率运转，提供持续不断的税金，给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晚清“续命”，只能聘请外国人！

▲1846年，清政府在上海黄浦江边设“江海北关”（也称“新关”），关署是中国衙门式的木构房屋。1853年被毁，1857年大体按原样修复。

在风雨如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晚清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睁眼看世界，推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可是这一切，都离不开人才。

晚清缺乏专业人士的困境，也使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能维持近半个世纪之久。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英法美三国胁迫清政府分别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等内容，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各通商口岸税收统一办理，中国邀请外国人帮办。”这就让西方列强把持海关提供了依据。

另外一个原因，当时的清朝海关已经腐烂透顶，海关官员除了巧立名目敛财，还和商人勾兑，少报货物，中饱私囊。官员们都心照不宣的捞钱，谁好意思说谁呢？皇帝派我来，不就是让我捞钱吗？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英法美三国胁迫清政府分别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等内容，其中还有一条，就是“各通商口岸税收统一办理，中国邀请外国人帮办。”

这个善后条约签订以后，清朝海关行政管理主要权力落入英国人手中长达半个世纪；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式合法化；中国的商业、手工业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海关自主权的丧失，是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标志之一。

说起清朝的海关，我们先要了解明清时期的海禁情况，因为海禁不废，也就没有海关的存在了。

中国历史上海禁的高峰期是在明清两朝，明朝立国之后，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倭寇海盗滋扰，下令实施海禁政策。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明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而后随着嘉靖年间倭寇之患的愈演愈烈，海禁政策更加严格。

到了隆庆年间，明朝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海禁的解除，为当时的中外贸易与交流打开了一个通道。

清朝立国之后，为了防范占据在台湾的郑成功的反攻，就一直厉行闭关政策，主要意图是隔绝大陆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的交往，并防范新的反清力量集聚在海上。

为了削弱、消灭郑成功等抗清力量，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清廷正式颁布“禁海令”，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省督抚提镇曰：“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辑，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

然而，海禁实行五年未达到预期效果。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采纳了黄梧的“迁界令”，强令东南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迁界令措施对明郑有一定打击成效。不过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其后海盗盛行。

18世纪前后，全球性的航海贸易势不可挡的波及到了中国。一时间，富饶的清帝国引起了西方冒险者的垂涎，外国贸易商船纷至沓来，来华商船的利润一般都可以达到200%以上，开往中国的船只就意味着财富。面对势不可挡的海上贸易狂潮，康熙皇帝审时度势，决然解除了已经持续了300多年的海禁。

清朝解除海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1683年，已经剿灭了台湾郑氏集团。虽然解除了海禁，但是，清朝仍对海外贸易和国际交往严加限制，实行闭关政策。

康熙24年(1685),清政府在广州、漳州(厦门)、宁波、江南(上海)四处设立海关,称为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这就是清朝四大海关的由来。

当时这四个沿海海关和陆地关均由清政府的户部管理,所以又统称“户关”。四大海关的负责官员也称“监督”。

在清初的沿海四关中,以粤海关最为重要。该关在监督之下设总口7处、小口50多处(类似今之分支关),遍及广东沿海。自乾隆22年(1757)起,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处为外国商船来往口岸,其他三处海关虽仍存在,但只准本国商船出入港口，这种限制，对清朝出口货丝、茶叶等都是不利的。

清朝设立海关并不是重在通商，只要内政外交有点风吹草动，就闭关锁国了事，所以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实际上只有广州一口通商，粤海关成为西方贸易的唯一通道。

说起清朝海关，就不能不提到赫德，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

1854年，英国人赫德来到中国后，先在香港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翻译学员，后到宁波出任英国领事馆助理翻译。

在宁波工作了4年后，1858年3月，赫德前往广州，在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任领事巴夏礼的翻译。1859年，赫德在两广总督劳崇光的邀请下，辞去领事官职务，担任广州粤海关副总税务司，开启了把持清朝海关的风云岁月

在晚清，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明确规定：海关“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长期由外国人把持。

在赫德之前，是英国人李泰国，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三年（1860～1863）；赫德任职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1861～1911）；在赫德之后，分别是英国人裴式楷代理和安格联担任，裴式楷就是赫德的妻弟、副总税务司。

清宣统二年（1910年），在辛亥革命爆发后15天，清朝税务处上奏安格联升补总税务司，即刻奏旨“依议”。安格联就成了继李泰国、赫德之后的第三任海关总税务司。

有必要说明的是，英国人安格联把持海关长达16年，这个时间段，是处于清末和民国交错的时期。

民国元年（1912年），安格联控制了海关税款扣除海关行政经费和由关税担保的债赔款项后的余款，不仅截夺了海关税款收支权，控制“关余”，还极力把海关势力侵入中国的财政、金融等领域。

阻挡历史发展的人物，终将走入历史的尘埃。1927年1月，控制北京政府的军阀易人，面临南方革命形势高涨的威胁，署理国务总理顾维钧下令征收2.5%的海关附加税，安格联因拒收附加税被免职，后由英国人梅乐和正式接任总税务司。

历数清朝三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任职时间最长，从1863年到1911年，共计任职48年，接近半个世纪。（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