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希尔德：女性主义真正的硬仗还在后头女性学者访谈⑪

提到女性学者，你会想起谁？

这份名单一定不长，这是因为——

女性，

从来不是学术界的主流。

无论是高校教席，还是学术成果发表，越往象牙塔的顶端走，女性的数量就越少。

事实上，当一个女性决定从事学术事业，她所面临的限制无处不在：

“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类……”

“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

“读书有什么用，女孩子总归要嫁人的……”

在高等教育阶段，诸如此类的声音试图阻止女性踏入科研大门。而当她们进入高校系统，生育、家务劳动等“天职”，则将她们挤出更多的机会之外……

然而，即便不断遭遇贬抑与打压，我们依旧看到，越来越多女性投身学术志业，汇流进学术共同体。对她们来说，学术研究不仅是事业、爱好，更是体认自身，寻找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朴素的想法：让更多女性学者被看见。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有些是大众所熟知的，更多的则还在聚光灯之外。她们的经历很相似，也很不同。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必在「学者」之前加上「女性」二字。

本期推送将带给大家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的专访节选，完整版将收录于《开场：女性学者访谈》，如果你曾经关注过我们的“女性学者访谈”系列，是的，它结集出版了，收录了我们已发布的所有采访的完整版（已发布的采访均为删节版）与未发布的采访。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荣休教授，当代美国知名社会学家，在性别研究和家庭社会学界享有盛誉，同时也是美国社会学界情感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霍克希尔德于2000年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授予的公共社会学终身成就奖，并于2015年获得都柏林大学授予的尤利西斯奖章。著有《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等多部经典著作。

在网络上搜索霍克希尔德，随处可见关于职场妈妈的经典论述，它们被制作成各种形式的“段子”或语录，像模因一样在国外网络社区中传播和分享。而随着《职场妈妈不下班》被翻译引进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了强烈的共鸣，开始了解和走近这位年逾八旬的美国社会学家。

《职场妈妈不下班》，[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著，肖索未 / 刘令堃 / 夏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7月。

《职场妈妈不下班》写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的对象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双职工家庭。就是这样一本外国学者的“陈年旧作”，却在译介之后引起了国内学术圈外的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趣现象。

在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型的节点上，性别议题在社交媒体日益凸显，“丧偶式育儿”“爸爸去哪儿了”等话题引发持续热议，女性在职场与家庭中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越发受到公众的关注。霍克希尔德这本译作的适时出版，恰好观照了当前城市育龄女性普遍面对的性别困境，说出了大批职场妈妈积蓄已久的心声。

基于这样的背景，霍克希尔德的采访得以成行。尽管最初的话题围绕着家庭中的照料危机展开，家庭社会学却远远无法囊括这位受访者的研究旨趣。在美国学术界，霍克希尔德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情感社会学的奠基人。

情感，从前通常被视为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或者在哲学中与“理性”所对立。霍克希尔德的创见在于，她把情感放到社会脉络之下加以理解，个体的情绪与感受不只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它也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规制。

在1983年的成名作《心灵的整饰》中，霍克希尔德借鉴C.赖特·米尔斯和欧文·戈夫曼的理论，把这一类需要在工作中整饰自己情感的工作称为“情感劳动”，以美国航空业的乘务员和收账员为例，展示了商业化如何影响和操纵情感劳动的从业者的真实情感表达。

由此，霍克希尔德开拓了一块全新的社会学研究领域。

纵观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霍克希尔德似乎总能把握住美国社会的脉动。在她极为宽阔丰厚的学术视野之下，那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情感和人似乎都可以纳入研究框架之中。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茶党逐渐崛起，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的重要力量。身处于美国自由派前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霍克希尔德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真正认识任何保守的共和党人，对于美国广阔地区的生活或政治态度更知之甚少，她便决定尝试倾听政治舞台另一边的声音。

