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清朝接受此人策略，中越必定以红河为界

提及19世纪下半叶的清朝，很多人油然想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标签。这个标签固然是对的，但是无法精准概括和描述那时候清朝的复杂情况。

晚清政府虽然腐败无能，但其实在甲午战争之前，尚不至于一推就到。想当初，太平天国起事被平息之后，清朝还没来得及喘气，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西北民变、阿古柏入侵新疆建立政权、西方和日本对于东南沿海虎视眈眈是最大的内忧外患。但是由于当时有识之士如左宗棠等人努力，一举挫败白彦虎势力和阿古柏势力，收复新疆，当时局面为之一振，西方国家看到了清朝的决心和力量也不敢采取太多断然措施。

同时，当时由于长期和西方国家和战谈判、借助西方力量对付太平天国以及洋务运动等因素，中国和西方接触越来越密切，确实涌现了一批有识之士，他们有理想抱负、懂国情又懂国际法，“知欧知美知日”，因工作原因得以亲临欧洲实地，对于外国也花了一些时间进行研究，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已经有了一个飞跃。

事实上那时候清朝的军事潜力比我们想象得要大不少，收复新疆之战、中法战争等都说明了清朝并非不能一战。仅是求和派的阻挠，导致很多结果不如意。

虽然，那时候的有识之士比我们想象要多、军事潜力比我们想象要大，但是政治和行政上的改革却踟蹰不前，仅仅局限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局面，浪费了大好光阴。

那时候清朝最大的弱点在于：一是对于国家发展缺少远大理想和规划，没有积极奋进目标的政权自然没进取心，只顾统治集团极少数人的利益，甚至抱有所谓“保大清不保中国”的理念；二体制上的自我内耗，为了少数人利益，打压先进理念及有识之士；三是主导政局的统治者因曾经遭遇战争失败而惧战畏战避战，只顾得过且过及眼前之贪腐，不愿意放手发展民间经济、增加军事实战，而很多军队仅是虚张声势、虚有其表，所以后有甲午海战的全面溃败。

其实从对待法国逐步侵略越南的历史过程中，清朝的上述特点暴露无遗——而清朝在越南问题上的应对失当，让日本等国彻底看穿清朝，引来甲午战争失败之巨祸。列强竞争，倒下去的必然成为其它国家的猎物和美食。清朝白白错过了良机。这是愚昧的清朝的必然历史宿命。

早在19世纪40年代，法国就瞄上了越南，此后逐步占领“交趾支那”。法国明明知道越南是清朝的藩属国，见清朝无动于衷，于是得寸进尺。到了50年代，法国加快侵略越南的步伐。1852年，法国派使者到越南，提出了传教、通商、建立领事馆的要求，遭到拒绝。

1858年8月，法国联合西班牙进攻岘港。次年一度攻下西贡，后因为调动军队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而撤出。1861年法国再次攻下西贡，并占领美荻、嘉定、定祥、边和等地。1862年，越南阮朝向法、西求和，并签订了《西贡条约》。大致内容是：

越南割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和昆仑岛给法；越南赔法、西战费四百万法郎；越南开放岘港、巴喇、广安三港口为商埠，法、西可自由通商；法、西传教士可在越南全境自由传教；法商船和军舰有权在湄公河及其支流自由航行；今后，越南与其它国家发生交涉时，如无法皇同意，不得批准。此一条约，成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开端。

1873年，法国又派兵占领河内，不久被中国黑旗军刘永福打败。法国改变策略，派人和越南议和，法国归还河内等地，但获得勘察红河之权利。

1874年越南受法国的压力，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外交受法国监督；法国占有整个南圻，在越南享有治外法权；开红河和河内、海防、归仁三港。这固然是进一步吞并越南的行为，不过越南和清朝依旧保持宗藩关系。1875年，法国要求清朝从越南撤出军队，并要求滇越通商，越南危机彻底变质。

更早的时候，清朝有识之士，比如曾纪泽等人已经意识到中国边疆危机不可避免，主张学习欧洲在东亚各国如高丽、琉球诸国之间建立“公法”，以保境安民，但是清朝想得多做得少。很多主张仅限于朝廷的讨论，没有付诸实施。面对越南危机，清朝内部有好几种观点，主要包括：

