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帝国曾如日中天，连清朝都要退让三分

一、相遇帕米尔

1759年，正值乾隆二十四年，清朝消灭准噶尔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统一了西域。势力直抵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此时的阿富汗，政治格局同样处于激烈的动荡与重组之中。

18世纪中叶，中亚霸主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土崩瓦解，1747年7月，曾为纳迪尔沙赫麾下将领的普什图部落酋长艾哈迈德在坎大哈称王，开创了杜兰尼帝国，为近代阿富汗民族国家的前身，并于在位期间不断对外扩张，征服了西起呼罗珊，东至克什米尔，北抵阿姆河，南达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1751年前后，艾哈迈德沙赫发起远征，使巴尔赫（今阿富汗北部）、巴达克山（今塔吉克斯坦的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和阿富汗的巴达赫尚省）和兴都库什山以北其他省份纷纷降服，将势力延伸到帕米尔高原西南地区，从而与同时期进入中亚的清朝迎面相遇。爱乌罕、鄂罕就是中国当时对阿富汗的称呼。

1760年清政府在将浩罕、巴达克山等国纳入了清朝的宗藩体系之后，还遣使前赴布哈拉汗国与痕都斯坦，意图与当地政权建立官方联系，不过功亏一篑。

巴达克山既与清朝确立了宗藩关系，又臣服于阿富汗，那么也就是说其处在“两属”于清朝和阿富汗两大帝国的一种不稳定状态中。清政府对于巴达克山的这一情况并非不知情，但清朝对此采取宽容态度。

清朝也知道那时候阿富汗的强大，1762年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等报告说，阿富汗入侵旁遮普，及其后与马拉塔人作战并平定克什米尔地区叛乱的情况。清朝非常慎重对待此事。1762年，新柱等人又报告，克什米尔的呢雅斯伯克派古尔班伯克赍进奏章，称自己本来是喀什噶尔人，有叶尔羌等各城回众约四五百户在克什米尔，愿意取克什米尔献给清朝。但是清朝认为路途遥远，而且中间隔着土默特鞭长莫及，克什米尔又在阿富汗统治之下，所以不必办理。

所以清朝统一西域初期，清楚地知道阿富汗国力强盛，对于帕米尔以西各国“能约束所部，永守边界，不生事端”，采取羁縻政策。对阿富汗采取了尽量避免冲突、承认其势力范围的态度，小心翼翼地维护两国间的和平，但并没有与之建立并发展官方关系的强烈意愿。一言以蔽之，清政府的中亚政策满足于维持现状。然则“树欲静而风不止”，怀有帝国野心的艾哈迈德沙赫绝不会对影响力已经越过帕米尔高原的清朝视而不见。于是随着阿富汗单方面不断采取行动，其与清朝的关系很快便复杂化起来。

二、礼仪之争

1762年，新柱等人向清廷报告：巴达克山使臣要随同阿富汗使臣入京，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巴达克山臣属于阿富汗的政治含义。但清政府对此并没有表达异议，并对阿富汗使臣的“朝贡”高度重视。乾隆特意指示：“爱乌罕系一大部落。其使人初次经行内地，天朝百技，俱所未睹。所有经过各省会，理宜预备筵宴，陈设戏具，以示富丽严肃”，并准备派遣专使随同阿富汗使团回访该国，表达了与对方建立稳定关系的意愿。然而，阿富汗使臣的表现却令高宗大失所望。在官修史志的记载中，此次“朝贡”的过程是顺利的，阿富汗也从此与浩罕、巴达克山等被一并列为清朝的藩属国。但实际上，这些记载中均刻意隐去了此次“朝贡”中因“礼仪”问题而引发的外交风波。

1763年，阿富汗使臣抵达北京面见乾隆，仅仅跪呈奏章，却不肯叩头，恳请仍然以伊斯兰教礼仪朝觐。军机大臣斥责阿富汗使臣，说大皇帝乃天下一统之君就算俄罗斯、西洋人以及从前准噶尔人等来朝，无不行以叩拜之礼。君即如天，你们难道也不拜天吗？和卓才勉强行叩拜之礼。