霍克希尔德用了五年时间做了数百次访谈，倾听这些自感被美国联邦政府抛弃的白人工薪阶层的“深层故事”（deep story）。等到2016年“特朗普现象”出现之时，霍克希尔德已经不再感到惊讶，而由此写成的《故土的陌生人》也被各家媒体评选为解释特朗普上台现象的重要参考书目。

《故土的陌生人》，[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著，夏凡译，甲骨文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5月。

作为一名女性学者，霍克希尔德见证了女权运动在美国不断发展、融入美国文化的过程。三十年前，她在书中作出判断，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未完成的性别革命。三十年后，当我询问她，女性的处境是否变得更好了的时候，她的回答没有改变：真正的变革还没有完成。赋权不是女性主义的全部意义和终点，实现一个重视和共同分担照料责任的社会，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学思历程、性别身份与学术写作

从生活的“局外人”到社会学的“局外人”

新京报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女性学者还是寥寥无几。作为一名女性，是什么样的想法和早年经历影响了你，并最终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

霍克希尔德 ：年少时，我就希望拥有自己的事业，力所能及地让社会变得更好。现在回想，这种观念来自母亲对我的影响。我的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但她一直相信，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工作和事业。某种意义上，我正在实现母亲的梦想。

我最终会成为一名社会学者，与我早年的生活环境有关。我的父亲在外交部门工作，曾担任美国驻以色列、加纳、新西兰等国的外交官。因为这份工作的关系，我的家庭不时变更居住地，我的童年就流转在异国社会之中。

作为一个孩子，如果你感到不适应于周遭环境，生活就会变得困难。十二岁时，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国家，语言完全不通，也没有朋友，我的个子又高，穿着一双看起来很滑稽的牛津鞋——我在那里格格不入。身边的人不跟我说话，他们总是以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这位异乡人，这样的经历很难不成为我童年中的痛苦回忆。

对于那么小的我来说，我的不适应是难以想象的，但随着慢慢长大，我发现了这种身份的隐藏优势：观察社会的“第三只眼”。得益于这种特殊的早年经历，我得以逐渐将它们转化为一种“局外人”的观察视角。我意识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我自己仅仅来自一个小村庄。作为一个局外人，当我不再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受伤时，我就找到了一种几乎从外部视角观察自我的方式，这种视角最终帮助我成了一名社会学者。所以，如果你感到“不适应”，不要马上就放弃。

新京报 ：自1963年开始，美国女权运动逐渐形成规模。如今回顾历史，很多人把这场运动称为美国女权主义的第二股浪潮。在这场女权运动中，你做了哪些事情，看到了怎样的变化？过去的大半个世纪，哪些回忆仍然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霍克希尔德 ：我从五岁开始就自认为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思潮中，我也积极地投身于女权运动。

当时我在攻读硕博士学位，同时担任教导员。我注意到，很多女性硕博研究生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之后就辍学了。我与十几个社会学硕博士研究生朋友组织了一个“加州伯克利女性核心小组”（Berkeley Women’s Caucus），定期在我住所附近的公寓举办讨论会。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围成一圈，喝着咖啡，吃着蛋糕，互相交流问题。

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询问在座的各位：大家有没有遇到困难？每位成员都很礼貌，“没，没有什么大问题”。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结束了会议，并且以为大多数人对这类话题没有多大兴趣。然而，没有人离开。她们两三人一组聚集在一起，对话一下子就打开了，她们说出了那些她们在大群体中不能说的话。讨论着讨论着，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疑惑：为什么我们中的这么多人会（在求学过程中）感到沮丧。

美剧《英文系主任》剧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这些社会学系的学生开始探索社会学中的每一个核心概念。在定义“社会流动性”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父亲和儿子的薪资差距。但是，叙述中的女性在哪里？在工作社会学中，我们发问，什么才是“工作”？是否只有能让我们赚钱的才算是工作？家务劳动算不算？对有偿工作而言，为什么被追踪调查的女性都在这些领域，而男性都在另外一些领域？在宗教社会学中，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相关等级制问题又在哪里？女性能否以传达“圣洁”的方式执行“圣礼”？种族如何影响不同性别的人群？现实中，我们同学当中的有色人种又在哪里？在社会心理学中，女性被认为是更“情绪化”的性别，针对与女性关联更紧密的“情感”的研究在哪里？