第一、放弃藩属论。这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他认为中法之间绝对不可以启动战争，极力主张求和，即使失去越南这个“藩属国”也在所不惜。曾国荃观点近似，他认为既然越南自作主张和法国签订条约，事先不和清朝商量，没有尽义务，那么清朝何必履行保护越南的义务呢？还主张接受法国提出的滇越通商的要求。慈禧因以往战败的痛苦经历，倾向于这一立场；李鸿章等人应是揣摩上意，故提出这样的观点。

第二、藩属实质化论。这派以曾纪泽、薛福成和左宗棠为代表，他们认为如果轻易放弃越南，会在朝鲜和琉球等国产生连锁反应。所以中国应该积极干预。他们认为法国是西方列强中比较弱的一个，而且和英德等有矛盾，缺少朋友。他们主张把越南变成清朝控制更加严厉的藩属国。

第三、主战自强论。主要代表人物是一些边疆大臣，他们对于边疆危机最有切肤之痛。他们认为，中西的体制不同，无论如何东方的宗藩体系应该予以维持。

第四，清议派的主战主张。他们并不掌握军权，是以翰林院学士等为主庞杂群体，他们一方面看到了所谓“中兴”的景象，一方面也了解到法国的孤立和虚弱。他们的观点是最激进的。

可以说后三者都属于主战派。其中曾纪泽等人长期在欧洲工作生活，与欧洲打交道比较多，了解和熟悉欧洲各国，同时又身居高位，对于中国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他们的观点最接近实际，也最有可能实现。

曾纪泽认为，如果轻言放弃越南，任由法国胡作非为，那么云南和广东（那时候广西和越南不接壤）就直接暴露在外国面前。他们认为，既然清朝通过洋务运动，有了新型的“水师”，应该让他们在战场上比划一下，一是显示决心和力量，二是也是极好的锻炼机会。

那时候的法国，在普法战争之后一蹶不振，国内也不够团结，曾纪泽认为法国财力有限，“不能发兵二万人东行。”，同时对李鸿章说，“法人与西洋无一友邦，内顾多忧，则远谋易馁。”即使清朝不能一战而胜，但越南离中国近，法国远，而且越南比较贫穷，法国无法以战养战，清朝则可以以逸待劳。一旦时机成熟可以再次发动战争。

曾纪泽还主张利用国际法武器对付法国。还主张强化为越南的实际控制。主张效仿西藏的例子，派驻越大臣。

薛福成支持曾纪泽的看法。他认为，中越的宗藩关系应该赋予更实质的内容。薛福成更加激进，建议更加具体。他觉得清朝不能被不干预越南内部事务所局限。要学习西方国家，“西洋于半主之国，无不遣使驻扎。”所以应该强化在越南的驻军。

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空谈宗主国的“虚名”，更重视对于战略要地的控制。曾纪泽意识到红河的重要性，云南通过红河航运，10天可以到海口，所以主张清朝实际控制这个河道。“宜以力护助越南，保守该江，不使他国据以逼我。”薛福成更进一步，他说万一中国无法保护越南，不幸被法国吞并的话，“则中国应划江而守，将三分之一的越地占为己有”。这样也不至于被列强完全看轻。

当然，薛福成的本意是保住越南的全境，并使越南成为清朝实质上的藩属，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不大听话，清朝又缺少有效措施，仅仅是名义上的藩属国。分割越南领土在他们眼里仅仅是“中策”而已。

曾纪泽还试图借鉴欧洲“缓冲国”的理念，希望清朝能接受自己的观点。例如像比利时、瑞士这些小国存在，是为了分隔大国，避免直接冲突。也就是说，即使不把越南当做藩属国，也应该让其存在成为缓冲国，而不是让法国吞并。

由于曾纪泽掌握欧洲最新动向，其观点在清朝朝野有一定影响。但是当时清朝体制，官大一级压死人，即使赞同或符合的人再多，也拗不过慈禧和李鸿章畏战惧战避战之心。所以才有后来1883-1885年中法战争“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的笑话，而且也成为甲午战争全面失败的远因。

历史固然没有假设，但是可以借鉴兴亡之道。古人云：好战必亡、忘战必危。事实上，我们也应该明白惧战畏战避战也是十分危险的，很多情况下需要以不怕战争的决心才能更好地避免战争，当然这是要有实力为后盾的。以史为鉴，今天我们面对边疆及海洋问题的时候，是否也可以获得不少有益的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