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苓王海鸰等分析文学改编剧：寻求年轻人共鸣，但不会刻意迎合

1982年，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一经面世，便引发读者强烈共鸣。41年后，由阎建钢执导，陈晓、李沁领衔主演的《人生之路》播出，同样引发了当代青年对于人生和理想的讨论。从《平凡的世界》《人世间》《人生》再到待播的《繁花》等作品，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进入了爆发期。对于严肃文学的影视化，如何找到严肃性和当代价值间的微妙平衡，本报记者专访了电视剧《红高粱》《幸福到万家》编剧赵冬苓、《人生之路》总制片人魏巍，以及《人世间》编剧王海鸰、导演李路等业内人士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在他们看来，当下影视工作者对于严肃文学的“再创作”，希望在回望过去几十年时代变迁的同时，融入契合中国社会真实发展逻辑的内容，产出能够引导观众思考的作品。

《人生之路》改编自路遥的小说《人生》。

丨为什么改编丨

回看过去，展现历程，何以成就民族复兴

2015年，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播出，镜头中营造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质朴的怀旧气息，让不少观众被“戳中泪点”；2020年，改编自陈彦同名小说的电视剧《装台》播出，聚焦“装台”工人这一底层群体，以温热的生活质感打动人心；2022年，根据梁晓声同名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改编的《人世间》作为央视开年大戏播出，该剧收获了口碑和人气的双丰收；同年由郑晓龙执导，赵丽颖领衔主演，改编自《秋菊打官司》的电视剧《幸福到万家》热播，再度掀起严肃文学的改编热潮。

严肃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思想性和时代影响力深远，其文字经得起时间考验，也经得起不同时代读者的反复回味。路遥中篇小说《人生》在问世来的四十年中，激励了几代年轻人，《人生之路》部分取材于《人生》，以上世纪80年代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起点，讲述了高加林、刘巧珍等一批青年人在抉择中突破困境，找寻自我人生的故事。在魏巍看来， 今天看《人生》看到的不止那一代年轻人的人生困境，更多的是那一代人怎么样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成就了民族今天的复兴之路。

《人生之路》讲述了高加林等一批青年人找寻自我人生的故事。

《秋菊打官司》原著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初，赵冬苓坦言，到改编《幸福到万家》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包括农村迈向现代化的步伐迅猛发展，中国的农村也在慢慢从宗法式的农业文明迈向现代文明，一大批像秋菊这样的农村女孩，个人意识逐渐开始觉醒，和以前赖以生存的环境决裂，迈向城市文明和现代化社会。而 《幸福到万家》切中的正是当下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社会热点，以及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建设。这是今天当下社会所面临的课题，和小说的故事延展是能连接在一起的。

《幸福到万家》讲述了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破除传统陋习，带大家致富的故事。

《人世间》原著虽然创作于2017年，打动人心的同样是时代发展中人的变化，全剧围绕周家三兄妹的成长，呈现了跨越近五十年的时代变迁。在导演李路看来，这么多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发展成现在这样，经济总量发展到这般规模，描写工人阶层的影视剧实在不多。其中经历了布票、粮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飞速发展、高速发展的几十年。“这确实就是我们经历过的变迁、飞跃，这是令世界瞩目的，我们用这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社会几百年的发展历程。”编剧王海鸰通过《人世间》真切感受到上世纪70年代底层老百姓的生活，“他们这么穷，这么苦，依然能够顽强生活。那时候那么困难，大家还能一块度过来，真的不易。”同时，《人世间》也给王海鸰带来了思考，“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强大过、软弱过、被欺负过、贫穷过，但是永远没有被征服过，永远没有被同化过。我在想，这其中，到底什么在起作用。”

《人世间》剧照。

丨改编有什么意义丨

对现实里无数普通人的善意注视

《红高粱》《秋菊打官司》两部文学原著分别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但其中塑造的主人公都具有鲜明的当代性。秋菊尽管从小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农村，但她不是一个活在别人期待中的传统农村妇女，她是一个为自己而活的女性。在赵冬苓看来，秋菊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一步一步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坚持打官司，正是她的自我意识在觉醒，她活成了一个真正的现代女性。其中所传递出的“ 女性做自己”的理念，时隔三十年后，也依然为当下年轻人所推崇。