这成了我后来的研究重点——情感劳动，这是一项在高速发展、女性从业人员占多数的服务业中的工作。（这种思路引导我在《心灵的整饰》这本书的写作中采访了大量空乘人员和收账员）。

新京报 ：就你当时的观察，类似的现象是否还发生在别的学科里？

霍克希尔德 ：我们发现，不仅我们社会学系的女生每周开会讨论这些议题，人类学系和历史系的女生也在做这件事，这不仅发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而且同时发生在美国全国各地的其他大学。于是，我们开始举行全国性会议，以便不同小组之间可以交流经验。

1969年，我在Transaction杂志上编辑了一份关于女性议题的特刊，其中包括了对于女性角色方方面面的讨论文章，这是我们小组热烈讨论后的成果。作为年轻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研究生，我们非常激动，因为这是这家杂志首次刊登讨论这类议题的相关文章。但是当杂志寄过来时，我们发现封面竟是一张女性的大图：她跪着、裸体、沉思中、非常脆弱（没有暴露私处），低着头。我们非常愤怒。我打电话给杂志编辑表示抗议，我们小组的其他成员和他们的朋友也加入了，总共有几十个人。一周之后，疲惫不堪的出版方打电话给我，要求我“道歉并停止乱咬人”（to apologize and “call off your dogs”），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后来，在下一期的杂志上，出版方刊登了一份致歉声明。

我是1913年以来社会学系聘用的第一位女性

新京报 ：女性核心小组后来怎么样了？离开校园之后，你是如何成为一名社会学者的？

霍克希尔德 ：在杂志致歉事件之后，从研究生课程中退学的女性开始减少了，一位做量化研究的小组成员追踪了这项数据。尽管如此，从1962年到1971年，美国仍然没有给女性学者提供相应的职业晋升阶梯（比如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以及终身教席）。我在其他学校教了两年书之后，受邀成为自1913年以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专业的第一位女性助理教授。当时校报《每日加州》（The Daily California）还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社会学系聘用了女性学者”。

新京报 ：这种女性身份是否给你带来了额外的困扰？能不能和读者分享你在职场中遇到过的“看不见的阻力”？

霍克希尔德 ：作为一名女性，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容易吗？我想说，这一点都不容易。当我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系，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之时，整个系所完全是由男性主导的。而正如我刚才所说，留校任教之时，我是1913年以来社会学系聘用的第一位女性。

当时我向学校提出要求，希望获得额外的时间，既可以从事严肃的学术讨论，也能有足够的闲余时间抚养孩子，陪伴家人。一开始，学校的回复是这样行不通。之后他们说，我们可以单独为你提供这项“特权”，因为你是女性，从事学术研究的女性非常少，这种情况以后也不会改变。我告诉他们，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特权”应当同样适用于男性同事。我的意思是，照料家庭的工作不应由女性独自承担，职场中的男性也需要为家庭投入更多的照料时间，这才是工作制度改革的方向。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变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初露端倪，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人的观念。

就这样，我在这所学校得到了一份工作，并且非常幸运地在努力争取之后获得了应有的权利。接下来，我的工作就是为此继续努力，帮助社会上更多的女性可以和我一样享受到这份“特权”，实际上这是我们应得的。为了实现这一步，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仍然需要一场性别革命。

