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当京官，很穷的！

进士及第，在古代人的眼中往往是通往大富大贵之路的敲门砖。

然而，清代京官悲苦的生活状况几乎是所有清史研究者公认的，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到底哪一方才是真实呢？

19世纪末，著名的维新变法运动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曾经就北京官员的日常生活之凄苦做过总结：

“京官苦寒，尤世所无。即大臣岁入仅数百金……故自大学士至七品京曹，苟非望得总裁、主考、学政、房官阅卷之差，以认门生……”

意思是说，京城官员生活的艰辛，是世上其他人难以比拟的。

即便是列于朝廷的高官，一年收入不过数百两银子的也比比皆是。

（19世纪中期在北京租一套像模像样的房子，一年租金也在八九十两上下，加上仆役与衣食、人情来往，根本不是百余两俸禄可以承担的）

从大学士到七品芝麻官，满朝的文臣都盼望着自己能去主持科举考试，这样一来，中举者皆视自己为老师，认了这一群门生方能得到他们的孝敬以维持家计。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更是京官穷困生活的形象代言人。

早在他中进士被任命为刑部主事时，他就曾因为京师的生活费用而不想赴任。

后来迫不得已带着一家人去了北京，平常也只能朝廷发放的粗粮勉强过活。

一件布袍子穿了十年，刘光第都不舍得扔掉。

上班时候则更为凄惨，刘光第的家和衙署之间相差了十里路。

为了省钱，每天他都步行上下班，等于一日暴走二十里，只有在下起倾盆大雨，道路泥泞实在难以行走的时候，才会偶尔叫一趟车。

当然，京城中也有利润丰厚的肥缺部门，比如户部。

以侍郎一级为例，清朝户部侍郎光是餐饭补贴就比礼部侍郎高16倍，这一项就能领一千多两银子。

在朝廷大肆卖官鬻爵以筹集资金应对国难的晚清，户部官员的收入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因为按照规制，买卖官爵都要从交纳的银子中抽取一部分手续费，由相关官员瓜分。

以国子监来说，每年就能靠这样的手续费进账十几万两，国子监祭酒一人就能得到五千两银子的报酬。

另外一种油水巨大的部门就是各银库的负责人。

道光二十三年时，北京银库发生监守自盗案件，清点的时候竟然发现库中历朝累计被盗走的白银多达925万两以上。

库银看守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赚取额外收入，比如假借库银的成色不合格，对运送库银入库的解饷者们百般刁难，让他们花钱疏通自己。

而朝廷派来稽查银库情况的官员，往往被看守们贿赂，对这种盗取库银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此下来，难怪一查便有近千万的亏空了。

当然了，此等肥差终究不过只能落在少数人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