《幸福到万家》的女主人公非常有主见。

和秋菊一样，《人生》小说主角高加林当时所面对的城乡隔阂、发展空间受限等人生困境，也一直促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度思考。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镇化水平还比较低，大量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和小城镇，他们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向往会更加强烈。不光是高加林，所有年轻人内心都带着这样一种渴望，向往大城市、向往不一样的生活。魏巍表示，剧中高加林 不愿向命运屈服的精神被放大，时代变化下的人生抉择成为作品底色，展现了更多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的痛苦与挣扎，放在今天同样能够引发观众共鸣。

严肃文学的文字故事往往浓缩着作者对时代或一种人物的深刻思索。在路遥原著中，青年们经历漫长的摸索和困境后，迭代出更成熟的自我，原本的困境在自身努力与时代进步中不断破局。《人生之路》将人物的命运从上世纪80年代延展到新世纪，对原著“结局”进行具有时代性的续写。原著《人生》中，讲的是高加林想要挣脱黄土地却求而不得的人生，看上去是对感情的选择，实际上则是对“扎根”还是“向上爬”的抉择，最终结局呈现了一种宿命般的悲哀。而《人生之路》中，续写了高加林的结局，在重归黄土地之后，高加林坚持文学创作，拥有了再一次走出去的机会。魏巍表示，续写的结局更多还是出于对顽强又现实的高加林的未来的一种宽厚的猜测，而这种猜测也来自我们对现实里无数普通人的善意注视，“ 在命运的波折面前，今天的年轻人面临这样一个蓬勃的年代，无论我们遭遇再多的痛苦，也不会比高加林更痛苦。如果高加林在那种痛苦中，能重新找回自己人生的道路，重新走出自己人生的辉煌，那么今天的年轻人就更没有理由放弃了自己。”

丨改编难度在哪里丨

把小说里表现的东西外化、影像化

严肃文学的强文学性也给改编带来了很大困难，与原著小说相比，剧版《人世间》涉及面要多、广，要立体地反映特定时期、表现工人阶级。王海鸰坦言，电视剧是戏剧和文学的结合，这种方式决定了无巧不成书。一唱三叹，一波三折，起承转合是必需的，“难就难在这个地方，要把小说里表现的东西外化、影像化。人物所有的心理活动不再是文字描写，必须让他行动起来，这是比较困难的。”

《人世间》剧照。

魏巍曾经参与过《红高粱》《人生》等多部严肃文学的影视化，在他看来，改编过程中的一大挑战就是，既要从文学经典汲取丰厚的营养，又需要不断地用时代的眼光去解读文学经典，与时代同频共振。比如《人生》年轻人经历的挫折、痛苦，是一代代年轻人都共通、都会经历的，只有看到共同的痛苦和挣扎，才能收获共同的力量感；而《红高粱》每一个瞬间中呈现的，都是真实、果敢、大胆的新时代思维，带来的是开放思想和封闭社会风气间的矛盾，呈现了一个实实在在却世间独一无二的“乡土中国”。

此外，从影视创作角度，严肃文学的改编在保留原著内核的基础上，也同样需要融合时代笔触进行改编。《人生》原作中有着“民办教师被顶替”的情节，在《人生之路》改编为高明楼的儿子高双星顶替了高加林的大学名额，这也是剧中最突出的一个改编，改编后戏剧冲突更强烈，被顶替造成的后果，给主人公的打击更巨大、更持久。高考的冒名顶替集中爆发在上世纪80年代，但是高考冒名顶替作为案件，作为社会热点事件，是前几年才暴露出来了。魏巍表示，这个情节改动在那个年代符合当年的历史逻辑，生活逻辑，现实逻辑，但又是当下的观众非常有感触的社会热点话题，用它来替代原著中的民办教师资格被替换，是继承了原来路遥的文学内核和戏剧逻辑，并且把它顺利延展到当下，让当下的观众能够更加的同频共振。

丨怎么让人物更生动丨

赋予人物更多温暖、明亮的基调

《人生》要改编成电视剧体量不够，在改编过程中，一方面在时空上大幅延展，一直延伸到和大家现在的生活比较贴近的状态；另一方面通过增加新角色、调整老角色，拓展成群像戏，众多角色都在人生中不停地面临关键节点的抉择。据魏巍介绍，《人生》在改编过程中，有一些改动是考虑到更符合当下的审美，更容易被当下年轻人所接受，比如相较于原著高加林身上仍然背负命运的枷锁，但也随时代的发展赋予了他从中挣脱的可能性，让他拥有了更广阔的实现人生价值的通道；剧中描绘了刘巧珍对高加林勇敢的表白，在魏巍看来，剧中的巧珍是一个热烈自主的形象，在巧珍的人物改编上也融入了更多现代感元素，让她一定程度上摆脱了80年代女性的依附性，让她能够在新时代立足，展示女性的主动性与生命力。同样，剧中的男女情感也比较符合当下年轻观众的审美喜好，比如高加林、刘巧珍爱情中青春懵懂、美好的一面，在刘巧珍面对爱情的态度上，《人生之路》将她改编得更热烈直接，更加符合当下青年人的爱情观。