美剧《英文系主任》剧照。

影响学术生涯的三个思想来源

新京报 ：在女性学者系列访谈中，我们采访了不少中国的女性学者。不少受访者反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重要的女性主义著作，比如波伏娃的《第二性》，成为她们重新思考性别平等的指路人，甚至由此走上了性别研究的道路。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哪些学者的研究对你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霍克希尔德 ：没有人逼迫我研究女性的生活，我就是想研究和评估这些问题，并在需要时改变用于理解女性生活的概念。当然，西蒙·德·波伏娃强调性别的中心地位，她的学说影响了我。除此之外，我也借用了C.赖特·米尔斯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全面论述，以及欧文·戈夫曼另类、大胆地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是影响我学术研究的三个主要思想来源。

西蒙·德·波伏娃，我钦佩她大胆地主张“性别至上”。后来，我开始发现她对人类理想的观点过于以男性为导向。在我看来，她想让女性“达到”男性的标准。这让我感到困惑，如果女性的理想是达到男性的标准，照料的文化重要性如何在这样的框架中显现。

欧文·戈夫曼，我钦佩他的敏锐观察力和用于冒险的精神——尤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精神病院：论精神病患与其他被收容者的社会处境》《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这几本书中。后来我开始想更多地关注情感，以及作为呈现纯粹感情的基础的情感管理。

其他（影响我的）人还包括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还有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巴瑞·索恩（Barrie Thorne）的研究，她们后来成了我的同事。在此之后，女权主义的后续发展也影响了我，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阶级至上”的女权主义）与激进女权主义（“性别至上”的女权主义）的争论，生态女权主义，黑人女权主义，等等，肯定还有更多。

《她在他的国》，[美]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著，朱巧蓓 / 冯南希译，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5月。

新京报 ：从1973年发表首部著作以来，你研究的话题非常丰富，但似乎总是跟随着时代的韵律，试图回答时代更迭中不断涌现的新困惑。在如此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是否有一条贯穿你所有研究的主线？

霍克希尔德 ：我的研究总体上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关于共情和理解，尝试从另一个人的头脑和内心想象这个世界的样子。另一条是观察一个特定的家庭、工作社区或地域现在的样子，同时想象在理想情况下它可能会是怎样的。有些人认为我的这种研究本质上是一条“理想主义者”的研究道路，但实际上它只是用这样的视角看问题：如果世界可以变得更好，那它可能会是怎样的？

新京报 ：很多读者读你的文字，都会产生相似的感受：尽管你采用了严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但你完成的作品却没有很重的“学究气”。相反，你讲述的很多故事不仅有趣，往往还很打动人心。在写作技巧上，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如何平衡学术写作和面向大众的写作？

霍克希尔德 ：我的确有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有时让我感到难过的是，学者们只是为彼此而写作，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学术圈里很多聪明的人，但有时为了某些绝妙观点和想法，他们会迷失方向。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分享给公众。

面向大众的写作，意味着把复杂的问题用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对我来说，社会学意味着关闭你内心的“警报系统”，暂停自我意识。你的工作就是，即使你在很多事情上并不认同他人，但仍然需要去理解和共情另一个人的感受和内心想法，因为是周遭的环境塑造了他们，正如他们塑造了环境一样。

我不断提醒自己，我在做的不是记录自己学到的东西，而是以这样一种特定的方式写作，以便将我所学转化为普通公众可以理解的语言。在《故土的陌生人》中，我试图向公众传达保守派群体的愤怒、失望和耻辱感，在我看来他们是被抛弃的精英，美国的蓝领阶层和底部中产阶层正在减少，全球化进程对他们并不友好，他们感到自己是失败者，同时这些失败者的精英固执己见，成为特朗普的追随者。我想了解这个群体，但我必须将我发现的东西转化成对方可以理解的语言。

未完成的革命

从家庭到工作：职场妈妈的双重负担

新京报 ：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你在中国最新出版，并引起大量关注的著作《职场妈妈不下班》。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89年，是你学术生涯早期的代表作。你在这本书中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双职工家庭展开了历时八年的追踪研究。有趣的是，尽管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距离，《职场妈妈不下班》2021年被译介到中国后，仍然激起了很多中国读者的关注和共鸣。你当初开始研究并写作这本书的动力来自哪里呢？