阿富汗使臣拒绝叩头，影响乾隆的脸面，也是一种政治宣示，即不承认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和宗藩之间的君臣等级秩序，是对支撑清朝统治合法性的传统世界观的否定。这无疑给清朝统治集团造成了极坏的印象，提高了对阿富汗为代表的中亚强权的戒心。俄罗斯的情报也印证了这件事。

即便是经过粉饰的清朝正史记载中同样也有显示出阿富汗此次“朝贡”别有意味的蛛丝马迹。清政府在接待阿富汗使臣时，除照惯例安排觐见、宴请等活动外，还特意邀请其观摩了八旗军队的大规模阅兵和演习。从之后乾隆颁布的上谕来看，此次阅兵是一次临时决定。很显然，在察觉到阿富汗方面不友好乃至对抗性的姿态后，清政府通过阅兵展示武力，以达到威慑的目的。而在阿富汗使臣呈递的国书中，于委婉客套的外交辞令之外大肆吹嘘该国军队刚刚在印度北部对马拉塔人取得的潘尼帕特大捷，标榜艾哈迈德沙赫的武功，实际上也隐含着以武力恫吓清朝的意味。

对此乾隆说：“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赏善罚恶，惟秉至公。尔此次因素勒坦沙抒麇遣使，其循理守分可知。且如尔奏，数年来各处攻战，未获稍安。则尔之属人，亦殊劳苦。尚其和协邻封，休养部落，俾群享太平之福，以受朕恩泽于无穷”，尽管语气委婉，实际上批评了艾哈迈德沙赫的穷兵黩武。当阿富汗使臣回国时，高宗指示“爱乌罕爱哈默特沙，初次遣使入觐。曾降旨各省督抚，沿途筵宴。今该使臣礼毕，回伊游牧地方经过处，应供给之项仍当妥协照料，不必筵宴”。这实际上有意降低了返程时的接待规格。

在这种背景下，乾隆改变了对阿富汗政策。认为阿富汗未来可能会司机纠集巴达克山、安集延等人骚扰中国回疆地方。所以目前暂时办理哈萨克事宜，全力应付回疆地方，最好军事斗争准备。换言之，清政府已经把阿富汗当做西域安全稳定的潜在威胁。

阿富汗使臣的举止，也影响了清朝对于整个中亚的政策。1764年，巴达克山君主素勒坦沙呈文称“今有布哈尔之诺罗斯伯克、达雅尔伯克二人，至巴达克山。闻我等归附后身受重恩，其汗阿布勒噶子等情愿率属归附”。这一情况与当初阿富汗遣使十分相似，不过此次清政府却没有应允其请。这固然与当时清政府与巴达克山关系不佳有关，但也反映出自从阿富汗挑战了清朝的“天朝”秩序之后，清政府对进一步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特别谨慎，在充分考察对方的“诚意”之前不愿有所表示。事实上，清政府从此再也没有与其他中亚国家建立官方关系。清政府称阿富汗为“葱岭以西回部之极西境”，认为“过此即为西海”，就世界地理而言这一认识显然是错误的，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清朝官方外交在中亚的极限。

三、“反清联盟”

那么阿富汗方面的真实意图又是如何呢？很多学者根据俄文史料，普遍认为当时艾哈迈德沙赫从宗教立场出发，对清朝怀有深重的敌意，并组织了针对清朝的军事联盟。但是中国学者并不赞成这种观点。

因阿富汗使臣的行为，此后双方几乎没有发生过直接接触。而据说曾加入所谓“反清联盟”的浩罕，因其君主额尔德尼伯克企图霸占清朝属部所有的鄂什地区而与清政府发生了矛盾，双方交涉比较频繁，有关阿富汗与浩罕进行串联的迹象，正是在清、浩双方围绕鄂什争端展开交涉的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根据俄文资料，阿富汗军队似乎在1763年开到了浩罕和塔什干之间，但很快就撤离了。