《人生之路》对原著中巧珍的改动较大。

除了加入更具时代感的元素之外，在人物塑造上，赋予人物更多温暖、明亮的基调也是严肃文学影视化中的一大特点。《人世间》原著色调是钢铁色的、灰色的，王海鸰坦言，灰色给人坚韧、顽强的感觉，但同时也是沉重的。而她个人希望生活是明亮温暖的。任何一段生活，它都有两面性，就像大家生活在一个集体里，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因此剧中一些人物的改编也得到了相应的“暖色调”。比如《人世间》小说原著里冯化成被写成渣男，得意后始乱终弃，与周蓉离婚了。在剧版中王海鸰希望给人物的变化一些理由，因为妻子成长了，妻子不再像最初那样仰视他，他感到了失落，重新在其他女人身上找到昔日的感觉。于是，王海鸰将冯化成写成一个更合理的犯了错误的人，把这个人物完善了；原著中的骆士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发户形象，王海鸰把他改成了一个企业家，因为要写五十年的变迁，一定会写到改革开放，小说也提到，骆士宾从南方赚了钱回来，至于怎么成为企业家的，经历了多少挫折，多少困难，这其中对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家的描写就落到了骆士宾身上，这个人是颠覆性的改动。

《人世间》中，冯化成（上）和骆士宾的人设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动。

丨改编是否有边界感丨

不刻意迎合，“尊重”又“不尊重”

和流行文学、网络文学不同，严肃文学通常不是按照观众的愿望，而是按生活的逻辑和创作的逻辑去进行创作的。也正因此，在王海鸰看来， 严肃文学的改编原本就不需要刻意去“迎合”谁，人性是相通的，其中有生命力的人物放在任何时代，都一样可以得到共鸣。比如《人世间》中，周家小儿子周秉昆是全剧的核心人物，他没有哥哥姐姐聪明、出类拔萃，只有着一颗纯朴善良的心和敢于担当的勇气，他一路遭受着各种挫折，却没有像当下时髦的爽剧“大男主”一样，拥有一个逆袭“开挂”的人生。王海鸰表示，不是所有人生来就开挂、自带光环，那是少数，而周秉昆的价值观应该为大家所接受，而且所有普通人应该从他那里得到抚慰。“谁都愿意看英雄。但平民写好了，‘非英雄’写好了，写出人性深刻的东西来，一样会得到大家认同。”

《人世间》中，周家小儿子周秉昆和父亲。

赵冬苓对文学原著的态度则是，又“尊重”又“不尊重”。所谓的尊重，就是要尊重原著的精神，比如《红高粱》的精神是对生命力的歌颂，对野蛮生长、不屈灵魂的传递和发扬。赵冬苓用《红高粱》的九儿举例，她的行为方式中透露出不屈不挠的灵魂、旺盛而倔强的生命力，所以她也做了很多好事，坚持了民族大义，同时她也做了不少很“混”的事儿，比方她和余占鳌的关系，“但是这些行为非常符合她张扬的个性，我觉得恰恰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年轻观众的认可。”此外，在故事层面上，除了尊重原著的精神以外，赵冬苓坦言，原著对于自己来说只有素材的意义了，“在这个基础上自由地去重新构架、重新创作，去扩展它的内容，去写自己的人物谱系、人物世界。”

无论是哪一种创作方式，若想拉近严肃文学和当代年轻人的距离，在赵冬苓看来，首先编剧本人应该和现在的年轻人寻求到共鸣，如果编剧的审美已经落后于时代，也很难写出来一部作品得到年轻人的认可，甚至会散发出一种腐朽的说教意味。“一些作品不去寻找和当下的共鸣，而是站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去教育别人，这不是平等的姿态，也不会被年轻人接受。”

新京报记者 刘玮 张赫

编辑 佟娜

校对 赵琳