霍克希尔德 ：写作《职场妈妈不下班》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我的亲身经历。当时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同时也是一名年轻的母亲。我非常希望，自己的工作和孩子的幸福成长这两件事可以顺利地并进。但在当时，我还不清楚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

此外，当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整个美国社会都在发生着变化，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我认为，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停滞不前的革命”（a stalled revolution）。在今天，仍有三分之二的美国女性在外工作，大多数孩子成长在父母都要在外工作的家庭之中，而市场上几乎一半的劳动力由女性构成。男性工资正在下降，服务行业正在不断扩张，大量的女性涌入劳动力市场来弥补这些空缺。

社会的经济走向推动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社会的文化走向也鼓励她们这么做。但与此同时，社会观念还没有发生改变，很少男性会认为，能够做到发自内心地关心孩子、了解孩子的需求、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才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好男人。因此，女性在外的工作环境、返家后的家庭环境都没有改善，工作安排上没有灵活性，没有探亲假，也没有形成提供托儿服务的普遍文化。这些制度还没有适应女性不断变化的社会角色。我非常想要探究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以便我们能够解决正在不断产生的社会和家庭冲突。

通过写作《职场妈妈不下班》这本书，我试图说明，一个人如何理解男性和女性，真的会影响你的方方面面：你的生活是否幸福，如何表达心中的爱，因何事而感恩，以及作为个体如何走出职场妈妈的困境。我还想说的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它的性别认知以及工作场所的结构也需要随着女性身份的转变而转变。我们探索了这么久，至今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美剧《英文系主任》剧照。

新京报 ：写作《职场妈妈不下班》之后，你没有就此止步，并且进一步深入探索家庭—工作的二元危机。在1997年出版的《时间困境》中，你提出过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家庭和工作的角色已经被颠倒了过来，很多人回家后仍然在工作，又在工作场所完成家庭生活中的任务。二十多年后，你描述的这种现象有发生变化吗？

霍克希尔德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被劈成两半。“家成了工作场所，工作变成了家庭生活”描述了最上层的20%或30%群体的生活状态。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极端。

我住在美国的计算机中心——硅谷海湾的另一边。这里聚集了谷歌、脸书、苹果等大公司的总部。许多员工在公司吃早餐和午餐，然后将预先准备好的晚餐装在饭盒中带回家。他们在公司里锻炼身体。在某些工作场所，员工还可以将需要干洗的衣物带到公司，下班后再将其取走。有些人会在每天上班时喂养寄放在公司的热带鱼。你所有的同事成了你的“邻居”，他们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邻居”都去上班了。

这种减少“第二轮班”的生活看上去很有吸引力，唯独忽略了一件事：孩子们去哪里了？老人去哪里了？当你的同事们开始寻找新工作时，你所生活的社区也开始变得不稳定。如果一名员工被解雇了，这位失业员工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也会像纸牌效应一样彻底坍塌。

故事的另一面则是，对于底层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来说，工作职位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处于“零工经济”中的劳动力不能确定自己每个月都能拿到全额薪水，所以他们更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家里，在“第二轮班”中建立以家庭为基础的社群并在这样的社群中分享生活和感受。劳动力的上层面临着工作—家庭的严重失衡，而劳动力的下层则对实现这种平衡所付出的代价感到焦虑。

新京报 ：对于工作的种类给个人情感带来的不同影响，你还做过细化研究。在1983年出版的《心灵的整饰》中，你首次提出了“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这个概念时至今日仍然被很多研究人士引用和借鉴。哪些类型的工作属于情感劳动？为什么说这类工作的特殊价值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和尊重？

霍克希尔德 ：当你外出工作时，你的行为通常被理解成一种经济行为，即你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这是一种经济视角，但实际上，社会中还有很多工作，尤其是不断发展的服务业，即我所称的“情感劳动”。