在这些串联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并特别为清政府所重视的并非是所谓“反清联盟”的“盟主”，已经因北印度的军事失利以及国内变乱而焦头烂额的艾哈迈德沙赫，而是浩罕的额尔德尼伯克。究其原因，则在于1763年的阿布都喇依木事件后，额尔德尼伯克恐惧清朝会因此对浩罕用兵，采取了很多防范措施，其中也包括四处联络外援。不过这些活动很难收到实效：可能起到领导作用的艾哈迈德沙赫正自顾不暇；费尔干纳谷地西面的霍占特、乌拉特佩等地统治者则正与额尔德尼相互攻伐；游牧的哈萨克各部也与浩罕等中亚政权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利益冲突，在此情形下，很显然难以仅凭借宗教因素将这些政权团结起来。

由此可见，所谓“反清联盟”的脉络大致如下：为了巩固其在帕米尔西南地区的征服，并为进一步向兴都库什山以北扩张打下基础，艾哈迈德沙赫希望填补准噶尔部崩溃后所遗留的权力真空，因而利用了中国西域周边各政权对清朝的疑惧心理，以共同宗教信仰为号召，试图在当地树立起领导者的形象。为达到这一目的，艾哈迈德沙赫自居为中亚“伊斯兰世界”的代表，遣使向清朝“示威”。

他或许还有采取进一步行动排斥清朝势力的打算，然而很快由于阿富汗本部和印度北部地区发生了变故，其进一步扩张的企图已化为泡影，自然无心无力再向兴都库什山以北投入资源。至于因企图向东方扩张而与清朝发生争端的浩罕，则希望凭借艾哈迈德沙赫的声望延续中亚各国间的关系以同清朝抗衡，但因为这些政权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远大于其与清朝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一目的是无法实现的。共同的宗教信仰是所谓的“反清联盟”可能存在的最主要依据，然而尽管在方便的时候，中亚统治者经常利用宗教旗号为其扩张和掠夺制造法理上的依据，但宗教毕竟只是工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各国君主们很愿意与“同教”的邻国刀枪相向，而与“异教”的清政府握手言欢。

所谓中亚“反清联盟”即便曾经存在，或者说曾有形成的趋势，也只能是在清朝刚刚统一西域以及艾哈迈德沙赫将扩张矛头转向兴都库什山以北的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其范围和作用都是很有限的。相对于中亚各国之间频繁的争端而言，这些政权与清朝之间的关系反倒是最和平的。至于清政府最终就鄂什问题与浩罕达成了妥协，则是由清朝中亚政策一贯的保守主义本质特征决定的，并非是迫于外部威胁。

乾隆一度担忧反清势力的内外勾结，但事实表明浩罕君主对乌什并不关心，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但无论是在官修史志还是档案资料中，都难以找到可以证实乌什暴动者与阿富汗有联系的线索。

除乌什事变外，其后阿富汗对巴达克山的入侵也被一些外国人视为与所谓“反清联盟”的活动有关，但这显然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765后后，那些曾经与艾哈迈德沙赫联络的周边政权，均与清政府维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彼此间却在征战不休。1767年，浩罕与哈萨克中帐为争夺塔什干城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哈萨克中帐汗阿布赉还为此请求清政府支援大炮以便攻城，而清政府的态度则是力促双方和解，并安排两国赴京朝觐的使臣会面约谈。哈萨克各部与清朝一直保持着稳固的宗藩关系，正常履行各种权利和义务，历代汗王均定期派遣使臣朝觐，并接受清政府册封，直到1877年。

浩罕在乾隆年间与清朝虽有矛盾，但由于此时该国的扩张主要指向西方，清浩关系是平稳的，乾隆对额尔德尼伯克及其继承人纳尔巴图的“恭顺”总的来说十分满意。国外学者也认为，额尔德尼承认了中国的最高统治权。由此可见，所谓“反清联盟”至此已经完全烟消云散了，与之后数年阿富汗入侵巴达克山的战争更是完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