情感劳动需要工作者整饰私人的情感，包括唤起正确的情感，以及抑制不恰当的情感。这类工作包括了教师、记者、医生、护士、日托、老人护理、工人、律师和法官，等等。比如，你是一名幼童保育员，当小孩子对你厌烦生气、撒泼打滚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善于整饰自己的情感，理解孩子的反应因何产生，并用合适的方式安抚孩子。如果你是一位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当乘客因为找不见行李而向你大发雷霆的时候，你依然需要保持友好的职业态度，向乘客表达歉意：“非常抱歉，先生，我们这就寻找您的行李。”做好这些事情并不容易，情感劳动就是一类在接受他人愤怒甚至不受欢迎的关注之时进行的工作。

我在《心灵的整饰》中特意区分了这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区别，并期待情感劳动得到公众更多的关注和赞赏。为此，我采访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类型的情感劳动者。有一些类型的工作会激发顾客对优质服务的需求，你通过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让顾客得到他们想要的。从事这类情感劳动时，你需要表现得比平时更加友善，顾客才愿意接受你的服务；与之相对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情感劳动，比如收账员，他们的工作是让你为刚刚买下的东西或服务买单。为了达成这类工作的目标，有时你不得不表现得比平时更加吝啬刻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工作介于这两种极端类型之间，它们都需要你在从事工作时唤起正确的情感。这些都是情感劳动的成本，公众需要敏感地意识到这类工作的特殊性，并给予适当的鼓励和褒奖，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既依赖情感劳动，又不能滥用它。

《心灵的整饰》，[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著，成伯清 / 淡卫军 / 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月。

女性主义真正的硬仗还在后头

新京报 ：回首过去的三十多年，社会上女性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多了，最近几年的女权运动也在世界各地激起回响。为了实现性别平等，你觉得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霍克希尔德 ：这场性别革命在我看来还没有结束。美国的女权运动有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认为，在塑造社会的过程中，女性应该拥有平等的声音和权利。我们还远未实现这个目标；但还有另外一件事：传统上，女性被赋予养育家庭和社群、照料他人的角色。女性主义的第二种声音认为我们要向前推进，这些事不能仅仅由女性去做，也应该让男性共同承担。工作并不是全部，生活不仅仅与经济和金钱有关。照料家庭、维系社群不仅仅是女性的事，也应该是男人的事。

我所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多听到的是第一种声音，即女性需有平等的权利。但要我来说的话，我们其实还在一些传统观念上挣扎，我们应该推进第二种价值观，这也是女性主义最原本的含义。

新京报 ：你指出的这两种女性主义价值观，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推进第二种价值观会促进第一种价值观的实现吗？

霍克希尔德 ：对我来说，女权主义的两个目标——平等和照料伦理之间没有矛盾。我们需要问的是：“在什么方面上的平等？面向谁的平等？”在一个尊重“斗士”（warrior）的社会中，性别平等的理念赋予了女性作为平等的斗士的角色。也就是说，在一个地球面临污染的社会中，平等意味着女性和男性在同样地污染地球。因此，我们需要同时考虑平等和照料伦理。我们需要用两只眼睛来看，用两只耳朵来听，我们可以同时顾及平等理念和社会理想。

我想分享我的一篇演讲《男性职业的运作机制》（Inside the Clockwork of Male Careers）的最后一段，这篇演讲论文于2003年重印，但它仍代表了我现在的观点：

回顾过去二十五年以来的整体（美国）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运动在某些方面已经通过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描述的“通过融合进行抵抗”的过程，进入了美国生活的主流。美国文化融合了女性主义运动中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部分，但它抵制了女性主义其余的内容，它融合了女性主义强调的同工同酬和多元化理念，但没有对女性想要参与的制度性优先事项提出过任何挑战。在我看来，真正的硬仗还在后头。

采写/李永博

编辑/青青子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